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爱国 范旭东:中国近代化工之父
他是范仲淹的后裔,出生贫寒却一路奋起,以一种石头地上种菜的精神,开创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由于事业的开创性和艰难,在毛泽东谈到中国工业四个不能忘的人物当中,他是被认为最有勇气的一个。
世人都知侯德榜,是因为“侯氏制碱法”,却不知道有他,他是侯德榜工作的永利公司的创始人。
日军侵华后,他提出“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他去世后,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去探望并送上挽联,毛泽东:“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蒋介石:“力行致用”。郭沫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
他就是范旭东。卢作孚先生说:中国真正的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永、久、黄”团体,是范旭东先生在天津一手创办的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所共同组成的化学工业团体。范旭东先生也正是因为创办了“永、久、黄”团体,而被尊称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永利碱厂的坎坷之路
一战期间,比较受欢迎的制碱方法是苏尔维法,西方国家由于在技术上形成垄断,对外不公开。同时,国内的纯碱市场被英国卜内门公司(今ICI公司的前身)所垄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洋运输困难。外商乘机将纯碱价钱抬高七八倍,甚至捂住不卖,使许多工业陷于停顿。
碱为工业之本,洋货一天不来,便一天没有办法,眼看大好的发展机会被错过。1917年冬,张謇介绍化学家陈调甫、数学家王小徐、上海的实业家吴次伯给范旭东认识,共商开办碱厂的事。他们一见如故,范旭东后来追忆说:“南北同志都愿把久大当作中心办永利,中国碱业这粒种子,就在塘沽种下了。”
他们在天津太和里范旭东的家中建起了一座3米高的石灰窑,由王小徐绘制草图,制成一套制碱设备,进行了3个多月的试验之后,打通了工艺流程,制出了9公斤合格的纯碱。而一些人才也在范旭东的感召下慕名而来,其中就有解放后成为食品工业部部长的李烛尘。
碱厂在筹建的过程中曲折丛生,在范旭东矢志不移的坚持下,1918年,永利制碱公司在塘沽正式成立。同年冬季,陈调甫去美国考察制碱生产技术,购买机器设备,顺带招揽技术人才。1919年,范源廉出国考察,范旭东趁机委托哥哥转请李国钦先生代永利制碱公司采购机器,并托在美读书的陈调甫协助进行。
李国钦极赞成范旭东的事业,只收百分之二的佣金为永利引进机器,并且为范旭东请来化工专家侯德榜和美国技师李佐华。侯德榜1919年在美国接受了范旭东的聘请,为筹建永利碱厂在美国进行考察和设计工作。1919年携带设计图纸从美国回来,从此担当起永利公司的总工程师。
永利初建,资金来源不足,范旭东就以久大的名义向金城银行借款。在陈调甫再三修改设计之下,十层高的制碱用南北两楼在塘沽也建立起来。这楼房成为当时华北最高的建筑物,极为宏伟,至今还巍然屹立。
在制碱技术上,永利碱厂经过艰苦的摸索,也几经挫折。侯德榜担任碱厂总工程师后,他深入实际,多方考察,经过两年的钻研,终于把比利时苏尔维兄弟发明的制碱法掌握到手。经过反复试验,1926年,永利终于生产出可以与外货并驾齐驱纯净洁白的碱,范旭东把这种碱取名为“纯碱”,以区别于“洋碱”。从此,永利纯碱开始畅销各地,纯碱之名传遍全国,而日产量也逐渐增至二百吨。中国制碱工业从此确立。
同年8月,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永利公司的红三角牌纯碱,被大会授予金质奖章,获奖的理由是永利公司所作的努力象征了“中国工业的进步”。永利纯碱开始蜚声海外。
永利的成功大出卜内门的预料,甚至令之感到惊恐。1925年春,卜内门公司向范旭东一再表示要求会谈,并提出要以他们的资金和技术经验与永利实行“合作”,企图插手控制永利的事业。范旭东则以公司注册章程内规定股东只限于持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而加以拒绝。
卜内门公司拿出大鱼吃小鱼的惯技,1926年至1927年两年间,卜内门的碱价一直下跌,一直降到原价的40%以下。另外,卜内门在营业上也采取措施,他们所委派的代销店,每届年初换订新约时,都要强行规定各店不得兼销别家的碱,使得卜内门的代销店都不敢和永利接近。
对永利来说,纯碱牌子初创,市场生疏,若不依靠国内代销店和碱店协助,很难和用户发生关系,经过多次与代销店协商,永利以比洋碱便宜3角钱的价格销售自己的纯碱。
同时,范旭东私底下秘密和三井财团接触。当时恰好日本的三井与三菱两财阀相互争霸,三井因无碱厂而引以为苦。范旭东通过三井在天津的商行,允许三井势力在日本试销永利纯碱。三井的分支机构遍及全国,永利的碱价格低而质量好,用户无不乐用。这样卜内门公司在日本的市场被冲击得乱七八糟。卜内门见无法挤垮永利,终于提出条件,愿意退让而与永利合作。
