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皇帝排序】为什么元朝皇帝的圣旨是白话?
元朝的圣旨中其实各种登基、册立、改元等比较隆重正式的场合都是用的很正宗的文言文。
比如《元典章》中忽必烈的建国号为大元的诏敕。
泰定帝的那篇白话文登基圣旨,在整个元朝,这种隆重正式的场合也只有这么一次。因为也孙帖木儿当时受封晋王,驻扎漠北,刚刚弑杀了元英宗的铁失等人,派人前来迎接其登基,而他身边的幕僚多半是回回人,也就粗通汉语,由于事情突然,天上掉下了一个皇位,必须得尽快继位控制局面,于是仓促搞出了这样一篇白话文圣旨。
按照元朝一般的惯例,登基诏书之类的重大文件,都是用汉语书写,再翻译成蒙古语。而泰定帝的这篇诏书出炉很可能是身边的幕僚根据他的口述,写的蒙古文诏书(蒙古语原文肯定是很优雅的书面语言),然后临时找来粗通汉语的幕僚翻译成汉语,蒙古语词汇直接逐字逐句翻译成汉语,语序语言习惯很生硬,蒙古语的一些助词直接用汉字“呵”、“者”、“来”等硬译。
元朝皇帝除了元武宗和泰定帝以外,汉学水平都不差,自己用汉语文言文写一篇也没问题。但是元朝官员,行省御史台六部等主官多半都是蒙古色目根脚官人(功臣后裔)出身,汉学水平参差不齐。而皇帝和他们日常交流、下达命令、颁布圣旨根本没必要用汉语,直接用蒙古语,蒙古语原文也都是书面语言,可是翻译的工作,很多可能还是回回人做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大致翻译出来一个意思,让手下的汉人吏员、衙役、当地的识字人大概能够看明白就是了,于是就留下了很多硬译体的圣旨、公文。
但是其实翻翻元朝的各种典章,相当部分还是用文绉绉的汉语文言文写的,还会出现一半硬译体,一半文言文的情况,可能是几个翻译合作的成果。
任何东西,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总会带着一些怪怪的腔调,即使是文言文翻译成我们现在的汉语,译者都是母语使用者,精通文言文,学富五车,都会带有翻译腔。那个年代,衙门里某个懂蒙古语的汉人小官或者回回小官,文言文水平一般般,翻成酱紫也情有可原。
另外,皇帝日常发布命令、批阅奏折、和大臣的通信往来,基本上都是大白话的,即使是清朝也都是如此:“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