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的抗癌论】汤钊猷:“与癌共存”半世纪 创下“世界奇迹”

目前,世界每年新发现恶性肿瘤病人约635万例,其中肝癌占26万例。在26万例肝癌中,42.5%发生在中国。作为全球肝癌高发区,中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肝癌,占全球肝癌死亡人数的一半。

有着“癌中之王”之称的肝癌,曾是死刑般的存在,患者多在3个月内死亡。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年近不惑的医生毅然决然地踏入这一领域,在他的努力下,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由此前的3%跃升到60%以上,在人类抗击肝癌史上创下“世界奇迹”,蜚声海内外。这位医生就是我国著名肿瘤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

再过两个月就要88岁的汤钊猷,现在仍笔耕不辍,在不久前出版的新书《控癌战,而非抗癌战》中,阐述了自己对于癌症的新见解:“癌症不同于传染病,后者由内外失衡导致,前者是正常细胞变化而来,所以不能像以前一样,完全采取消灭方针,而应该消灭与改造并举。”

《环球人物》记者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见到汤老时,他正在电脑前修改研究生提交的论文,桌子上用来写字的纸张,另一面已经被打印使用过。偌大的办公室里没有挂钟和石英钟,只有电脑旁一个手掌大小的简易塑料闹钟,这是十几年前的旧款了。

而他携带了几十年的笔记本也早已破旧泛黄,上面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字迹新旧交织。身为上海肝癌研究所所长的汤钊猷,生活里处处透着节俭之风,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挥霍无度”地将半个世纪的生命投放在攻克肝癌诊治的难题里。

此时的汤钊猷西装革履,和蔼而不失庄重,端着一杯热咖啡,戴上助听器,在上海冬日的阳光下,回忆起自己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

知道什么叫“落后挨打”

我在医学上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正面用过的纸,翻过来再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这样,太穷了。抗战爆发时我刚刚7岁,父亲带着一家七口迁到澳门避难。我小学时穿的鞋子,脚趾是露在外面的,中饭通常是一个小山芋,出门前用报纸包好放在裤兜里;如果是吃饭,就自己用油灯煮。

那时候,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每天早晨上学路上,经过澳门镜湖医院的后门,总有几车饿死的尸体运走,骨瘦如柴,远看就像一堆柴板;二是葡萄牙小孩也敢欺负中国大人。什么叫“落后挨打”?这就是,国力衰弱,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抗战胜利后,父亲带着我们乘轮船转到上海。那天的外滩,天灰蒙蒙的,一眼望去,马路上有两个字最大,一是酱油店的“酱”,二是当铺的“铺”,正是旧中国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的写照。后来内战爆发,我父亲失业了,他曾是一个留美学生,现在却沦落到摆摊卖豆为生。

上中学时,我和哥哥开始做肥皂赚钱养家,去十里堡买点牛油和碱,放在桶里用棍子搅拌就好了。那时候雄心大志,给肥皂起了个名字,叫“巨人牌”肥皂。刚开始生意好得不行,不多久人家陆续找上门来,原来肥皂碱性太重,把衣服洗坏了,我们只好歇业。

但那么多肥皂舍不得丢,就自己用来洗洗手洗洗碗,用了二十几年。那段时间我还给一家外汇公司打过杂,白天送合同,一上午要在外滩走上六七个来回,下午做账,晚上用打字机打下来;星期天替老板收房租,挨骂是常事。

这些经历很艰难,但也教会了我一生受用的道理:什么都来之不易。我身体瘦弱,吃苦却让我意志变得坚定;从小受欺负,让我懂得发愤图强;没有任何条件,明白什么都要自力更生、努力创造。现在回头想想,更能体会到国家强大有多么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才得以报考大学。选择上海第一医学院(即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我父亲的意思,他觉得我太老实,只有做医生救治病人、多做好事,才会远离一些不必要的纷扰,也不枉国家提供了和平稳定的条件。为了让我安心读书,哥哥挑起了家里的重担。我深感读大学来之不易,于是暗自下决心要做一名好医生。这一转眼,60年就过去了。

问邓小平游泳多长时间

我最初是一名血管外科医生,上世纪60年代末,周总理号召医疗界为攻克癌症而努力,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医生,理应响应国家号召,于是我年近40放弃了血管外科研究,转而投身抗癌事业。那时候,医学界对肝癌有个6字评语:“走进去,抬出来。

”100个患者里只有3个能存活5年,病房里每天都有人死去。记得有个晚上,5分钟内就有两个肝癌患者死去,我用一部推车推了两具尸体。要知道,他们生前都是敬业工作的好同志啊!可是患了肝癌,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无能为力。

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和同事都在思想上产生极大矛盾,没有人愿意在肝癌病房里工作。劳累是次要的,关键是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仍然无法挽救生命。但也正是这一点促使我下决心终生抗癌,因为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

