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门票】樊锦诗:莫高窟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一部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0月14日讯(记者 成琪)“莫高窟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白天想着是敦煌,晚上梦里头梦到的还是敦煌,我已经年过八十,能为敦煌做点事,我觉得我是无怨无悔,这是我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当樊锦诗轻轻地说出这句话时,记者为之动容,从1963年开始,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已经待了整整56年。
10月12日,国家博物馆6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上,已经81岁高龄的樊锦诗用90分钟给我们讲述了她的敦煌情。
和记者见过的所有“敦煌人”一样,樊锦诗低调、内敛但是很有个性。她个子不高,但是充满正能量;她头发已花白,但是激情依旧,她给这次演讲起的名字是“永远在路上”。而这五个字也是敦煌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的生动诠释。
“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现场 中国经济网记者成琪/摄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每个人都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担当。196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樊锦诗服从国家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工作。
然而樊锦诗和敦煌的缘分最早却源于中学时候读的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那篇文章介绍了莫高窟是祖国西北的一颗明珠,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念念不忘这篇课文,我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去敦煌看看,后来凡是出版关于敦煌的图片,许多关于敦煌的展览,我都会留意关注。”大学毕业前的实习,樊锦诗和几个同学被安排去莫高窟实习,终于使她有机会一睹敦煌艺术的风采。
置身在古老而又气势恢弘的莫高窟艺术圣殿,看着丰富多彩、灿烂瑰灵的壁画,精雕细刻的栩栩如生的彩塑,这一切让樊锦诗震撼、倾倒、陶醉。然而当她走出洞窟却看到是另外一个世界,“想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远远望去满目荒凉,周围是戈壁沙漠、环境闭塞、物质匮乏。”时隔多年,樊锦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十分感概。然而即使环境如此恶劣,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依然在敦煌安然地工作着,这让樊锦诗当时很不能理解。
随后的水土不服让她不得不提前离开了敦煌,“离开敦煌后,那些精美的敦煌艺术却仍然长久的在我脑海里头萦绕,在我心里忘不了,但敦煌艰苦的生活却使我望而却步,我没有一点再去敦煌的想法。”樊锦诗坦言到。
没想到第二年1963年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樊锦诗和另外一位同学被直接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虽然父亲曾经写信给学校希望能让她重新分配,但是她还是服从了分配,“既然敦煌需要,我应该听从国家的召唤,在那个时代,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只是没想到一去就是一辈子。”
后来,樊锦诗历经了和丈夫两地分居19年,一家三口分居三处的离别生活,直到1986年,她的丈夫彭金章下决心离开武汉大学,来到敦煌支持她的工作。正是因为丈夫的理解和支持,才让樊锦诗安心在敦煌工作了一辈子。“这样的丈夫我想了想,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樊锦诗深情地说到。
“我在敦煌一转眼待了56年了,半个多世纪围着敦煌转,有的人问我你待的住吗?我想我丝毫没觉得枯燥,因为它是值得的,因为敦煌事业是一个高尚的事业,重要的事业,需要有人为它去奉献,也是可以做出贡献的。”樊锦诗坚定的说,“只要莫高窟永远存在,就会有一代又一代人为它继续奉献。”
2005年10月12日-樊锦诗院长向美国盖蒂保护所阿根钮先生和玛莎女士介绍敦煌研究院的学术成果 敦煌研究院供图
“使命在身,不容你三心二意”
樊锦诗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而她当上院长的时候,已经近60岁了,本该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被赋予了重任,而且一干就是17年。
从学术业务到管理工作,对樊锦诗来讲这是个巨大的改变和挑战,“我是管理上的门外汉,我不知道什么叫管理,更不懂得如何对古代石窟艺术和文物遗产进行现代化的体系性的综合有效的管理,怎么办呢?只有边干边学。””
后来借着编写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整理材料的机会,樊锦诗看了不少的文件和资料,从不太懂,到懂得如何去保护,再到明白要用科学技术的思维依法管理。“管理实际上是赋予你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解决问题,要解决一件跟石窟保护有关的问题。”她这样总结自己的管理使命。敦煌是人类的文化瑰宝,不可再生,不可替代,“为了保护好莫高窟,我们的管理一路走来不敢停,不敢歇气,因为使命在身,不容你三心二意。”
1987年,莫高窟成为中国第一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批准的世界文化遗产,使莫高窟的价值又上了一个台阶。同时恰逢改革开放的机遇,也打开了敦煌研究院的思路和视野。
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也让樊锦诗看到了自己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差距,为了缩短差距,敦煌研究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在全国文物界开启了国际交流合作的先河。“合作中我们一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的原则。
