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与聂耳的“惊天绝唱”
“同胞们,大家一条心,挣扎我们的天明,我们并不怕死,不用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
以上是田汉和聂耳于1934年5月联手,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的主题曲《前进歌》。不难看出,它和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颇为相似。
《前进歌》到底和《义勇军进行曲》有什么渊源呢?据田汉的长子田申(田海南)生前回忆,1934年5月的一天晚饭后,田汉带着他和聂耳去上海外滩体验码头工人的生活。懂英文的田汉看到码头上堆放的木箱上的文字后非常震怒:“里面装着军火!是运给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回去后,依据他的所见所闻,不长时间就创作完成了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的《扬子江暴风雨》剧本。
田汉把整个歌剧的作曲交给了聂耳。同时,聂耳还是这部戏的导演兼演员,在剧中扮演码头工人老王。
那时候21岁的聂耳精力旺盛,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既要和田汉讨论剧本的细节处理,又要帮助其他演员揣摩角色。聂耳虽然年龄不大,但指挥起来却头头是道。在《扬子江暴风雨》的排练过程中,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动作,他都反反复复地修改,常常忙得无暇吃饭,往往是在小摊上买几个烧饼或随便吃上一碗阳春面了事。
经过紧张繁忙的排练,歌剧终于上演了。1934年6月30日,上海麦伦中学“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校庆,左翼戏剧工作者首次公演了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当演出进行到最后,码头工人义愤填膺地把装有军火的木箱扔到黄浦江里,日本水兵开枪打死了工人于子林和小栓子,码头工人老王(聂耳饰演)抱着垂死的孙子(田申饰演)愤怒地唱起了《前进歌》那一刻,演员和观众的情绪完全融为一体,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像火山爆发般倾泻出来,大家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
歌剧《扬子江暴风雨》首场演出时,恰巧田汉的女儿田野也在台下看戏,当她看到台上哥哥田申扮演的小栓子被特务开枪打死时,就在台下大哭大叫:“哥哥被特务打死了!哥哥被特务打死了!”她的哭声,也深深感染了在场的观众。
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主题鲜明、结构简练、波澜迭起,表现了中国人民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全剧包括《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和《前进歌(苦力歌)》等4首歌曲。《前进歌》的词曲,已经有了《义勇军进行曲》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前进歌》其实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也是他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蓝本。
聂耳与田汉不同寻常的交往
有目共睹的是,田汉与聂耳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当代文艺史上的重要人物,一位是著名的人民戏剧家,一位是著名的人民音乐家。
1932年,田汉遇到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人物——20岁的聂耳。当时的田汉,已是有名的戏剧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
聂耳原名聂守信,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一个清寒的医生世家。1930年,18岁的聂耳为生活所迫来到上海,在烟店当了名店员,第二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师,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1931年4月,因耳朵敏锐,别人给他送绰号“耳朵先生”,他索性就此改名为聂耳。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黎锦晖是位热心于儿童歌舞音乐和通俗舞音乐的音乐家。
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7月,聂耳化名“黑天使”,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前辈黎锦晖:“我们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田汉由此注意到了聂耳。
当田汉得知聂耳的经历和追求进步的愿望后,就专门找到他彻夜长谈,向他介绍了上海音乐发展的情况。聂耳那时正为所在歌舞团整天演出脱离社会现实的“靡靡之音”不满和苦闷,共同的音乐追求使他们相识、相惜。在田汉的影响下,聂耳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父亲和聂耳由于共同的音乐追求一见如故。”田申生前曾多次回忆父亲和聂耳的交往情况。
古人言:“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只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的所思所言才能不谋而合。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在徐家汇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摄影棚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了与田汉的第一次合作,为影片《母性之光》谱写《开矿歌》。虽然聂耳比田汉小14岁,但两人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
田汉对聂耳的音乐才华赞赏有加。在田汉的遗物中,有一张写着密密麻麻铅笔字的16开稿纸,这是1949年田汉作为新中国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参加国歌方案拟定时,提交的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说明。
“我和聂耳合作过好些歌曲。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天赋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又勇于学习。他的作品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别人很不易驾驭的语句。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句很不易驾驭,而他却处理得很自然、有力……”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和聂耳通力合作,联袂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慰劳歌》《打长江》《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多首歌曲。至此,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戏剧改革的先行者田汉与中国新音乐的奠基者、人民音乐家聂耳成了中国近现代电影史上和新音乐史上志同道合的“黄金搭档”,两个人最后的合作则是《义勇军进行曲》。
从《聂耳全集》中获悉,聂耳创作的音乐作品共计42首,其中器乐曲7首,有歌词的作品35首。田汉作词的就有10首,是聂耳创作的歌曲中作词最多的人,还有5首歌词是田汉的夫人安娥创作的。
