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事迹是个骗局】 第一个向全国报道雷锋事迹 作者是如东人

2018-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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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63年2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以通栏标题整版篇幅发表了专稿<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雷锋精神震撼了全国亿万读者的心灵.1963年3月5日开始,<人民日报>等全国报刊报道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五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题词早已尽人皆知,但是第一个向全国报道雷锋事迹的作者是谁?却鲜为人知.这篇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笔的经典文章的第一作者是如东人--新华社.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甄为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一年一度的"

1963年2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以通栏标题整版篇幅发表了专稿《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雷锋精神震撼了全国亿万读者的心灵。

1963年3月5日开始,《人民日报》等全国报刊报道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

五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题词早已尽人皆知,但是第一个向全国报道雷锋事迹的作者是谁?却鲜为人知。

这篇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笔的经典文章的第一作者是如东人——新华社、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甄为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日”到来之际,笔者拜访了87岁高龄的老记者甄为民。说起当初的采写经历,这位银发满鬓的老人仍然记忆犹新——

雷锋事迹的采写内幕

东北,黝黑黝黑的沃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为克服洪灾、失误、苏联专家撤退等各种困难,东北老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涌现出许多新人新事,和煦的阳光普照松辽平原。1960年初,沈阳军区为提高指战员的素质,开展了“两忆三查”,即忆民族与阶级压迫的苦难,查思想作风和斗志,部队涌现出雷锋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作为《人民日报》辽宁记者站记者的甄为民等去基层采访,深为雷锋事迹所感动。1960年10月26日,他首先采写了《毛主席的好战士》一文,在沈阳军区《前进报》发表。

同年12月13日,同一稿在《辽宁日报》以《红色战士雷锋》为题发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解放军报》也先后采用了此稿,但题目改为《苦孩子成为优秀的人民战士》。

雷锋牺牲后,《前进报》、《辽宁日报》先后发表了雷锋日记摘抄和专文介绍。当时,在沈阳军区和辽宁省的广大军民中开始兴起学雷锋的活动。此后,应《人民日报》特约,甄为民突击采写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专稿,并配以“辽宁广大青年热烈学习雷锋事迹受到深刻教育”的综合报道,同时在《人民日报》发表。

该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又用一个整版,发表了《雷锋日记摘抄》。甄为民在他的文章中着重探讨了雷锋成长的内外因素。

他报道了雷锋事迹的许多闪光点。比如,雷锋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好。雷锋平时舍不得花钱,却处处做好事,帮助别人。有人说他是“傻子”。雷锋却说:“如果说这就是傻子,我甘愿做傻子,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祖国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雷锋的可贵,就在于“自觉”这两个字上。雷锋是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依靠党和群众,自觉地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农业战线上的治水模范,工业战线上的先进工作者、红旗手,解放军中的五好战士,团组织中的模范团员,抚顺市的人民代表等光荣称号,就是雷锋以“自觉”的主观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的最好证明。雷锋同志的生命的火花是熄灭了,然而他的思想的火花将永远放射光芒。

甄为民采访雷锋事迹而发表的文章,是突击写成的“急就章”,是深谙时代脉搏,体现党心民心,经得起考验的作品。此文被收入多种文选,如《中国报告文学丛书》、《中国新文艺大系》、《新华社六十年》等书。著名作家魏巍指出:“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对雷锋这个共产主义新人的宣传,对我国青年的精神面貌,起了极为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远达国外。”

当然,作为甄为民在当时不可能预见他的文章发表后,从中央到基层,从领袖到百姓,在人民的心灵中,会引起如此深广的聚合效应。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物质条件较差、生活艰苦。此时此刻,人们在精神上更应该有所寄托,应该有一种榜样的力量给人以鼓舞,振奋人心,激励人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后来的事实证明,雷锋精神的传播,被人们认为起到“精神原子弹”的作用。也许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但是雷锋精神、雷锋事迹在当时确实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

走遍神州大地的记者

1960年8月,辽宁遭受特大洪灾,中部的煤炭之城本溪是重灾区。甄为民深入基层采访,半个月时间内发了十余篇报道。最紧张的一周,近乎每天发稿一篇。每天午夜前后,他都向新华总社发稿。他和记者们深入灾区报道抗洪,奔赴高炉、平炉、转炉,下沉到最深的矿井掌子面。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到了哪里,哪里就有打得响的报道。

1974年春夏之交,奉新华总社调令,甄为民调到大西南的新华社贵州分社。于是甄为民又以“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心态,“而今迈步从头越”,驱车步行,几乎走遍了当年红军长征时走过的贵州高原的山山水水。他访问了各族村寨的父老乡亲,发表了许多文章。

《丰收时节访涟江》发表于1974年6月18日的《解放军报》。《美酒飘香话茅台》刊于1979年11月4日的香港《经济导报》。文章借茅台之光将信息传向国内外,新华社播发了对外稿。《春催桃李》登在1978年7月5日的《光明日报》。《徐老总重返贵棉》一稿,新华社播发后为全国10多家报刊采用,《人民日报》刊于1980年2月14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世所公知,这是甄为民写作生涯的又一个好时期。这位老记者从长江三角洲的黄海走出去,历经华北中原黄土地、东北黑土地、西南红壤地区,定居金陵。在色彩绚丽的热土上,他笔耕“格子田”。有诗为证,“笔走龙蛇五十年,分明不憨亦非仙。

童心未泯豪情在,活水源头续新篇。”在南京,他采访费孝通,叙写费教授的治学和经历。文章刊于《江海学刊》1982年第1期。《德高才艺春常在》介绍了我国著名女书法家肖娴的艺术成就和精神境界。

