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兴女学 不懂外语的林纾的外国文学翻译成就

中国翻译史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曾经历过三次高潮,其中最后一次出现在清朝末年。在这次翻译的高潮期,译着内容涵盖之广、数量之多,为中西之间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也对近代中国文化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推动这次翻译高潮出现的翻译家大量涌现,毫无疑问,林纾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他是清末最早对西方文学着作展开翻译工作的人,堪称中国西方文学翻译的先驱。康有为曾将林纾与着名翻译家严复相提并论,称二人为"并世译才"[1]41。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林纾的翻译与严复相比更加难能可贵,因为他根本不懂外文。尽管如此,他依然以惊人的能量、在他人口译、口授基础上,用精湛而娴熟的文言文对包括英国、德国、美国、日本、俄国、比利时、瑞士等多个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翻译西方文学总量接近 200 部。这不得不说是中国乃至世界翻译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举人落榜弃仕途,不懂外语亦翻译

林纾出生于 1852 年,其家庭是一个在福建玉尺山脚下的小商贩,父亲主要以贩盐所得支撑整个家庭的生计。但不料在林纾 5 岁时,林家的贩盐生意破产,家庭生计难以维持。此后,林纾的姐姐们帮衬母亲一起做针线活儿赚取生活费。尽管在生活窘迫的家庭环境下长大,但林纾的求知欲却十分强烈,父母和姐姐们也对他的求学给予了有力支持。10 多岁时,林纾先后拜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薛则柯、朱韦如门下,学习唐诗宋词和八股时文。在这两位先生的悉心教导下,林纾对我国传统文学的兴趣日益浓厚,他们正直清明、淡泊名利的品性对林纾产生了积极影响。经过数年寒窗苦读,林纾精修了逾两千多卷史书古籍,成为饱学之士。20 多岁时,林纾在岳父的有力接济下继续坚持读书,拜在陈又伯、陈荣圃等人门下钻研制举文。30 岁时,林纾如愿以偿考中举人,并想一鼓作气会试及第。

但天不遂人愿,林纾自中举之后数次参加会试,却次次落榜。19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林纾在福建、浙江等多地辗转迁居,后来举家迁居北京才算安定了下来。从这一时期起,林纾正式开始了他的西方文学翻译事业。至 1924 年 10 月 9 日去世前,林纾共翻译了近 200部西方文学作品,涉及 10 余个西方国家的近百位作家[2]184。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和日渐觉醒的广大民众深刻感受到现实的黑暗与危机,他们面临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深切希望探索出可行的方式来实现救国图存的目标。针对中国传统文学历来将小说斥于正统之外的做法,严复在《本报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反思道:"小说出于经史,亦可于经史之上,其行世至远、入人至深。

"1898 年,正在筹谋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提出:应对外国有关中国时局的撰述进行广泛搜集并翻译成汉语。

有严复这样远见卓识的思想文化启蒙者的见解和梁启超等维新变法人士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主张,让一直关注、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林纾决定跻身翻译界,藉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来对国人思想进行改造。

可见,林纾以政治为目标的翻译目的是比较明确的,这也为他选择翻译对象和翻译策略奠定了基调。首先,他的翻译动机是希望从西方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来启发民智、改变国民的思想现状。其次,林纾反复筛选翻译对象,并以非比寻常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异常敏锐的文学审美能力,与诸如陈家麟、魏易等学贯中西的翻译家们精诚合作,完成了一部又一部承载林纾远大政治理想、贴近中国现实和读者需要的译着。

最后,林纾在翻译实践过程中,采取了诸如更改、发挥、删节等翻译策略,皆是出于其以西方文学翻译达救国救民之目标的政治初衷。

二、开化民智为目标,年迈不减翻译情

1897 年是林纾西方文学翻译事业的发端,这一年,他翻译了法国小说名着《巴黎茶花女遗事》[3]5。这一年,正是维新变法思潮掀起的一年。这一年,也正是严复在《国闻报》上刊文主张"以翻译欧美小说开化民智"的一年。

应该说,林纾于这一年开始他的西方文学翻译事业恰逢其时。但是,林纾在最初准备翻译这部法国名着前,始终有一些担心,他毕竟从未学过外语,也不懂外语,觉得自己可能不能胜任这份翻译的工作。幸而有好友王寿昌的鼓励和劝说,他才在他人口译转述之下亲自执笔翻译。

两年后,《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建出版发行,立即震撼了整个中国文坛,并为中国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新风。当时有文学评论者说道":这是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绝对堪称万民之读物。

