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开国将军】张崇文将军 文革时被当叛徒监禁五年的开国少将

朱虚之将军简历 朱虚之（1912-2000），浙江省临海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无线电队分队长，红一军团无线电中队中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无线电大队副大队长，通信营营长兼第三科副科长，山东纵队政治部直工科科长，鲁中军区组织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司令部三处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中南军区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直属部队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空军干部部部长，空军技术部政治委员，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政治委员，空军副参谋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台州唯一一名红军将星。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朱虚之与革命

1926年，当时还叫朱文林的朱虚之从回浦中学毕业，毕业后，由其兄长资助入南京钟南中学，因交不起每学期五十大洋的昂贵学费，为早些找到工作，他加入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交流所学习报务，是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军事交通技术交流所三期生（通信学校第三期、黄埔军校第八期）。1930年春入学，1931年3月就随毛炳文的第八师到江西“围剿”红军去了。

朱文林随毛炳文参加了对江西红军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朱虚之加入了红军。

朱文林参加红军时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在旧军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对他没有多大影响。投身革命后，朱虚之迅速提高对革命的认识，认真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1933年5月，由钟夫翔等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他历任军委总台副报务员，红三军无线电分队队长，军委电台一分队队长，红九军团电台分队队长，红一军团无线电中队队长。他担任的是电台的报务和机务工作，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转战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身先士卒。

1934年底至1935年10月，朱虚之任无线电队第四分队队长，隶属红九军团。遵义会议后，为了再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毛泽东又一次出奇兵。3月24日，派红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分抵习水的李子英、良村、兴隆场，“示形”于东北。军委并加派三十分队无线电台给红九军团，以加强他们与军委的通信联络。

2000年11月朱虚之逝世时，中央军委特地在其《生平》中重申了这段历史：“红九军团脱离主力单独活动在滇黔川至与主力红军会合期间，他带领所属分队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圆满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红九军团马鬃岭分兵诱敌，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佯动。对于保证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胜，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在长征途中，为了确保军团首长与军委及所属部队的联络，无线电器材成了红军中更为宝贵的珍宝。每天翻山越岭，行军打仗，不管是风雨交加，还是大雪纷飞，电台报务人员每天一到宿营地，就架台工作。行军中，不论是报务员、运输员或炊事员生了病或掉了队，朱虚之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别人骑，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模范行动，带领大家排除了千难万险。

1935年10月，红一军团跟随毛主席胜利地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军团首长对无线电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虚之先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前总）无线电大队副大队长兼一分队队长，负责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派驻南京的办事处和115师、120师、129师及各旅旅部的联络，还与国民革命军个别战区司令长官公署联络。

在平型关歼灭日寇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的战斗中，他指挥一分队将电台架在五台山顶上，使朱德总司令的指挥所与115师林彪师长的电台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为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3年7月，朱虚之离开鲁中军区，年底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后转一部。1945年4月七大召开，他作为山东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七大”之后，朱虚之便结束了在延安党校的学习生活，被编入去江（苏）浙（江）的干部队，随后中央令江浙干部队转赴东北工作，于11月初到达锦州。从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直到东北全境解放，第四野战军入关进军到武汉，朱虚之的岗位没有变动过，变的只是部队番号、时间和空间。

　　朱虚之与地空导弹部队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随着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空军的通信工作亟需加强。此时，四野老参谋长刘亚楼又想到了朱虚之，请朱虚之加入空军，出任空司通信处长。而萧华，则是朱将军参加红军第一天与他谈话的红军营政治委员。

朱虚之不负重托，在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勇于开拓，勤于思考，使空军司令部的通信工作面貌焕然一新。1953年10月，在老首长、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元帅的领导下，有丰富组织工作经验的朱虚之又担任了空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1956年6月至1959年10月任部长），在空军干部管理岗位上一干就是七个年头，并且取得了在空军内外上下有目共睹的崭新业绩。

也是在这一岗位上，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定为行政七级。

1960年1月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朱虚之为空军技术部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朱虚之迅即到职，从那时起他就全身心投身到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中。1960年4月，空军技术部部长一职暂缺，1961年3月，朱虚之兼任部党委书记。1961年10月，任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政委（7月兼党委副书记）。1966年5月，任空军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政委兼党委书记。

