【北京临终关怀机构】北京首设15家临终关怀试点单位

北京某医院临终关怀病房内护士握着病人的手。(资料图片)

样本2 北京老年医院临终关怀病房

特点:北京第一家拥有临终关怀病房的三级医院

柔和的色彩、随处可见的卡通贴纸,绿色盆栽……与一般的病房不同,北京老年医院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病房不仅有专业化的生活、医学护理,还有舒缓治疗、心理干预、营养支持等。这里的病人会根据个人情况接受适当的“死亡教育”,并获得相应的心理干预。作为本市第一家拥有临终关怀病房的三级综合医院,这里的临终关怀病房规模至今仍是全市最大的。

始终处于满员状态

据老年医院临终关怀病房主任姜宏宁介绍,目前临终关怀病房有40张床位,2010年5月成立时只有21张床位。由于其后几年有需求的患者及家庭一直在增加,2015年10月前后扩充到目前的床位规模,但病床始终处于满员状态,且预约本上总会有不少病人在排队等床,等上一至两周时间非常普遍。

姜主任告诉记者,现在很多人对“临终”的概念还存在误解,来咨询的也有很多并不属于临终患者的范畴,其中以生活不能自理导致长期卧床的慢病患者居多。比如气管切开、卧床之后的褥疮患者等,在敬老院或者一级医院是没法处理的。虽然这类病人和家属希望转到像老年医院这样的综合医院来,但这类病人如果能护理得当,生命存活期是可以很长的,因此这部分人群实际上并不属于临终关怀病房收治的对象。

在接收病人之前,老年医院临终关怀病房的医生会进行病情评估,如果有以下两个突出问题存在就符合接收条件:其一是病情是现阶段医学手段无法治愈的;其二是病情处于进展阶段,重要脏器譬如肝、肾、心脏等已经出现功能不全,也就是衰竭状态,病人处于极度痛苦中。

适当接受“死亡教育”

“到我们这的病人都属于认可临终放弃积极治疗的。”姜主任说,近些年他所遇到的一定要求临终时还要积极救治的患者越来越少了,大部分患者亲身体验过治疗的痛苦,已经慢慢能够接受无法治愈、最终走向临终的这个现实。

“我们这里的大部分病人是了解自己病情的,所以他看到临终关怀这几个字不会出现心理上特别的抵触或拒绝。另外,入院后医护人员也会根据不同的患者情况适当地开展死亡教育:护士们会去了解病人的背景、家庭情况甚至知识层次,注意观察医生对其讲述病情时患者的反应和接受程度,以此来判断患者对死亡教育的接受度。对于那些特别敏感、对死亡话题采取回避的患者,医护人员也会尽量避免刺激到病人。”

姜主任介绍说,在临终关怀中评估病人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如病人是否处于重度抑郁或焦虑状态;同时还评估病人的社会支持能力,是否经常有家属陪伴等。对评估存在精神心理障碍者,需要优先进行心理干预,暂时不做死亡教育。

对评估心理状态较好的病人,死亡教育会与心理干预同步进行。死亡教育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要鼓励病人积极乐观地面对生老病死;其二会制作一些宣传手册,介绍关于死亡的一些宣传材料或者网站等,试探病人有没有兴趣了解与死亡相关的内容,如果病人感兴趣再继续进行更多的引导。“死亡教育因人而异,会特别慎重。”姜主任说,其实,死亡教育应该贯穿人生始终,从孩提时代开始。

现状 尴尬一:临终关怀缺乏统一标准

姜主任表示,目前护理人员缺口的确很大,而年轻护士的流动性也很大。除了人员缺口之外,中国现在急需建立临终关怀领域的行业标准体系,比如哪个级别的医院应该设立何种类型临终关怀病房,它的硬件和软件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收治病人的标准、服务内容的标准怎样设定?临终关怀病房的考核和绩效如何管理?这些都缺乏统一的标准。

“这就导致各地区各医院在人员培训等多方面存在差异,没有标准可循。很多情况下只能靠自己摸索,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就是医护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姜主任说。

尴尬二:部分患者有“压床”情况

临终关怀病房里也有一些病人住院天数过长,出现“压床”的问题。入院时病情严重,也符合临终的判定,但少数病人住院一段时间后,病情稳定了,按道理应该转出或居家。但由于目前社区以慢病管理为主,能够提供临终关怀条件的社区有限,因此,姜主任接触的病人在他们这里住院时间最长的可达两三年。

有些临终病人有自杀倾向,拒绝任何治疗,甚至拒绝交流。病房也出现过病人自己拔管、自我放弃的问题。“这种问题一旦出现就会比较麻烦。”出现心理应激性创伤,医护人员就需要强化护理、严密监护及巡视,也会请心理专科的医生进行干预,或者采取药物介入。

尴尬三:志愿者和义工缺口很大

姜主任说,参观访问国外临终关怀机构,感受很深的是国内的临终关怀还存在巨大的缺口:就是缺少志愿者和义工更多的参与。医务人员扮演了多重角色,一方面是为病人减少痛苦的医疗救治人员,同时还承担着面对死亡的心理引导人员角色,还要承担患者的生活护理和医学护理。

角色多,有利也有弊:利在于容易赢得病人信任;弊在于一旦出现心理波动或情绪激动时,病人容易产生心理防御,他们往往更愿意与一个“不相干”的人诉说,对志愿者戒心会少,有利于沟通交流和心理疏解。“目前我国这方面空白还很大,必须尽快弥补这些的短板。”姜主任说。

呼吁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姜主任说,目前,患者家属对临终关怀病房信息的掌握度并不高,网上的信息又鱼龙混杂,可信度打着问号。因此,他认为很有必要搭建一个公共平台,方便各个医院之间以及患者和家属都能够掌握信息,实现资源共享。但是他也坦言,操作起来有难度,因为北京的医疗机构隶属于不同的体系,所谓“八路大军”,在管理上很难达成一致进行统筹规划。

姜主任坦言,目前本市临终关怀机构形式较多,最常见的是一些慈善组织机构办的,如松堂关怀医院等。除此之外,养老机构也在参与重病老人的护理,但他们往往无法界定一些病人是属于临终关怀还是慢病护理,这些机构基本都是以生活护理为主,对于临终病人的舒缓治疗、心理干预、全面照护等很难保证。

目前,三级综合医院床位本身就紧张,需要急救手术的病人都排不上床位的话,很难再有余力接收临终晚期病人。仅有一些二、三级医院的肿瘤内科病房收治一些没有条件治疗的晚期肿瘤患者。目前医疗资源的配置很难解决临终患者的需求问题,需要政府统筹解决。(记者 徐晶晶)

■记者手记

直面死亡这一课 不能靠突击

中国人讲究“事死如事生”,更何况人还健在,哪怕是几乎丧失尊严地“活着”。因此,很多家属觉得治疗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即使已经没有医学上的救治意义。

这是我们国人与外国人文化传承不同的地方,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阶段,由护理人员开展死亡教育其实也有令医护人员尴尬的地方。很多国家的死亡教育实际上是从孩提时候就开始的,从国家的教育体系开始实施,逐层推广。而不是走到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再由医护人员短期内突然“单刀直入”地去跟患者谈怎么样建立一个正确的生死观。没有任何基础,让临终患者去接受这样的观念很被动,且存在显然的风险和难度。

从对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勇敢地面对死亡,早些接触这个问题,也让我们早些懂得,应该如何快乐地生存,过有意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