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伟浙江】胡宏伟:透过浙江 江苏可以读到什么

浙江的温州模式和江苏的苏南模式是改革开放40周年来,最为经典的两个版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摸清了这两种模式的规律,我们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现实模样和内在价值,也就认识得愈发清晰。

换言之,读懂了江浙,也就读懂了中国。

那么置身江苏,与我们相邻的浙江在历史发展中到底积淀了哪些经验,又在哪些地方对我们的发展起到引导借鉴的作用?

财经作家、高级记者、澎湃新闻副总编辑胡宏伟11月21日携带他的最新力作《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做客“新华报业交汇点公开课”,结合他几十年来对浙江发展的观察,给我们梳理出一些他的心得。

Q1:浙商是浙江改革开放以来获取发展动力的关键,浙商的命运与浙江发展的质量紧密关联。在浙江改革史背后,浙商的生命周期、产业周期、文化周期、政治周期分别呈现出哪些特点?

胡宏伟:一个周期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个新的周期开始。

改革走到40年走到今天,我认为第1代和1.5代的浙商开始慢慢离我们远去了。最近3年,浙江的著名企业家一个一个逝去了。一个企业家,最难的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背影是否依然高大值得我们怀念?老鲁(鲁冠球),他的去世,我认为标志着浙商一个时代的结束。

至于产业周期,从工商资本时代到金融资本市场,从传统制造业到互联网新经济,迭代感在浙商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是非常强烈的。 浙商的文化周期,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蝶变”!

虽然第1代和1.5代浙商文化程度不高。但观察一个人发展的关键,是要看他从怎样一种谷底跳起。我觉得这一代浙商大多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他们的发家规律——逆文化现象,即在当年的社会环境里,文化程度高的人也不一定能成改革的成功者。

但随着老一代的逝去,今天的浙江开始步入一个新浙商的时代,一个注重文化竞争力的时代。

所谓政治周期,就是要讲政治。浙江民营经济占比很大,这也形成了浙江经济发展中市场灵活的特点。虽然过去40年中关于民营企业的争议和置疑在浙江也发生过几次,但浙江对保护和提升民营企业的信心一直是非常关注的。

Q2:浙江在过去40年中经济发展实现腾飞,浙江靠什么成功的?这几方面又给江苏什么启发?

胡宏伟:中国有三大发展模型,珠江三角洲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相关三省其实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但是他们的路径是各不相同的。

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模式,我认为是自上而下的植入式市场经济。广东的改革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的大力支持,港澳台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南下创业者。

江苏的苏南模式,我认为是从腰部发力的渐进式市场经济。江苏当年的苏南模式主要依托于乡镇集体企业的崛起,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很强大,但是到了改革走向纵深的时候,它同样也是地区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在90年代中后期,苏南模式遭遇了瓶颈——此前15年中,苏南模式下几乎都靠乡镇集体企业发力,然而这些企业的产权却不是特别清晰。

当然,江苏的反思是比较彻底的。

到了90年代中后期以后,江苏出现了两股浪潮。第一股浪潮是实施对外开放,使苏南模式最终诞生了中外合作下的苏州工业园区、演变成了“昆山之路”。第二股浪潮是抓民营经济,江苏的产业层次依靠对外开放获得全新的提升。

浙江的温州模式,我认为是自下而上、最为彻底的草根型经济。浙江经济发展的起点很低,好处是什么?它的发展非常充分,温州模式就是一场发展市场经济的“人民战争”。浙江对社会大众的动员,我认为比江苏透彻,产权制度更为清晰。但是浙江的一个不足和这个优势也有关联,起点太低,到21世纪就会碰到天花板。

总结浙江的成功对中国改革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是它率先实现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一大二公到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的三大核心突破。

那么,浙江的发展对于江苏来说有什么有益借鉴?

第一,浙江速度快,是全国最早实现三大核心突破的区域。你可能讲,江苏也在这样做,凭什么浙江就有优势,因为早,浙江的改革发展从这些核心突破的角度来说,比整个中国的改革提前了10到15年。

第二,把发展权还给民众且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在浙江,民众成为改革的主体。浙江从来是中国小政府大市场的一个优秀典型,最初的无为而治,到后来适度有为。

第三,在浙江,改革不再是一场孵化的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以千百万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改革的目标就是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更美好的生活。

Q3: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成功也非一帆风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走过了哪些十字路口?