十年中，朱虚之的履历表上职务多变，但办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用地空导弹把敌高空侦察机揍下来。他的“高射炮”最多时为十六门，每门“炮”由一个营（实为一个团的军官，而且是有文化懂技术的干部。这些干部都在原来的职务上降了二级，即营长原是团长，连长原是营长）来操作。

尽管技术部有部长（后空缺）、副部长，高射炮兵指挥部有司令员、副司令员（第二高炮指挥部司令员空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线，办自己的事，地空导弹部队专职最高总指挥官总是朱虚之少将。对外宣传中的“解放军空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如果落实到具体的“经办人”，那就是朱虚之。他们的战绩是击落U-2五架，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三架。

朱虚之是个勤于思考、大智若愚的人。他既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创造了近快、更近快、超近快战术，反电子干扰、反反电子干扰；又要研究对付自身缺失的办法，勤于总结失败的教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如查明制导雷达跳高压是责任事故，对未查明失利原因就拆下照射天线的鲁莽作法的否定，等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排除各种干扰，维护空军二炮和技术学院的稳定，全力以赴，对付敌高空侦察。他当手操办的共和国大事，已永载国史。

1969年9月，57岁的老将军出任空军副参谋长，是空军参谋长和四位副参谋长中仅有的老红军、老将军。

朱虚之为对历史负责，特意撰写了二万多字的《六十年代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成长纪实》一文。这份《纪实》是将军晚年心血的结晶，它的最初文稿是1989年，未定稿于1991年10月印出，最后定稿时间为1994年5月10日，前后经过了四五年时间。

朱虚之与临海

朱虚之这个名字，是他1931年8月参加红军后改的。他原名文麟，亦作文林。朱氏先世在西乡埠头朱，分支迁塘里朱，后迁居县城五所巷。

将军还有一个学名，叫朱雯，在回浦中学1929年的毕业生名录里，就有这个名字。台州中学也是将军的母校，他先入省立六中，因大革命时期该校经常发生学潮，后又迁移外乡，这对一门心思想读书的朱雯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因而转学到了回浦。

朱虚之从1931年参加革命离开临海后，只在1950年回过一次家。朱化芸老师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朱化芸是朱虚之四叔朱虚衷的孙女，也就是朱虚之的堂侄女。

朱化芸记得，正是小麦黄熟的季节，朱虚之回到了家乡临海。当时，朱虚之在第四野战军的老战友江华正出任浙江省长，朱虚之到浙江公干时，江华邀请他回家乡看看，他欣然同意。

朱虚之当时级别已经比较高，所到之处有警卫开道，也在附近路段实施戒严，由部队同志直接送入五所巷老宅。当时20岁的朱化芸已经在大石教书，因为农忙时节放假在家，所以有幸见到了将军伯伯。

在朱化芸的记忆中，朱虚之穿着整齐的军装，人比较瘦，很精神，浑身上下散发着军人的正气。但是他与家中小辈说话时，态度亲切，有问必答。朱化芸记得，自己当时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伯伯，尤其对他们长征途中的辛苦特别好奇。

她曾问朱虚之：“你们在长征途中真的有喝过皮带汤吗？”朱虚之笑着回答她：“皮带每个人只有一根啊，哪能顿顿都有皮带汤喝呢？有皮带汤喝已经算‘美餐’了。过草地的时候，我们就吃草根和树皮，爬雪山时，我们就啃雪块。”在家时，朱虚之最常对小辈们说的就是：“你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创造生活，劳动最光荣。”

朱虚之在临海住了一个月左右时间，期间他基本没有出门，都在五所巷老宅与家人一起，偶尔接待客人。朱虚之最喜欢吃的就是临海的小吃，他的哥哥嫂子还有朱化芸的奶奶就一起做麦油脂、糟羹、扁食这些临海传统小吃给他吃。

这次之后，朱虚之就没有再回过临海了，但家乡时时在他心中，愈到晚年，思乡之情愈切。在济南无影山，为了了解家乡的消息，特意订了《浙江日报》。1989年、1991年、1992年家乡刮台风、发大水，朱虚之将军从电视上得到消息，十分焦急与不安，写下“唯望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们身体安全无恙。并望在可能情况，协力同心，逐步恢复学校的教学事业，恢复家园，生产自救。至盼。”