在国内外的一片赞扬声中,范旭东鼓励侯德榜写一本制碱的学术著作,打破制碱工艺讳莫如深的保守局面。1933年,侯德榜的《纯碱制造》一书出版,轰动了全世界。这次轮到卜内门的总经理慕名而来,希望亲眼看一看永利。范旭东没有出面接待,而是吩咐同事,如果卜内门总经理要求参观碱厂,可以陪同进厂,但只让他看看锅炉房,谢绝参观主要车间。这是作为20多年前他参观卜内门时受到羞辱的“礼尚往来”。
久大精盐公司—中国第一家精盐厂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7岁的范旭东跟随哥哥范源濂前往东京求学。1908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后留校任教。辛亥革命消息传来后,他决定回国。回国后的范旭东,由梁启超推荐进入财政部,被派到铸币厂负责银元的化验分析,这是他第一次,也是一生唯一的一次担任官职。
按规定每枚银元的重量为七钱二分,纯银含量为96%,可是铸币厂偷工减料,从中贪污,擅自降低纯银含量。范旭东每日辛勤化验,但总是发现分析结果不符合标准。他屡次向上反映,要求回炉重铸,均未获准。愤怒之下,两个月后他就坚决辞职了。后来每提到这件事,他便说:“我一次就饱尝了官场腐败的滋味。这样也好,使我另辟途径,自谋出路。”
1913年已经出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为范旭东争取到一个赴欧洲考察盐务和制碱工业的机会。当时,中国人食用的盐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并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曾经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其实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
范旭东用将近一年的时间,考察了欧洲各大工业强国的制盐方法和设备……在领略西方工业文明的同时,他也饱受歧视。在英、法、比等国考察用苏尔维法制碱工厂时,他多次碰壁,不准进入现场。在英国卜内门碱厂参观时,傲慢的主人嘲弄地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还是看锅炉房就好了。这段经历对范旭东触动很深,个人开创事业的激情加上民族自尊,成为他一生事业的强大动力,并使他拥有了超越钱财之上的追求。
回国之后,范旭东几次深入天津塘沽对盐田进行考察。“那一带,白的是盐,黑的是煤”,他不无感慨地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也愿意埋在这个地方。”他觉得自己办厂的决心再也不能迟疑,在朋友们解囊相助之下,“久大精盐公司”创办起来,梁启超也对他时时关怀,甚至引笔为他作账。最终久大募得公司资本5万元,由范旭东担任总经理。
1915年,他在塘沽购置的作为厂房的十六亩地进入投产。久大精盐公司的工厂以海滩晒盐或卤水加工,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的方式,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久大的精盐以五角形“海王星”为商标,品质洁净、均匀、卫生,品种主要有粒盐、粉盐和砖盐等,传统制盐方法生产出来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
范旭东的精盐公司发展很快。初创时资本仅五万元,每年产量三万担,后来资本达到二百五十万元,产量为五十万担,该公司成为我国最大的精盐生产单位,销路遍及南北各省。
虽然久大很快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但同时也遭到了中外盐商的共同敌视。有史以来长江中下游等地的食盐运销由官商合伙垄断,盐商就是依靠这套专卖制度来获取暴利,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于是,各种关于久大精盐有毒之类的谣言在市场上散布开来。
而英国驻华公使甚至妄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久大公司的运盐船出港。但即便如此,久大精盐仍然销路骤增,1917年精盐销量约1万担,1923年便增加到4万多担,1936年达到顶峰,约50万担。
久大公司事业的发展,也引起了官僚、军阀的注目。当时,奉系军阀驻天津司令李景林,曾以筹军饷为名,绑架了范旭东,勒索20万元。范旭东严词拒绝,李景林便下令扣留范旭东,并派人到久大以范旭东的性命相要挟。范旭东耿介刚硬,坚决不让家人交赎金。后经范源濂找人斡旋,并由久大公司背着范旭东筹款8万元送去,他才脱险归来。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永、久、黄”团体神经中枢
永利公司在制碱工业上取得突破性成功之后,范旭东深知“酸碱乃工业之母”,于1929年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资助2000万元以建立“国立酸碱厂”的建议,但未能如愿。范旭东还看到制造硫酸铵的工艺和造炸药仅差一步之遥,国内如能生产硫酸铵有利于增加国力。因此当政府与外商交涉,久拖不决,受外商挟制的时候,范旭东毅然挺身而,承办南京硫酸厂 。