"如此强烈的反响大大出乎了林纾的预料,同时对他继续西方文学翻译之路来说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从 1897 年到 1907 年,这十年是林纾西方文学翻译的起步阶段。在此期间,林纾藉以西方文学翻译来唤醒国人抵抗外辱的意识。

他以深厚而扎实的文言文功底重点对西方多部充满蓬勃朝气的小说进行了翻译。例如今天被称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这部着名译着最开始就是由林纾翻译的。还有小说《黑奴吁天录》。林纾通过翻译有关黑人奴隶题材的作品,希望激发国人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的热忱。1902 年,林纾翻译了希腊文学名着《伊索寓言》,希望国人从中可以汲取各种为人处世、爱国爱民的大道理。第二年,林纾翻译了一系列以战争为主要题材的小说着作,例如《滑铁卢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埃司兰情侠传》等都于这一年翻译出版。通过对这类题材作品的翻译,林纾希望重新唤起中华民族勇于抗争、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此后,林纾翻译了以《鲁宾逊漂流记》为代表的几部探险类小说着作。他希望通过这些反映西方殖民主义名为探险者、实为强盗的作品,警示国人对西方侵略本质要有清醒的认识。

从 1907 年到 1911 年,是林纾西方文学翻译的发展期。如果说1907 年以前的翻译主要是为了通过西方寓言、战争、探险类文学作品唤醒国人沉睡已久的抗争精神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翻译,主要是为了引导国人对爱国、救国的路径思考。1907 年年底,《神枢鬼藏录》在林纾笔下翻译出版。他希望以此译着提醒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彻底改革已经陈旧不堪、腐败落后的封建司法制度。第二年,他又马不停蹄翻译了《爱国二童子传》,以鼓励国人振兴实业、以实业救国。应该指出的是,这一阶段林纾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并不如前一阶段活跃,译着数量减少得比较明显,但仍然保持了很高的翻译水准。例如他的译着《贼史》就成为后世《雾都孤儿》的首译版本,对后世西方文学翻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4]9。

辛亥革命爆发后,林纾的身体一直不好。由于局势动荡不稳,袁世凯独断专横,让林纾对被推翻的满清政府反而有了些许怀念之情,甚至一度成为顽固守旧的文人代表。一些提倡科学、民主,思想激进的文化界人士对林纾多有批评。他们认为,林纾过去的翻译作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随意增减或更改内容,翻译谬误之处多有存在。林纾对这些对他本人以及对他译着的批评之声并没有过多在意,依旧坚持着以自己的翻译原则开展翻译工作。这一时期,他翻译了塞万提斯、孟德斯鸠、雨果等西方多位着名文学家的代表作。但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林纾的这些翻译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也有所下降。对此,钱钟书曾经道出了其中缘由,他说":林纾后期的翻译背上了太多的思想包袱,加上身体状况不佳,他的翻译热情已经大为消退,对翻译的态度也比较冷淡,就好像是一位十分困倦的年迈译者机械而疲惫地拿着秃笔像完成某种任务一样在随意进行翻译。"

的确,已近古稀之年的林纾已经几乎耗费所有精力致力于西方文学翻译,对他晚期的翻译再抱有更高的要求确实不合情理。尽管翻译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但年迈的林纾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翻译之笔,依然想为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民智的提升作出自己最后的贡献。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对他表示敬佩。

三、肩负使命兴文言,文体叛逆创译佳

作为一位老学究和文言文造诣高超的学者,林纾的翻译作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以文言文翻译近现代西方文学作品,将这些作品深深刻印上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尽管林纾曾充分意识到"自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文化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借鉴西方文化成果,汲取西方文化养分以充实自己"[5]63,但同时他在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之下并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中兴文言文的历史文化使命。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白话文运动,但林纾、严复等人基本没有受到这场运动风波的影响,依然坚持在翻译中用文言文。

林纾用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是基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与严复相比,林纾的翻译在文体风格上比较叛逆,具有鲜明的创造色彩,既有抒情之言,也有幽默之语。林纾的这种基于文言文的翻译创新无疑增加了文言文在西方文学语言面前的适应性,并有利于突破传统文学的旧框架。林纾在翻译之余还写下了数以十万字计的译序、题跋等译余剩语,在其中提出了很多令中国翻译界耳目一新的翻译观点,对后世西方文学翻译的发展进步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影响。所以,有翻译界学者曾说,林纾是"创译"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典型代表。正是他的翻译活动维护了传统文言文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地位,他的文言文翻译也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翻译风格与斐然成就。

参考文献

[1]阿英.晚清文学丛钞[M].中华书局,1960.

[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