儿子记忆里的父亲朱虚之

朱虚之将军有四个儿子，长子松滨、次子汉滨、三子运彬、四子海滨。

此次记者联系到在北京的朱松滨先生，他深情地聊起了他记忆中的父亲。

记者：印象中,您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朱松滨：在我的印象里，我父亲是一个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工作勤勤恳恳，对同志平易近人，对家庭充满关怀的人。

记者：您觉得您父亲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是什么？对您影响最深的是哪个方面？

朱松滨：我觉得父亲最可贵的品质是他平静淡泊的人生态度。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他对世事炎凉的困惑和对革命工作的懈怠。对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安排的职务，评定的级别，从来没有流露出任何斤斤计较的情绪。无论是技术性工作，军事性工作，政治性工作，还是新兵种的创建工作，他都是义无反顾，热情承担，积极开拓。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史上一共打下五架U2飞机，全部都是在我父亲主持地空导弹部队工作期间取得的胜利。有不少部队指战员因为这些胜利立功授奖，个别人还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但是我们家里却没有一张我父亲与打U2有关的照片，无论是打下飞机后的领导现场视察，庆功场面，还是事后中央首长的接见、颁奖场面，一概没有。

我在感到些许惋惜的同时，也为我父亲这种全心全意为胜利，为工作，从不贪功，从不炫耀个人的高风亮节所感动，所启示，我下定决心，一生都要向父亲学习，做一个像他那样无私奉献的人。

我父亲出生于浙江临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他参加红军之前就有很扎实的文化技术素养。因而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科学，重技术，重人才。

作为儿女，父亲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日常生活中，他对身边所有人不但一视同仁，而且平易近人。他从不摆官架子，从不发脾气，也从不训斥身边的人。

记者：您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平日里对孩子们强调最多的是什么品质的培养？

朱松滨：父亲基本不过问我们的学习，特别是数理化，基本是放任自流。间或父亲也会和我谈一点诸如学校最近都学一些什么课呀？讲的都有什么内容呀？有时候还读一下我的作文。有一次，他得知我们的语文教材里选取了一些古文，他一时兴起，把他收藏的《古文观止》拿出来，要求我要好好阅读里面的古文。

和我聊起了王勃的《藤王阁序》。我还是有生第一次见到父亲，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军事干部，竟然会对古代文人的文章如此有兴趣，如此熟悉，读起来还如此动情。我才觉得父亲和我见过的其他司令政委们可能真是有点不一样， 我想，这也可能是父亲从家乡带出的基因吧，崇尚精神志趣，崇尚人文品格，崇尚历史古风。

父亲十分强调艰苦奋斗。记得有一次，全家在饭桌上聊起今后打仗会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我随口说，都现代化了，爸爸坐车起码还不得是212（军用吉普）？他很严肃地说，那说不定，一切时候都不能忘了艰苦奋斗，任何时候还是要有骑毛驴的思想准备。他这样一说，我们也都无话可讲了。

父亲十分注意教育我们要克服革命干部家庭成员可能产生的特权思想，反复强调不能有任何高人一等的想法。记得有一次，我特别想去北京工人体育场看一场十分难得的国际足球赛，可是单位年轻干部比较多，人人都想有票去现场观看，办公室因此没有像往常那样给我们家发请帖。

临时又来不及去搞票了，我急得不行，情绪一时转不过弯来，手上开始摔摔打打，嘴里还嘟嘟囔囔，父亲听见了，把我好一顿训斥，说一次两次看不了球赛算什么？人家老百姓有几家能看到呀！不要老是觉得你有什么特殊，别人事事都要照顾咱们家。听了他的话，我的情绪才渐渐平息下来。

记者：对您父亲来说，他觉得自己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是什么？他是如何做到的？

朱松滨：父亲好像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流露过他对一生中哪几件事是最值得骄傲的。不管是在四野总部工作，随部队从哈尔滨一直打到武汉，还是为空军组建了通信部队和地空导弹部队，他从未挂在嘴边。每每部队打了胜仗，受到上级领导乃至中央首长的接见，嘉奖，他参加或是没参加，从来都没有跟我们提起过，总是一如往常地上班，下班回家，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躺在沙发或者床上看《参考消息》，看看电视，和老婆孩子们聊聊家常，或者准备周末去钓鱼的渔具，尽情享受家庭的温暖和乐趣。