那时,我们确诊的肝癌患者大多都是晚期,来不及救治,于是我想试着早发现早诊治。恰好苏联科学家发现甲胎蛋白与肝癌有关,为了研究它们的关系,我去江苏启东肝癌告发现场做了调研,发现在某种情况下,甲胎蛋白升高到一定程度的人,后来多数能被证实为肝癌患者。

但此时无法诊断出肝癌症状,要对患者进行手术就变得很困难,因为可能开刀后什么都看不到。我们说服疑似病患进行手术时,当地的卫生院会在医院的后门停一辆车,以免疑似病患的家属闹事,让我们从后门“逃走”。

这是创新所带来的必然风险,好在经过大量研究后,证明这个办法可以在病人出现症状前的6—12个月诊断出肝癌,此时的肝癌只有枣子大小,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能够超过60%,改变了过去“肝癌是不治之症”的传统概念。很荣幸的是,这个研究成果在1979年获得了美国癌症研究所“早诊早治”金牌奖,并获得1985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也由此提出“亚临床肝癌”学说。

讲到美国的这枚奖牌,我记起了一件事。在颁发这枚奖牌的前一年,阿根廷举办了4年一次的第十二届国际癌症大会,这是世界最大的癌症大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10人之一,飞行34小时,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经历了季节和昼夜的颠倒,却没想到,我的论文竟被安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而且只能讲5分钟。

由此可见,当时我国的肝癌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听完别国专家的发言后,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新东西,我又想把肝癌的研究成果介绍出去,于是不得不请求主动参与讨论,他们却以为我是日本人。

不过,这个“挤进去”的讨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发言完毕,在座的几名权威科学家纷纷邀请我一同进餐,并提议吃中国菜。我心想糟糕了,既然是吃中国菜,我又是中国人,就得我点菜,我点菜就得我付账。但那次出国,我们每人只有20美元补助,于是我赶紧找团长借了一些,最后给这些科学家每人点了一碗馄饨,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

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国家要想让人看得起,就要有人家没有的东西,招待得好不好人家不在乎。面子不重要,重要的是里子。3年后,我受邀成为国际肝癌会议的主席团成员,第一次坐到了最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席台上。

也是因为在肝癌方面做了些许工作,1987年,我有幸以“为四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身份,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14个人里面,医学界只有我一个。邓小平给我们说了三句话:“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合影时,我站在邓小平的右边,他的左边站着一位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家,我心里想,小肝癌怎么能跟原子能相比呢?

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时任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就坐在我旁边。我看他精神矍铄,保养得很好,就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夏天游泳,每次一个钟头,冬天便爬山。我夸他厉害,老当益壮,他笑着说“小平比我厉害,他游两个钟头”。我问邓小平,听说您每次游泳都是一个钟头,他马上说“不止不止”,可见两个钟头应该是准确的。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都爱游泳,说明游泳对身体确有助益。

虽说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非常荣幸的事,但作为医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荣誉,而是看到自己的病人病情有所好转。两个月前,我去昆明开会,发现一位102岁的老人,竟然是42年前在我这儿做过肝癌手术的人,我太开心了,延续他人生命,这正是我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今年中秋节,我也收到一位东莞病人寄给我的一盒月饼,术后有12年了,身体还很不错。

这些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中国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医疗水平提高得太多了,这也是支撑我们做研究的很好的保障。过去“走进去,抬出来”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变成了现在的“走进去,走出来”,我想,情况会越来越好的。

少用手机有利于防癌

《环球人物》:您预计癌症的治疗水平在未来的多少年内能够再上一个台阶,有无根治的可能?

汤钊猷: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这次感冒治好了下次还是会感冒,只能说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癌症也是,不可能根治,但可以控制在适当范围内。控癌不是解决一两个问题就可以的,而是系统工程,比如空气污染和食品问题不解决的话,一样不行。百年以后控癌技术或许会有大的飞跃。

《环球人物》:大家需要避免对癌症的什么误解?

汤钊猷:不要寄希望于科学家突然研发出什么灵丹妙药。美国之前声称发明了一种药物,折合人民币要300万元,打一针就能治好癌症,结果有60%的癌症患者病情复发了。况且这么贵的药,很少有家庭用得起。还是要防微杜渐,多发挥主观能动性。

《环球人物》:分享一下您自己的抗癌心得吧。

汤钊猷:身体方面多运动,肯定没错。美国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各种原因的死亡率,不运动的最高。跑步后的死亡率很低,游泳后的死亡率最低。我很推荐游泳,适当游泳会提高多巴胺,它有助于抗癌、调节免疫功能。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我建议多买菜,挑挑拣拣、蹲下站立,总比傻乎乎地走路要好。精神方面要心胸开阔,多用脑子。饮食方面多吃蔬菜。

《环球人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汤钊猷:戒烟戒酒是重中之重。其次,现在的中青年人要注意休息,不要劳累过度,要少熬夜。另外,现在手机功能多了,很多人手机不离手。我多年前写的《现代肿瘤学》里,脑瘤还未在十大肿瘤之列,现在已经成为第九大肿瘤了。手机还是会有辐射的,不要老把手机放在耳边、头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