由于得不到政府支持,范旭东便转而求助于金融资本,先后取得了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等多家银行的资助,加上永利制碱公司积累的资本,经当时的行政院会议批准,1934年3月永利旗下的南京厂成立,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
为了勘测厂址,范旭东亲自率队先后考察过湘潭、株洲、马鞍山、上海,最后选择了南京长江北岸江苏省六合县的卸甲甸。鉴于过去建设碱厂的经验,范旭东在国内掌管全局,侯德榜去美国负责采购和设计,所有对外的合同都委托当年帮助过永利碱厂的李国钦为代表出面签订。
南京硫酸厂当年被号称“远东第一化工厂”,技术艰深、规模宏大,其成败与否对中国化工的发展关系甚大。和建设碱厂时一样,为了节省投资,不引进成套设备,只择优关键单机,如煤气炉、合成塔引自美国,高压机引自德国。至于辅助设备,多是从国外拍卖市场处理品中挑选来的。凡在国内、厂内能制造的机器设备,均自己解决。
30个月后,这座工厂于1937年2月5日投产,一次成功,生产出了第一批硫酸铵。由于硫酸铵可以生产硝酸来制造炸药。当时中日之间已经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这个化工厂的建立让国人为之振奋。另外,酸、碱、盐是化学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世称“化学工业之母”,范旭东制盐、制碱、制(铵)工厂整体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我国化学工业的基础,也使他成为我国化学工业的先导者。
他在《记事》里写道:“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范旭东在经营企业的同时,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黄海”的经费来自久大和永利的企业利润,但并不从属于久大和永利,而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
作为他毕生的第三大事业,范旭东亲自邀请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学悟主持社务。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脱胎于久大塘沽盐厂的化验室,开始主要利用精制食盐余下的卤水制取硫代硫酸钠,以及生产咸味刷牙水和漱口水等,后来又利用永利碱厂的副产品生产碳酸钙、碳酸镁。
它出产的明星牌牙膏(也带有盐分),在抗战前后一个时期内独步市场,风行一时。范旭东曾提出:“黄海应该是我们的神经中枢。”对于当时来说,他特地设立了一个研发机构,来作为企业发展的智力源泉,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入中国科学院。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的铁蹄踏入南京,南京硫酸厂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该厂投产仅半年即遭受外族的蹂躏。范旭东于沦陷前,忍痛撤退人员设备进入湖南、四川。
创建内地的化学工业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军舰已经开入天津塘沽港。范旭东苦劝蒋介石抗战无果后,知大局已不可挽回,便抱着玉碎之心,把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他都抢运西移。而笨重巨大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拆下来的仪器和图纸一起,于当年的8月底由碱厂职工携带分批乘船南下,再经香港转道武汉和长沙,之后又陆续转移进川,成为在大后方重建永久的重要财富。
抗战期间的永久黄,虽然历经千难万阻,也只能说是惨淡经营。但是范旭东和他的员工们仍激情未减,继续生产抗战急需物质。他们当时的坚持对蒋介石当局的帮助是巨大的。
抗战胜利前夕,范旭东亲赴美国,争取到16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战后重化工业重建,但是国民政府对这笔借款迟迟不予担保。
1945年10月4日下午2点,范旭东因黄疸病与脑血管病同时发作逝世。在美国出差的侯德榜闻讯后,“悲恸三日,足不出户”。
正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主席送去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郭沫若的挽联写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都送了挽联。
身为永久黄团体的掌门人,范旭东自律甚严,他身上充满企业家精神,不置汽车,不营大厦,一生只拿50元工资。难怪,卢作孚先生说,中国真正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