在他们老一代革命者身上，有的好像就只有兢兢业业工作的本分和那份完成工作的舒心和满足。

记者：能否回忆一下您和父亲之间印象最深的几个小故事。

朱松滨：父亲在山东济南空军干休所时，我带着老婆孩子去探亲，用区别针到水稻田里钓了不少青蛙， 我爱人用辣椒爆炒了大家吃，父亲当时那份大快朵颐的享受，尽显无疑。 我才突然意识到，父亲是南方人，母亲是北方人，在北京时的炊事员也是北京人，我母亲不吃辣，一大家人吃饭，也从来没有特意为父亲烧过南方菜，他居然从不计较。

今天一盘辣椒炒田鸡， 恐怕是沟起他的思乡之情了吧？从来没看到他吃得那样香。可惜我们当年都忙，没有想到陪老人回家看看，也没有让他经常吃到家乡的饭菜！

父亲寡言少语， 很难看到他表达自己的感情。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将母亲每一次的中医药方全部收集下来，收集了厚厚的一本。我爱人第一次去美国留学，在北京准备衣物， 父亲突然自己坐火车从济南赶来，要为她送行，我们当时都很吃惊，实在感到意外。后来我们夫妻已经在美国，儿子小小年纪 好不容易办下签证，需要自己独自坐飞机去美国，父亲居然又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到机场送行。

我爱人总说，父亲把他两个书橱里的书送给了她，对她来说，那又是一个意外。病危时，父亲嘱托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兄弟团结！” 

记者：您父亲对家乡怀有什么样的感情？

朱松滨：父亲参军后一直没有回家乡，直到解放的时候，才第一次回了一次家。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过。到了晚年，他开始思念家乡，思绪越来越重。

我们在临海举行长城节的时候，应邀回过老家，在我爷爷的墓碑上，我们非常意外地看到我儿子和侄女的名字（打破了当地“只刻男， 不刻女”的风俗），深深感到他那份孝敬前辈之心之真切，之情之深远。

（本文史料据王荣福《朱虚之传略》、朱汝略《缅怀临海籍老红军朱虚之空军少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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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为了统一训练机构,实行统一训练,统一战略战术思想,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决定将华中雪枫大学、东江纵队和淮南军区随营学校,以及筹建中的山东军区军政干校、通信学校等五个单位统一改编为华东军政大学。

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兼任校长,余立金、曾生任副校长,张崇文、陈铁君任正副教育长,欧阳平、许彧青任政治部正、副主任。1946年11月25日在山东莒南县大店村举行了庆祝学校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

张云逸提出“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建校思想和行动准则。学校任务是:为前线野战兵团培训师以下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为军区机关和地方部队培训部分军政干部,为野战军炮兵和军区通信部队培训技术人才。

学校依据战争的需要,采取“短期速成”的方针。每个学期的学制不固定,一般为二至六个月。第一期受训学员约五千人,编为七个学员大队,一个教导团。一大队由原山东军政干校编成;二大队由华中雪枫大学编成;三大队由原淮南军区随营学校组成;四大队为上干队,由华野部队和东江纵队的营团干部编成;五大队由东江纵队编成;六大队为炮兵大队;七大队原拟接收解放军官,后另作安排;八大队为通信大队。

学校重视实战学习,先后派干部和教员参加鲁南和莱芜战役,深入前沿连队,从战斗动员到战斗组织、实施,直接吸取作战经验。

炮兵大队直接参战,取得了不少经验。为了前线的需要,从1946年12月起到1947年3月,二千七百名学员分七批提前结业,奔赴前线,为战争胜利增添力量。

第二期于1947年6月1日在山东掖县吕村开学,受训学员三千二百九十一人,这期编为一个军事研究班和五个大队。军事研究班为野战部队调来的师团军政干部二十八人,一、二大队主要培训营以下军事指挥员,三大队培训营连政工干部,四大队主要是教育改造起义、解放军官,五大队仍为通信大队。

学校为适应作战形式的变化,开展了以阵地攻坚战为重点的战术训练。连以下各学员队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了以“诉苦运动”为中心的阶级教育。

