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余占鳌小说】《红高粱》中余占鳌的原型是曹克明

为了寻找到更多关于曹克明的资料,王凯曾经找到了上世纪30年代曾在高密县政府当过会计的单明斋,他与曹克明是同学,两人非常熟悉。据单明斋回忆:“曹克明是高密西乡人,先后就读于高密县小、山东省立一中和北京中国大学。在北京读书期间曹克明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受组织委派回乡开展工作,担任了中共高密县南郭庄支部书记。”

在这期间,曹克明做了一件大事,发动农民暴动。事情发生在1928年,南郭庄一带很多地方都成立了贫民会,贫民会是中共山东省委发展的一个秘密组织,主要由贫雇农组成,组织大家在合适的时候进行“抗税、抗捐、抗粮、抗租、抗丁”暴动。

处在地主压迫下的农民在这种反压迫的解放思想影响下,纷纷加入进来,一时间贫民会的成员达到200多人。为了进一步壮大力量,曹克明等人又相继在潍河东岸柿子园、西注沟、马家埠等村建立了贫民会组织。眼看着成员日益增多,中共高密县委觉得是时候发动一场农民暴动了,时间就定在秋收季节。

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晚,暴动开始了。曹克明率领暴动农民抓走了几个地主,分了他们的家产、烧了他们的房子,还当场处决了最大的地主。当晚,他们又在大街上摆下桌子,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村政权组织。但暴动很快就宣告失败了,由于思想的狭隘性和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当镇压他们的联庄会到来后,大家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去了。

这次暴动坚持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邻庄一位支部书记遇难,贫农们又恢复到此前碌碌无为的生活状态。暴动失败后,曹克明逃离高密,暂时回到了山东省委,之后他将被派往更重要的位置。

曾任青岛市委代理书记

曹克明即将到来的这个地方就是青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在1990年出版的《中共青岛党史讲座》中有这样一条重要信息:“从1927年8月到1934年,七年当中青岛党的市级组织,先后更换了29届,平均每三个月更换一届。其中有十一届市委的任期都在一个月左右,最短的那一届只有半个月。”

之所以出现这种混乱局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自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被屠杀,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另一方面,曾在省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山东早期党员王复元与其在省委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胞兄王用章,相继叛变投敌,他们对全省的组织状况非常了解,疯狂地破坏党组织。

当时中共青岛市委常委会得到消息,王复元即将来青岛进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3月,中共青岛市委常委会改组,由王景瑞、曹克明、解开业组成常委会,并将机关转移到工厂区,以铁路机务段、四方机厂、大康纱厂、钟渊纱厂、码头工人为中心开展工作。

4月,青岛市委书记王景瑞调任山东省委特派员,被派往淄川开展党的工作,市委工作由曹克明主持。但这并没有阻挡王复元的“破坏步伐”。据《青岛市志·大事记》记载:“1929年7月2日在济南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夫妇等8人由于叛徒告密先后被捕。

9日、10日,青岛的省委机关5人又先后被捕。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在青岛由曹克明、党维蓉、徐宝铎3人组成。”他们一方面要应对“白色恐怖”,另一方面要处理青岛工人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统治,要求改善劳动待遇,举行的全市性大罢工。

罢工工人以日商各纱厂、丝厂、木厂、火柴厂、油坊的为主,英商烟厂和中国四方机厂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大罢工从1927年7月份开始,持续了半年时间,人数超过2万人,在青岛和山东工人运动史上均属空前,被称为“民国十八年大罢工”。

据记载,8月19日至9月5日,中共中央派陈谭秋先后两次来青岛巡视工作。8月21日,陈潭秋在青岛主持召开中共山东临时省委成立会议,决定山东临时省委暂驻青岛,王进仁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党维蓉任宣传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曹克明任巡视员,并研究了青岛党的工作和领导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斗争。

就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曹克明来了青岛又离开青岛,待得时间并不长,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给了城市信报记者一个数字:“一个多月。”

被捕后叛变革命

加入共产党后,曹克明一直是个重要角色,很多重要行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但1930年春天,一切都改变了。

《高密文史资料第一辑》收录了一篇对老党员耿梅村的访问记录《关于高密革命斗争的点滴回忆》,其中提到曹克明到潍县后的事情。他当时任县委书记,一次组织活动被反动派察觉,临时改变计划停止了行动。事后曹克明要回家看看,说家里还有几棵梧桐,想卖掉弄点经费。一回家,便被反动派看了起来,由动摇而叛变。之后,他带领潍县国民党警察逮捕了潍县县委委员于画舫、张子宾等人,使潍县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叛变革命的曹克明,回乡参加了当地的联庄会。以前他是农民暴动的领导者,现在他参加了专门镇压农民暴动的联庄会。上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名字,王凯解释说:“联庄会是民国年间由地方士绅和地方政府联办的一种保安组织,一般都拥有武装常备队,主要用来防匪防盗,维护地方秩序,保卫乡梓安全。”

当时高密东北乡有很多土匪,他们拉帮结派,在高粱地里神出鬼没,拉驴绑票。电影《红高粱》中,余占鳌抬着九儿的花轿从高粱地里经过时就遇到了带枪的土匪,还被迫解了裤腰带把钱扔进了土匪的黑袋子里。之后九儿被土匪绑走,伙计们凑了3000大洋才把她赎回来。

这便是东北乡土匪的典型做法,王凯描述:“如果肚子饿了,就抓两个人,扣一个,放一个,让被放的人回村报信,送来多少张卷着鸡蛋大葱的大饼。吃大饼时要用双手拤住往嘴里塞,这叫"拤饼",于是当地人就称呼土匪叫"吃拤饼的"。”

曹克明没有当土匪,而是利用联庄会拉起了一支队伍,又收编了附近一些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手下有了一千多号人马,成了高密一带呼风唤雨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