胡宏伟:1978—1991:异端姿态“奇怪”崛起的浙江。

这个阶段浙江的民营企业像“臭豆腐”,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很臭,但是在推动全民致富、社会财富发展方面吃着很香。

1992—2003:浙商的政治蜜月期。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民营企业地位直线上升。这个阶段,浙江出了两个著名企业家,徐冠巨和邱继宝。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当中,被社会反复讨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民营企业家和我们党和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答案是,自己人。浙江在壮大民营经济方面其实是做出了重大的突破与贡献的。

2004—2014:与“成长的烦恼”同行。

走到这个阶段的浙江遇到了困难。2003年可谓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巅峰年份,04年之后,浙江经济遭遇了一些困难,我举一个例子——2004和2011年,温州老板跑路。此外,这个阶段的困难还源自于浙江自身的转型升级遭遇了麻烦。

温州模式带动下的浙江发展,原来靠的是抢抓改革机遇,胆子大,它在市场调节方面表现灵活,但归根结底它不能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解决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困难之下,江浙两省间的GDP差距越拉越大,而关键转折点就在2004年。

2015——:浙江经济重燃梦想。

这一阶段浙江发展的光芒反超江苏,这两年世界互联网大会、G20及亚运会都在浙江召开,浙江因此同步踏上了政治和经济的风口,其对浙江与杭州的拉动都是巨大的。在这一环境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浙江故事、“小而美”与有质量的浙江速度,重回人们视野。

Q4:纵观40年来浙江发展中的得与失,成功与磕绊,浙江社会经济诞生了怎样的发展逻辑?

胡宏伟:总体来看,这是从“温州1.0”到“大杭州2.0”的版本跨度。

相比于以温州为中心的发展版本,“大杭州2.0”则体现了北浙江经济的崛起。

我认为两个原因,第一,区位优势。当前,浙南地区虽然也在修公路、铁路、机场,但区位交通上终究不及杭州方便。第二,北浙江比南浙江拥有更强大的文化竞争力。

相比于由“强县经济”引领的时代,浙江正在回归大都市引领。浙江县很强,江苏县也强,但是有区别。浙江各级政府想探索省管县,因为县有活力,但现在各级政府的想法变了,县有活力,但管理也有难度,“土豪”扎堆,它想成为激发先进生产力的平台就难。什么地方最有可能成为先进生产力平台?都市。所以浙江省委省政府确立了浙江的这个四大都市圈,北部杭州、东部舟山、南部温州、腰部的金华。

相比于传统制造业,浙江正向“互联网 ”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有些东西对江苏而言,我觉得是有启发意义的。一是浙江互联网经济发展较快,而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崛起又反哺了中小企业,打开了中小企业发展空间。

二是中小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不论制造砧板、筷子,还是搞重大科研,只要实现科技进步,就是建造了“天宫一号”。浙江中小企业活力强劲,与技术进步密不可分。事实上,中小企业对民众的就业和致富有巨大作用,比互联网还大。

1992年,江苏省第一家省级乡镇企业集团公司——江苏省红豆针纺(集团)公司在港下镇成立。图为上世纪90年代初的红豆厂区。红豆集团供图

大力发展互联网并借助互联网重振民营经济的同时,从“温州1.0”到“大杭州2.0”的版本跨度,还涉及到一个话题,即商业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以杭州为例,杭州最亮眼的是商业互联网,但是工业互联网在杭州是比较弱的。而这些方面,我认为广东和江苏将是浙江的强劲对手。

Q5:这个大湾区和三角洲经济有什么区别,长三角大湾区该如何推进?

胡宏伟:我们都不是做企业的,但是我们懂企业与企业之间构成的社会关系,我更愿意从中观和宏观的角度看企业发展的环境,对浙江来说大湾区是绕不过去的。

大湾区和三角洲经济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区别就在于大湾区更强调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我认为,未来中国的第一引擎应该是长三角。珠三角已经进入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层面了,长三角大湾区如何推进?根本一点就是要打破行政障碍,推动生产力要素的流动组合。浙江江苏两省要融合,做中国经济一体化的样板。

江浙历来是中国“模范生”。江苏强在现代化制造业,浙江强在流通,如果这两者之间能够发生化学反应的话那是国家之幸。解决长三角自身的一体化,应该从更大区域结构考虑的问题,甚至要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打造大湾区问题。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格局是连接与互动。江苏和山东应该成为连接长三角和环渤海的两个重要的枢纽。浙江和福建应该成为连接粤港澳和大湾区和长三角大湾区的枢纽,沿海地区对中国的发展是富有重大使命的。

至于如何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战略的2.0。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地理格局,历史血脉,以及生产力要素的流动组合。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开放与公平,目的就是为了推动生产力要素的流通组合。我认为江苏和浙江应该做中国的这个表率,更好地拉动和辐射周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