第三期于1948年3月开学,受训学员二千五百六十七人,编一个高级研究班,五个大队和一个教导队。高级研究班下属一个师团干部队和二个营级军政干部队,学员一百一十四人。根据华东军区党委决定,本期集中时间从1948年3月至7月,历时四个月在学员中深入开展土改教育和“三查三整”的新式整军运动。

高级研究班突出学习***的十大军事原则和华野九纵队潍县城市攻坚作战经验,研究强攻城市坚固防御作战特点和手段,以提高学员攻坚的指挥能力。本期共毕业学员二千四百五十一人,大部分分配到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奔赴中原战场。

第四期于1948年11月开训,主要为培训起义、解放军官和在济南地区招收的青年学生一千二百多人。***军起义军官,主要来自淮海前线起义的张克侠、何基沣所部和在济南战役起义的吴化文部的部分军官。解放军官主要是潍县、兖州、济南战役解放,经解放军官训练处选送的。

起义、解放军官共六千五百人。政治理论教育是本期的主要课程,起义、解放军官开展控诉坦白运动是教育的主要形式。青年学生着重进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初步树立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军队服务的思想。

在1948年3月第三期开学后,第七纵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振中将军受命接替黄火星(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中将)任七纵政治部主任。此时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副司令员林维先、詹化雨,副政治委员黄火星,参谋长冯文华,政治部主任张崇文,副参谋长张元培。

下辖第十九师(师长熊应堂,政治委员萧学林)、第二十师(代师长朱鹤云,政治委员邓少东)、第二十一师(师长谢强,政治委员何志远)。

七纵属第二兵团(内线兵团、山东兵团、许谭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谭震林(兼),副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刘少卿,李迎希(1948年8月任),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的前身,该纵队是由新四军第三支队等部发展演变而来的。

1938年春,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和闽西游击队一部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支队司令员,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第五团、第六团,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岩寺镇地区集中。

7月,第三支队开赴皖南前线,同日军作战多次。12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调至皖南归第三支队指挥,第三支队第六团调至苏南归第一支队建制。1940年,第三支队改称为新四军新编第三支队,辖第五团、军部特务团。

1941年5月,新四军新编第三支队、无为抗日游击队和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分部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第十九旅和挺进团。1945年10月,第七师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近二万人撤离皖江地区,由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步新、参谋长孙仲德率领开赴鲁南,隶属于津浦前线野战军(后改称山东野战军)。

1946年1月,新四军第七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七师。10月,第七师师部率第十九旅与华中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合并,仍称第七师(师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副师长林维先,参谋长胡定千,政治部主任黄火星),下辖第五、第十九旅和特务团(由原淮南军区独立第五团改称)。

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第七师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副司令员林维先,政治部主任黄火星),所属第十九、第五旅分别改称第十九、第二十师,并以鲁中军区第四、第六团组建第二十师,共二万五千人。

3月以后,转战鲁中山区,先后参加莱芜、孟良崮等战役。8月后,归东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指挥。1948年3月,第七纵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参加胶济路西段作战,攻克张店、淄川等地。4月至5月,在胶济路中段作战,在西线连续八天阻击济南***军东援,对确保潍县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6月至7月,转至津浦路中段作战,与第二、三纵队等部一起,攻克兖州及曲阜、邹县等城。在9月中下旬举行的济南战役期间,与兄弟部队一起在滕县一带阻援,使徐州地区***未敢北援,保障了攻济作战的胜利进行。

入冬参加淮海战役,在徐州以东先切断黄百韬兵团向西逃路,继而参加阻击徐州东援之***军,后又参加围歼黄维兵团,共歼***军二万馀人。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军长成钧,政治委员黄火星,副军长詹化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邓少东,参谋长熊应堂),隶属第二野战军第八兵团。

所属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依次改称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全军共三万馀人。1949年4月20日,参加渡江战役,突破江防后,急插至郎溪、广德地区,截歼南京等地南逃之敌,取得歼灭***一个军的胜利。

5月,参加上海战役,攻克吴淞,切断***海上逃路,俘敌八千馀人。6月2日,攻占崇明岛。9月至12月,进至皖南剿匪,歼***游杂武装四千馀人,为巩固皖南新区打下了基础。1952年7月20日,中央***决定第二十五军军部及第七十五师师部调归至空军,第七十三师调归第二十三军,第七十四师调归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五师各团调归江苏军区,第二十五军番号撤销。