另外,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如果对比一下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和巅峰之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大家会惊讶地发现:这两首歌的第一句旋律居然一模一样,用的都是切分节奏!只是词不一样,一个是“开矿”,一个是“起来”。
聂耳为什么这样写?是无意中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的首尾呼应?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贫苦学生出身的聂耳,之所以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历史上留下不平凡的印迹,自然与他本人的音乐天赋和勤奋好学是分不开的。
《风云儿女》诞生民族超强音符
解读《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前前后后, 首先要从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老电影《风云儿女》说起。
1935年5月24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北京东路780号,后为黄浦剧场)首映。不过,比这部影片内容更为人熟知的是它的主题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被誉为抗战前线上最震撼人心的旋律。
1934年春,一家由司徒慧敏等人组建的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电通影业公司凭借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一炮打响,这是用国产录音机录制的第一部有声片,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也成为华夏神州一时的流行金曲。
紧接着,电通影业公司开始筹拍田汉撰写的文学剧本《凤凰涅槃图》(也称《凤凰再生》)。它描写的是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参加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故事。
谁料想,就在影片即将开拍之时,剧本作者田汉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当时歌词只写了前两段,还没创作完,分镜头脚本还没来得及下笔。1934年2月19日晚上,父亲和梅兰芳研究完到苏联演出的剧目后,就在要回家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以‘宣传赤化’的罪名给逮捕了。”田申的回忆录中记录了父亲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诸多细节。
关于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过程,长期以来,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以及网络新媒体有许多种说法,其中流传甚广的说法是,田汉被捕后,在监狱里把这首歌的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托看望他的亲属带出监狱,转交给了夏衍和孙师毅。
《义勇军进行曲》真是田汉在监狱里写成的吗?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刊登了文化部原副部长夏衍的文章。他说:“田汉在被押送去南京前,在香烟衬纸上写了一首‘生平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的七律诗。
林维中带女儿田野探监时,田汉让林维中把这首诗转给孙师毅和我。”夏衍(当时为中共地下党“电影小组”组长)说明,田汉在国民党监狱里写的不是歌词,而是日后编进《田汉选集》(戏剧诗歌集)里的那首七律诗《入狱》。
“1934年,电通公司(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成立,请田汉同志写一个电影剧本。这一年冬天,田汉同志先交了名叫《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给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同志。1935年2月,田汉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由我和孙师毅同志把田汉同志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拍摄脚本,孙师毅在征得田汉同志同意后,把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
”1983年1月27日,夏衍针对电影《风云儿女》来历的各种说法,专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写信澄清误传。
田汉长孙田钢跟“歌声中的抗战传奇”采风组的记者说:“电通影业公司一共创作了5个片子,其中《桃李劫》的主题歌就是爷爷写的《毕业歌》,影业公司觉得它效果很好,就又约他再写一个片子,然后他就很快又写了一个电影故事的梗概,叫《凤凰涅槃图》,当时还不叫《风云儿女》。”
由此可见,影片是在夏衍领导下将田汉的文学剧本《凤凰涅槃图》改写成分镜头脚本《风云儿女》的。
田汉,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1916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29年冬,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初,他和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7个常务委员之一。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参与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田汉与聂耳合作的“惊天绝唱”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叫《军歌》或者《进行曲》。2015年6月28日,采风组记者从上海国歌展示馆陈列的历史文献资料中获悉,1934年秋末冬初,田汉完成了《凤凰涅槃图》故事的初稿,交给了电通影业公司。剧本里的主题歌词,也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写在文稿的最后一页,当时的歌名叫《军歌》。
据夏衍回忆,文稿在编剧孙师毅桌上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后面几页不知什么时候被茶水弄湿了,歌词中有几个字已经模糊不清。夏衍和孙师毅仔细辨认后,一点点又抄写了出来。歌词抄清后,孙师毅把它转交给了聂耳谱曲。
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相继被捕,年轻的聂耳满腔怒火,主动请缨,担当起为影片作曲的任务。聂耳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居所内,短短几天内就谱写出雄壮的《军歌》初稿,并把歌曲名字改为《进行曲》。另外,由于田汉的被捕,原本由他来写的《铁蹄下的歌女》的歌词,只好改为由导演许幸之代为完成了。好在许幸之本人也是一位诗人,此前也曾发表过大批爱国主义诗作。
媒体资料披露,田汉的歌词初稿是一首自由体诗,各句字数不同,长短不一,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增强歌曲力度,作了三处修改:一是在歌词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完全分开,又在句末加上了休止符以作强调;二是将田汉原歌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去掉飞机,并在句尾也加上了休止符;三是在原歌词第六句“前进!前进!前进!”后再增加了一个“进!”