”合作机制从最初单向引进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发展到双方平等对话,合作解决莫高窟文化遗产的重大疑难问题,培养专业人才。合作的领域从最初的本体保护,培养高端专业人才、壁画数字化,发展到全方位的探索莫高窟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研究,长期的引资育才,“这些使我们保护研究弘扬莫高窟文化遗产,积攒了足够多的管理经验,不仅提升了莫高窟保护管理的科学水平,还扩大了敦煌研究院在国外的影响。”
改革开放给敦煌研究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一些要求将莫高窟市场化的声音此起披伏,怎么办?樊锦诗到处找人,最后决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这些遗产,她提出了要制定莫高窟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在当时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这些法规和规划为莫高窟保护撑起法律的保护伞,抵制了一些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建议、要求和压力。
作为中华民族古代艺术盛典的敦煌莫高窟,在其1900年被发现之后,历经风风雨雨,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一些壁画、彩塑正在退化,如果不抓紧保护,可能面临着快速消亡。如何保护这些壁画和彩塑?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樊锦诗,直到80年代末,有一次去北京出差,她去看了一个科技展,了解到“图像的数字化存在计算机里可以不变。
”这句话让她产生了数字敦煌档案的念头,她马上向领导报告,于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当时全国计算机和互联网还没普及的情况下,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合作,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敦煌壁画数字化采集。
“原来我们要搭梯子爬上去看字,摇摇晃晃爬上去看几个字下来了,下次还要看另外的字,再爬上去,现在不需要了,通过数字化,可以直接放大,放大到百分之一百的时候,壁画的泥巴质地都出来了,画笔的笔触都出来了,实际上莫高窟每个洞的彩塑壁画、历史信息,我们都可以用数字化保存,建成数字档案。”谈起敦煌数字化,樊锦诗很是自豪。
随着敦煌数字化实现,敦煌壁画艺术也可以到各地进行数字巡展,还可以通过各种移动终端设备,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莫高窟的艺术之美。
2001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曾经去过敦煌莫高窟,那时候人不是很多,2015年记者再去敦煌莫高窟时,门票要提前预约,人数也比之前翻了好几倍。敦煌旅游的迅速发展,莫高窟游客数量的持续攀升,使敦煌莫高窟的保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实,早在2001年,樊锦诗就敏锐的感觉到,将来旅游人数的大量增加,而洞窟的容量有限且材质都是泥巴、草、芦苇等,异常脆弱,如何解决旅游和文物安全的问题?
“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合理旅游开发,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要利用先进的科技跟管理手段,加强对文物的监测,注意它的保护的状况,使文物保护跟旅游开放得到平衡发展。”遵循着这个原则,经过不断的探索实践,终于找到了一个既不影响文物保护,又能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和游客需求的方法,那就是数字电影加实体洞窟的预约参观方式。实践证明,这个效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巴西世界遗产委员会曾经对樊锦诗说,敦煌研究院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质环境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送给人类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此外还把莫高窟保护管理旅游开放的经验典型案例向各国遗产地传播。
2004年10月23日,樊院长在莫高窟第285窟向《敦煌再发现》剧组人员讲解洞窟内容 敦煌研究院供图
“我的梦想就是把莫高窟做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
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樊锦诗成为了100位“改革先锋”中的一位。201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她又获得了国家荣誉称号。但是她把奖状、奖章包括奖金全部交给敦煌研究院,在她看来,这两个荣誉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是敦煌研究院几代人几十年的拼搏和努力奋斗的成果。“我只不过是代表。”她淡然地说。
樊锦诗更高兴的是国家对文物事业的关注。“我们要保护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时代的文化遗产,这些文物遗产遍布于全国各地,很多文化遗产处于山冈、农村、荒山野岭、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中有许多人一生坚守在这些文化遗产地,没有他们的坚守,这些文化遗产就得不到保护,他们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这两个荣誉也是属于他们的。”樊锦诗深情的说。
文物是国家文明的象征,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这么一座无与伦比的莫高窟世界文物遗产,在我们的手里如果有什么闪失,我这个守护人不就成了罪人了吗?所以怎么努力都是应该的,再难咬住牙想办法去做,不能让它灭了。
”回顾自己在敦煌的工作,樊锦诗这样说到,“我常常说,不要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要把交给我的工作,交给我的事情当一回事。说话、做事不要忽悠,要下实功,要脚踏实地,不下虚功,每个人把该做的做好,每个单位把该做的做好,我想这个国家就好了,这是我的理解”
“我经历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我的工作就是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服务的,我的梦想就是把莫高窟做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做成可以积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世界性的遗址博物馆。”樊锦诗说,“路漫漫其修远兮,莫高窟的保护和全国所有文物的保护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