1949年3月,在徐州将1947年夏以华东野战军教导团为基础,抽调一批军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三野随营干部学校改称为第三野战军随营干部学校。***兼任校长,特调张崇文为副校长。主要是为渡江后接管城市作准备,招收青年学生,培养知识分子干部。二十四军七○师后勤部副部长朱立仁也被抽调到这里,担任后勤处长和招生委员会主任。振中将军遂离开七纵政治部主任岗位,走马上任。

1949年7月,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加速干部队伍的培养,第三野战军将随营干部学校和第八兵团部与原来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合并,扩建成新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副校长,钟期光任副政治委员,聂风智任教育长,刘清明任副教育长,余立金、张崇文任政治部任副主任,下设浙江、福建、山东三个分校。

10月18日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次年12月,该校奉命改编:一部分并入军事学院,主要部分改建为第三高级步兵学校。

原华东军政大学于8月在苏州改编为华东军大第二总队,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为人民解放军培训了二万多名师以下军政干部。

总高级步兵学校和高级步兵学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中级指挥军官的指挥院校。它是高、中、初三级指挥院校中承上启下的中间教育环节。

1950年3月5日,总参谋部向各大军区发出文件,决定将各大军区的军政大学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其所辖各分校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学校。其具体番号是:西北军区的步校称第一高级步兵学校;西南军区的步校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华东军区的步校称第三高级步兵学校;中南军区的步校称第四高级步兵学校;东北军区的步校称第五高级步兵学校;华北军区的步校称第六高级步兵学校。

3月30日,根据中央***关于东北军区不办高级步兵学校,其干部由华北军区高级步兵学校培养的指示,将第五高级步兵学校改称二十七步校。

1952年6月23日,中央***发布经******签发的《关于调整全国军事院校的命令》。命令指出,为适应现代化战争及军队整编后干部的需要,对全国军队院校(海、空军除外)进行统一调整,以统一学校的管理,统一干部培养计划,统一教育方针与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命令确定:全军中级指挥院校设总高级步校一所,高级步校二所,1952年9月1日,设在武汉的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改称第一高级步兵学校,设在石家庄的第六高级步兵学校改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1955年5月,又冠之以地名,改称汉口高级步校和石家庄高级步校。

1952年5月,以设在南京的第三高级步兵学校为基础改建为总高级步兵学校。原第一、第二两所高级步兵学校改建为军队其他院校。1953年9月,总参谋部发布命令,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级军事学校条例(草案)》,为中级指挥学校的训练提供了依据。

到1955年底,先后从总高级步校和五所高级步校毕业的学员共一万二千零六十一名。这些学员在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高级步兵学校1952年2月以原第三高级步兵学校为基础筹建。当年5月2日,中央***发布电令宣布总高级步兵学校正式成立,陈赓任校长,杨勇任副校长。7月,陈赓、杨勇调离学校,***任命宋时轮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1953年1月10日,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正式开学。中央*********于1月7日发来训词:“为了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

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水平。对于这个目的,你们的学习和教学工作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

***还规定了总高级步校每天的训练时间为:理论教育五小时,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一小时。1953年9月,总参谋部发布命令,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级军事学校条例(草案)》。为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其他中级军事院校的教育训练提供了依据。

总高级步兵学校的学制,完成班为二年,速成班为一年,学校的课程安排,军事课占百分之七十二,政治课占百分之十,文化课占百分之十八。当时,学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在接受系统正规的专业学习以前,要先入预科班,用半年到一年时间补习文化知识。

总高级步兵学校针对学员的特点,在教学中注重启发式,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一般理论讲授后,要通过自习和课题讨论,引导学员领会精神实质,然后进行步兵战术作业的组织与实施,最后组织实兵演习。1956年4月,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军事学院在江苏省的苏州至吴江地区组织了江河水网稻田地试验性演习,取得了步兵、坦克、炮兵和输送车辆在这一地形上行动的经验,为水网稻田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了资料。

(《中国军事教育通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总高级步兵学校在六年时间里,先后完成了三期培养学员的训练,正式训练和临时训练的学员达五千馀人。振中将军在总高任政治部副主任六年,其间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膺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抗战团级)、一级解放勋章(解放战争军级以上)。