1935年4月1日前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坏消息接踵而至,要逮捕聂耳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为了保护新生力量,经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聂耳决定离开上海,先东渡日本,再经欧洲转到苏联,继续在音乐上学习深造。就在出国的前一天,聂耳还到上海荆州路405号电通影业公司摄影棚,用简谱初稿试唱,与司徒慧敏等人探讨修改意见。
1935年4月15日清晨,聂耳踏上东渡日本的轮船。4月底5月初,聂耳于日本东京将修改过的曲谱寄回上海,收件人就是电通影业公司的司徒慧敏和孙师毅。这样,一首表现中华民族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豪迈气概的战歌诞生了。这也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也是他和田汉合作的最后一首歌曲。
据上海国歌展示馆工作人员介绍,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之后,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正式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谱曲也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的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
另一种说法是,电通影业公司收到聂耳的定稿后,组织专人,几经推敲,孙师毅等人认为:歌名无论为《军歌》还是《进行曲》,总感觉主题不太突出,不尽人意。大家推敲后,决定将歌名改为《义勇军进行曲》。
为了主题歌《进行曲》的演奏效果更好些,影片导演许幸之找到作曲家贺绿汀帮忙,一块去找侨居在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尔夏洛莫夫代为谱写乐队伴奏,这就是影片中由小号和军鼓进行伴奏的主题歌。
1935年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今徐家汇公园小红楼)灌成唱片发行。一星期后,该录音转录到了电影《风云儿女》胶片上,完成了整部影片的后期制作。
与此同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先后在1935年5月10日《中华日报》第一张第四页副刊版和6月1日出版的半月刊杂志《电通》画报第二期上发表,广为宣传和传唱。
凝结着中国人民不懈求索的印记
《风云儿女》上映后,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成为铿锵有力的抗战歌曲。它表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激励和鼓舞了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信心,具有高昂的时代激情和雄伟的民族气魄。
然而,无论聂耳还是田汉,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听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1935年7月,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出来的田汉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兴奋,但惊闻聂耳遇难,他失声痛哭,作悼诗曰:“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远不止于银幕和唱片。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也一度成为“八百壮士”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国歌展示馆讲解员介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战斗旋律之一。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了中华民族不屈精神最真实的怒吼。戴安澜将军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这首歌曲定为该师的军歌;1938年,前来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在山东台儿庄的阵地上,带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战地记者爱泼斯坦记下了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前仆后继,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悲壮一幕。
《国歌档案》一书这样记述:云南滇军的64军在台儿庄打胜仗,高唱的就是“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马来西亚和印度当时游击队的广播电台把它作为开始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时,美国政府提出:在联合国胜利之日盛大演奏中,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的代表音乐。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爱国人士刘良模因在国内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而遭迫害流亡美国。赴美后,他继续介绍推广《义勇军进行曲》。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得知后,非常喜爱《义勇军进行曲》,为支持中国抗战,特意灌录了名为《CheeLai》(译为《起来》)的唱片,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他还把这张唱片的稿费寄给田汉。
宋庆龄还为其亲自撰写了唱片序言:“我很高兴得知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将一些最好的歌曲翻唱给美国人,这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发出的声音⋯⋯”
《义勇军进行曲》不但在抗日战争年代被广为传唱,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定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何为国歌?它是表现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是能代表国家政府和人民意志的乐曲;它代表着人民的心声,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的缩影。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义勇军进行曲》无愧为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的“第一插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所有的中华儿女无论走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这壮怀激烈的旋律响起,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2015年是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适逢《义勇军进行曲》诞生80周年。回眸这首歌曲的兴衰历程,无不凝结着中国人民对振兴中华的不懈求索。
参考文献:
1.王文和《电影金曲百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9月版。
2.梁茂春《世纪之歌——评聂耳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20世纪中国名曲鉴赏》,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章华明、陈刚《刘良模与<义勇军进行曲>》,中国基督教网,2010年8月4日发布。
4.木胜玉、徐前《<义勇军进行曲>背后的那些人、那些事》,《人民日报》2010年5月4日。
5.杨冬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上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1月1日。
6.袁成亮《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党史纵览》2008年第7期。
7.李菁《<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反抗歌》,《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9月28日,第546期。
(选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歌选》“歌声中的抗战传奇”赵乐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