1981年,费孝通三访江村,甄为民曾带领调查小组,协助费老深入调查研究43天。他参与“六五社科”重点课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后被收录于198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城镇,大问题》一书。

从1981年7月开始,甄为民搞新闻社会学研究,主持创办新闻学研究所。1986年又坚持创办了全国同行中颇有影响的新闻传播研究室。出了一批批研究成果,如《舆论传播学》、《新闻学传播研究》、《中国传播效果透视》等专著专辑。

八十年代中后期,甄为民和夫人史越娥(也是老记者)结伴旅行到西域,采访丝绸之路,探访兰州、敦煌,西出阳关,进入吐鲁番,穿越火焰山,泛舟天池,畅游乌鲁木齐,远眺天山雪峰。他俩写出了一些抒情文章,对祖国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从“烽火少年”到“资深记者”

甄为民,原名姚世虎,生肖属虎。从小爱看《水浒》,多少有点“武松打虎”之气。从小学起,他就随哥哥姐姐就读于古坝小学。1940年春,姚世虎进入邱升中学读书。其时,该校已有中共地下党支部的活动,其姐莫林(即姚世瑞)是党支部委员。

在姐姐的影响和帮助下,14岁的姚世虎对共产党和新四军有了初步的认识。在黄桥决战的隆隆炮声中,校地下党支部在一间草棚里秘密开会。新四军已经东进,上级党组织决定,让在学校搞红了的同学莫林、冒素英赶快撤出学校,参加新四军。

组织上要莫林做好弟弟的工作,继续留校学习。当时,也在草棚里的姚世虎,听到了这些话,接话说:你们去,我也要去。有人问他:你知道新四军是什么队伍吗?姚世虎回答说:是共产党领导的打日本鬼子的队伍呗。

姐姐说:新四军是要睡稻草铺的,参加新四军生活是很苦的。姚世虎答道:你能苦,我也能苦。你能睡稻草铺,我也能睡,我不怕苦。看着姚世虎这样坚定的态度,党员们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世虎便与大姐一起去参加新四军。那时的姚世虎不过才有步枪那么高。

这批参加新四军的四个学生,接着连夜步行到马塘。在上级领导叶胥朝(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区长,实为共产党人)同志的家里,叶笑着鼓励他们说:黑夜快要过去,黎明已经到来,你们参军,做了开路先锋。天亮后,四人便登上了去海安的木船。船从马塘向西行驶,途经古坝时,一位先上岸的老乡把他见到姚世虎姐弟的事告知了姚家父母。姚母连忙飞奔到大桥上寻找他们,但船已经开出了。这时,姚母大声不停地呼喊:“虎儿!虎儿!…… ”

他们到了海安不久,在新四军的驻地里,领导将莫林分配到苏北区党委党员训练班,姚世虎被介绍到苏北青年干训班学习(干训班后迁东台,称行政学院),这是一所抗大式的干部学校。1941年2月,姚世虎在干训班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因环境紧张,革命工作急需人才,他被分配到区党委机关报《抗敌报》当记者。从此,开始了记者生涯。

作为报社的记者,甄为民回忆说:我到抗敌报社后的第一次出差,就是跟随徐达同志到新四军一师师部政治部的驻地(如东县栟茶镇)附近的一个缪姓地主庄园里,找宣传部长张崇文商谈《抗敌报》交接中的具体问题,事情办得很顺利。

不几天,他俩就回到当时驻在浒澪的《抗敌报》报社。经过短暂的筹备,铅印的《抗敌报》出版了。它是苏中区党委机关报,也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喉舌。在四面强敌的包围中,在敌我顽的三角斗争中,这份报纸能迅速出版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他的第一次采访,是随俞铭璜(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去海边参加灶民(盐民)抗敌成立协会。会后,他写了报道给俞部长看,俞很认真地进行了修改。这是他第一次写新闻稿。原来甄为民在稿中套用了旧版新闻末尾的虚词“云云”,被俞部长删去了。

新华社苏中分社创办于1941年5月底。6月,甄为民就被分配到这个组织中,社长戈茅,副社长为徐达,记者有五人。当时,所有记者都必须独立完成许多重要的采访任务。在初期的记者活动中,他们有过多次难忘的采访经历和战斗活动。

作为随军记者,在解放战争中,他参加过解放高邮的战斗,在战场上写了许多战地报道。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甄为民奉调至北京《人民日报》工作,后又派驻江苏记者站工作5年。在这期间,他写作勤奋,被刊用的稿件颇多,影响较大,绝大多数文字都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论长道短,褒贬分明。既有正面报道,也有建设性的批评,还有夹叙夹议的述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党的报刊往往进行一些问题的讨论。这种形式,有利于发扬民主。1953年10月至12月,《人民日报》总编室有计划地发起了两场讨论,主题是“反对不真实的新闻报道”和“正确进行真实的批评”。甄为民主持讨论,写了文章,对正确的舆论导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时候,他在《人民日报》工作,用他的话说“干得痛快,写得开心”,可以“写一部《京华长短录》”。

1988年,如东邱升中学校庆50周年。甄为民回顾自己启蒙时代,作小诗一首,自云“涉世逢忧患,寻师进邱升,弃表别家去,持笔入枪林。”往事不由得涌上他的心头。

作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老记者,甄为民回顾过去,往事如烟,感慨良多。他说,我走了大半个中国,几十年的为人为文,不过是做了一件工作,那就是做了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打个比喻说,我就是做了一只司晨的公鸡,为党和政府做了点报晓的事情,向老百姓传播了春天的信息。此乃“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