1958年11月14日,中央***同意总参谋长黄克诚《关于总高级步校与军事学院合并的报告》,总高级步校遂并入军事学院,组成军事学院基本系二部。

振中将军从此调离军校,调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不久又调任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中,他被诬为叛徒,受到迫害,1968年被投入监狱。九一三以后被解放出来,仍在铁道兵政治部,为顾问,1978年为五届全国***委员。铁道兵全军裁撤后,老将军离职休养。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是从战火中诞生、修路中成长的一支铁道工程技术部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技术兵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坚持这一革命精神,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志为铁道兵成立三十周年的题词,正是对铁道兵部队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和国家体制、军队体制改革的要求,1982年12月,***、中央***决定将铁道兵机关、部队、院校等并入铁道部。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铁道兵建制共十五个师,七十五个团(每个师五个团)、两个指挥部、三个直属团、六个驻外省市办事处、九个直属仓库、十五个直属工厂、一所学院、一个研究所,共一百三十个单位。振中将军大多去过,他过细的政治工作在干部战士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8年7月,我从许嘉璐、邹小丽、谢纪锋、张之强诸先生习小学。在报上看到将重新实行军衔制的消息,于是想到去拜望振中将军,地址是九十岁的老法政、老军人章升平先生提供的,他曾参与过营救振中将军的工作,当时正与我切磋诗词楹联。

将军住在总政金沟河路干休所将军楼,是正兵团职离休。一幢两层的小别墅,中间隔开,左右各住一家。他住西边,单门出入,配有一辆专车。我去的时候,他正在院子南边的空地里莳弄花草,就站在走廊说话,问了好多话,也杂七杂八谈了许多事。

过了好久才叫我进客厅坐下。我拿出只值几元钱的一小袋茶叶(250克),说是家乡带来的。他说你从临海大老远来,不能送东西的。后来就回答了我问的一些问题。那时我对他了解很少,他就捧出将帅名录来给我看。

他家里还有一些大照片,多是些参加军事会议的合影,上有***、***、***等老帅。最后还介绍了他所用眼镜的悠久历史,授衔时配的,花了多少钱买的,已是无拘无束地拉家常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才省悟到将军当时是以他的丰富阅历,不动声色地对闯入他家的不速之客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考核,最终确信站在面前的不是骗子和乞丐,而是一位从内心敬仰他的同乡后辈。

当天我就写了一篇千字文,用平信发到台州日报社,过了几天报社小李(现在的晚报副总)来了封电报,要我把稿子拿给将军审阅。于是我又将底稿抄了一遍,唯恐他不在家,又准备了一封短信放在稿子前头。称呼是“振中将军勋鉴:”他好像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台头了。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还“勋鉴”呐!接着看我的稿子:老将鬓如雪 军歌响心头——“八一”前夕访张崇文将军

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同时,通过了关于确认1955年至1965年期间授予的军官军衔的决定。7月13日上午8时整,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按响了北京五棵松一个独家小院的门铃。这是根据昨晚电话中的约定,前来拜访人民解放军1613位将帅中唯一(有误)的台州人,浙江籍五位(有误)少将之一的张崇文将军。

年逾八旬的张将军器宇轩昂、神采奕奕,虽然鬓发如霜,步履稍为迟缓,而在和蔼可亲的的眉宇间,仍流露出一股军人特有的果敢刚毅之气。在二个半小时的长谈中,将军问起了家乡的建设、乡间的年成,也自然谈到了他的革命生涯。

他1906年生于临海城关,少年时就读于省立第六中学,十七岁入杭州法政专门学校,担任杭州学联宣传部部长,作为全国学联代表,参加“五卅”运动,驱逐反动校长,因而被校方开除。其后他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那里参加中国***,并受党组织委派,1927年初回家乡成立***组织,任临海支部***,后又任杭州中心区委***。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苏联留学三年,在***的牢狱中整整七年。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抗大九分校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校长,粟裕兼校长的华中雪枫大学副校长,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三野军政干校副校长,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等职。解放后,他在第三高级步校、总高级步校、国防科委、铁道兵政治部都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

