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粥小九】如何评价《罪与罚》这部小说?

看完文艺作品后首先要考虑的是对自己看待世界的影响,而不是跳过对自己的影响而直接考虑艺术创作上的问题。那些看似不必再讨论的思想,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坚固。

拉斯科尔尼科夫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共鸣,除了人物本身的性格和心理之外,他的思想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对自己周遭的环境也是不那么满意的,我们也希望这个社会中不如意的部分有所改变,落后的地方能够有所进步。

当我们得知一些令人发指的亵童案时,得知那些不公平和罪恶的事迹时,期望罪人能得到应有处罚的时候,却发现有些主犯在法律或者其他正规秩序的庇护下安然无事。出于对受害者遭遇的愤愤不平,我们的内心难道不会升起一股强烈的憎恶和冲动吗?我们难道没有在脑海中想象过一些不被法律所容许的情境吗?如果这些受害人就在我们身边,那我们的情绪就会更加难以遏制。

那时我们就能理解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何要杀老太婆,就能理解伊万为什么要质问阿辽沙那个将军的问题,我们的心也有着类似的情感,强烈希望改善社会的期待,当现有秩序本身已经无法保护我们所爱着的人,随之而来的就是打破秩序的冲动,而“不可杀人”,正是最常被质疑的那个秩序。

这时候老生常谈的正能量和过于咬文嚼字的哲学都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情绪的巨浪冲破了日常秩序生活的堤坝,接下来便是关于“杀人”的思想洪流。

而罪与罚中的思想,就是围绕“杀人”的极端化追问,虽然我们自己不会去为了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杀人,但是对这些思想的思考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人类进步的领袖,真的仅仅是成王败寇?还是无论成败都不该得到世人的原谅?该不该承认他们有权利为了理想、为了拯救而杀人?如果承认,那么社会上其他类似情况的杀人者之所以被处死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功吗?如果不承认,那么我们是否不该安然享受革命家们所带来的成果?如果我们不承认他们有权杀人,却又安然享受他们所带来的进步结果——“虽然我不会去杀人,也不承认人有权利杀人,但既然那个杀人者以及被杀的人们都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而现实中留下来的只有杀人者对社会的进步改变,那么就应该不再思考那些过于遥远的问题,而是应该心安理得的接受当下的社会,并在当下的社会生活”,那岂不是等于是从根本上承认了拉斯科尔尼科夫那可怕的思想?在以往所不被承认的“超人”在未来得到了承认,他杀人的事情对未来的人而言仅仅是个史书上的事件而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那么就等于是虽然在认识上或者道德议论中不承认他有杀人的权利,但事实上人们对生活本身的承认就已经确凿无疑地认可了他杀人的权利。

作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为了社会进步而拿起刀剑的开创者?该如何看待那些杀人者留给我们的和平、财富和其他利益呢?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结局时虽然很希望自己能够有悔悟感,但他的良心却始终没能找到任何罪孽。直到他跟着索尼娅离开彼得堡,他还在想着“我的思想根本不是那么奇怪的”。他最后的转变是因为情感上受到索尼娅的感染,而把目光转移到了重新生活方面,暂时放弃了继续纠结这个思想,等于是选择了回避的态度,就像在母亲的安抚下终于停止了神经质的低语,合上了那双由于长久的折磨而布满血丝的眼睛。

但是,并不是每个拉斯科尔尼科夫都有希望碰到拯救他的索尼娅,和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样在苦海中挣扎的人们,该怎么办呢?他们该如何自救?思想在艺术创作中停止了,但现实的问题还在继续前行,那些悬而未决的、可怕的思想仍然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和更可靠的出路。

我们是否承认——如果社会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人有权利杀人呢?如果说一切问题的判断都要看具体情况而定,那是否就是说在某些“具体的条件”下,杀人真的可以成为被承认的权利吗?《悲惨世界》中G先生对主教说出“法国革命是必要的”时,无论他本人是否在认识上承认“杀人”是个合法的权利,他所赞成的革命者们手中的枪炮就已经做出了确定无疑的回答,而行为上的回答远比认识上的回答更牢靠。

也是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最有力的辩护。

但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了吗?真的要让“人有权决定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个魔鬼安然在心里住下吗?(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激进派革命家)或者虽然不让魔鬼在心里住下,但手却和魔鬼拉在一起?(G先生和所有其他人道主义革命家)亦或者在远处反对魔鬼,但是却不自觉地跟在后面捡起魔鬼掉落的财宝?(现代和平社会的我们)。

有人说,只要每个人对这个问题产生自洽的体系和回答就可以,不必寻求一个共同的答案。不同的思想可以各自成为每个人所信奉的真理,这其实就等于是承认了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客观存在的绝对真理,并不存在一个超越所有人意识、经验、感性、理性之外的存在来衡量或者裁决,那么实际上就肯定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在某些时候也可以成立,既然在世俗的法律和秩序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权威来评判,那么“你有什么权利决定他人生命呢?”就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人意见而已,“不可杀人”就不再是不可打破的信条,“杀人”在某些时候也能成为真理。

而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

有人说,唯一正确的答案是存在的,那么这个真理若要让人信服,就必须拿出证明,但是遗憾的是人不可能超出自己的局限,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决定了每个人的不同的世界观,即便有一个人坚信自己找到了绝对真理,他的感受还是思想都不可能完整无误地传达给对方,彼此之间很难让对方信服自己的观念才是绝对正确的,而且,谁敢说自己的观念才是超出一切之上的正确答案呢?然而,只有找到一种可以超越一切之上的裁决者,并且能让所有人信服,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才可能被真正彻底的驳倒。

但我们不能为了驳倒拉斯科尔尼科夫而强行虚构一个裁决者来驳倒他,那就等同于“因为在我的主观里它应该存在,所以它必然要客观存在”,这样荒谬的说法只能骗骗自己,或者仅仅在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哲学里玩玩文字游戏。

也许,真正的超人根本没有考虑像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么多的思想,他专注于去改变世界的法则,区区杀人的问题并不是他所关心的,有没有一个绝对的裁决者对他而言是无意义的问题。亦或者他也经历了诸多的斗争最后通过某种方式达到了最终的平静。

但我关心的并不是已经成为超人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对我们来说恐怕是一个望不到底的深渊。我更在意的是我们对于这些超出法律之外的人是否有着一以贯之的态度和原则。而目前的情况是人们普遍认为拉斯科尔尼科夫该被处刑,而超人却倍受尊崇和爱戴(越久远就越明显,他们的罪孽仿佛在随着时间慢慢淡化,甚至成了值得夸耀的点),即便人们在认识上对超人杀人的权利说“不”,行为上也仍然在说“是”。

如果原因仅仅在于拉斯科尔尼科夫没有足够切实的计划和足够强大的意志,那么是否可以说我们更关心的原则其实是带给我们切实利益的“执行力”,而不是“不可杀人”这个点呢?亦或者我们习惯于把判断权交给世俗的法庭而懒于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呢?

这些思考表面上是在判断别人,实际上是在审视自己的内心。就像伊万把杀父案和自己的“无所不可”的思想联系到一起,法律不会认可这两者的联系,但是伊万却因此陷入了道德的自责而最终走向疯狂。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也该能意识到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的,伊万的思想酿成了杀父案,世人的双重标准酿成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悲剧,今天疏于做判断的我们,很可能就是明天某一个新的悲剧的推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