将军捧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此书载录着我军1955年至1965年授衔的十位元帅、十位大将、五十七位上将、一百七十七位中将、一千三百五十九位少将的礼服照和简历。他翻到自己的那一页,四百多字的简历记述了他从1925年开始到任铁道兵政治部顾问、第五届全国***委员的革命历程。

他指着礼服照向我介绍,这是1955年9月***总理向他授衔后拍摄的,胸前的两枚勋章,一枚是一级解放勋章,一枚是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根据最近中央***《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他还将得到一枚红星功勋荣誉章。

我提起将军的一副象棋被博物馆珍藏的事,将军纠正说,不是一副,而是两副。第一副是在***的监狱里用黄米饭做成的,那是1930年他从苏联回国后,任中共杭州中心县委组织委员,不幸被捕,反动派判处他无期徒刑,在狱中他任特支委员、***,领导难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才得以出狱。

第二副是用煤制成的,那是***中他受***一伙的诬陷迫害,被囚禁于周口店。现在这两副象棋已作为历史文物被珍藏于浙江博物馆。

将军关心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建设事业,订阅的《台州日报》是每期必看的。解放后曾两次回到故乡,前年回家乡,还到仙居、黄岩、椒江等地巡视。将军动感情地说:祖国的今天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战友用生命换来的。

其中也包括我的二哥崇德,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一起受党的委派赴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大学,因为反对王明,他被害了。1938年前后,台州有许多热血青年奔赴皖南,经我们教导队集训后分到各部队任职,他们大多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我们是不能忘记他们的。

这位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虽已离休,但仍然在为党工作者。他说:***员的责任是永远不能离休的。针对有些同志争级别,无所事事的情况,他写了劝戒他们并用以自勉的“健康是最高级别,离休是学习开始”等语。抽空撰写回忆录,创作诗词,乐而忘倦。

他捧出厚厚的一册《将帅诗词选》,内有他的诗作。《听黄桥烧饼歌》下半首:“烧饼靠火军靠民”,此中深意耐吟哦。长征新路重跃马,愿君长记烧饼歌。当年他是***、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的政治部宣传部长,他的另一首诗《参加“黄桥决战四十周年纪念”有感》,也载入了这本诗选:黄桥决战四十周,陈粟当年巧运谋。

红旗漫卷民情沸,白马长嘶敌焰收。苏中户户迎新曙,金陵瑟瑟怨深秋。老兵重来鬓如雪,军歌犹自响心头。这军歌,既是指当年的新四军军歌,也是老将军六十多年战斗生涯中斯须不离的忠诚之歌。

时间已是十点多了,我起身告辞,将军和夫人执意送我到院门之外。我已不是军人,此刻谨向老将军行了一个深深的注目礼。

将军看完,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有点感动的样子,说写得可以。只是说将军的军衔确是总理授的,但并不是周总理亲手给每位将军授衔的。这样写,也可以。我就急着告辞去给报社复电(张已阅同意),将军和夫人徐真非要留我吃中饭不可。

我走不了,就比较拘谨地吃起饭来。普通的四菜一汤,他们还不断地给我夹菜,劝我多吃点。最后还要喝一小碗汤。烧菜的保姆是三门人,菜是啥味道至今忘了,而将军的热忱始终未忘,米饭很好,不是我们那时都常吃的那种普通的大米。

大约一个月后,将军寄给我一帧照片,胸前佩着新授予的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我回赠了一首诗:坚贞主义矢靡佗,六十霜风侵鬓皤。负笈惟追真理远,拖镣怎奈赤心何。黄粱黑炭开奇局,白马红旗扫小倭。八百勋臣分一席,星辉烨耀晚晴多。

后来振中将军还寄来一些诗,其中一个复印件是他父亲1925年除夕1926年元旦写的。还托我在临海再找一些资料,希望能写一篇关于他父亲的文章。十年间竟一无所获,前几年却意外地得到了镜潭老先生的一批手札,可惜振中将军已经不在世了。

1990年10月29日闻知振中将军偕夫人回乡,住在临海市招南楼,时值家严病危。等到市招见罢将军回医院时,家严已经咽气了。第二天火化的事未完,匆匆赶到郑广文祠接将军到我在的卫校,又陪着去了我家属的单位,幼儿园的小朋友列队欢迎将军爷爷和奶奶。回京后,还为建造望江门便桥捐款一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