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谋评价大陆2017】如何评价张忠谋?

张忠谋裸退,世界半导体代工进入新时代。

华商韬略原创文章 作者丨毕亚军

6月5日,台积电股东大会上,87岁的张忠谋正式宣布以“裸退”的方式,告别他一手缔造并倾注一生的行业。

张忠谋给继任者留下了全世界最挣钱的华人科技公司:2017年,台积电实现营收2087亿人民币,净利润接近800亿人民币(2017年华为净利润475亿)。很长一段时间里,台积电的市值都力压英特尔,问鼎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张忠谋不仅创立了一家公司,而且定义了两大产业,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命脉。

张忠谋创立台积电之前,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均是从设计到制造大包大揽。芯片设计的投入动辄十亿美金起步,芯片制造则只多不少。这让半导体成了技术与资金双密集型的昂贵产业,整个市场也都被几家巨头牢牢掌控,后来者很少有机会切入。

张忠谋将半导体产业的设计与制造一分为二,由此催生出两个新的产业:芯片设计、芯片制造。简单说,就是让有设计能力的公司专注于设计,让有制造能力的公司专注于制造,并且因为专注而将设计与制造做到更好。

张忠谋的这个细分,让没有实力兼顾制造的芯片设计公司,可以将台积电作为自己的制造工厂,进而去与传统半导体巨头竞争,并将芯片的应用拓展到传统半导体巨头无暇顾及的地方。当这些设计公司不断在竞争中获胜,在新领域成功,它也就给台积电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而且加速了半导体产业的整体繁荣

这是台积电给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带来的最大变数,做出的最大贡献。在其引领下,在传统模式里根本无法与英特尔竞争的AMD,至今保持相当的活跃度,而高通、苹果等也都受益于台积电的代工模式,才得以聚焦于设计和品牌。

台积电的崛起,也成就了台湾在一段时间内的高速发展。直到今天,IT产业都是台湾经济的支柱,半导体代工则是台湾IT的支柱。因此,有岛内媒体将张忠谋称为台湾经济的“救世主”。

不仅是台湾,全中国也没有哪家科技企业比台积电更能牵动全球科技业的神经。如今,全世界将近60%的芯片代工都由台积电完成,跟在后面的老二、老三加起来还不到它的1/3。

业界曾评价称:张忠谋一跺脚,全球科技业地震。去年,他曾不小心摔过一跤,全球科技巨头听闻后都在关切地打听,严不严重,要不要紧?

每次台湾地震或停电,全球财经媒体的第一个电话也都是打给台积电,而不是台湾当局。无论苹果,还是高通,全球绝大多数高科技巨头的“心脏”,都被台积电握在手里,而且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人。

正因此,在一年多前,张忠谋便对外宣布自己的退休时间,以留给科技界充分的消化时间。

6月5日,这个拿着烟斗,读着莎士比亚的一代产业巨人,彻底告别舞台。

张忠谋1931年生于浙江宁波。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成人之前,张忠谋已居住过6个城市,在10个学校念过书,有过去家离乡、不知归期的无奈与悲哀,也有过慷慨激昂、救国救民的大时代情怀。几十年后,他还在感叹:那是一个多么不同的时代!其悲哀与激昂,都不是非过来人可以理解与想象。

▲张忠谋父亲张蔚观

高中毕业时,作为独生子的张忠谋被诱导考入父亲的母校沪江大学银行系。至今他还记得高中毕业那晚和几个同学喝酒、欢乐、道别的情形:

“夜已阑,我们漫步到黄埔江畔,大家凑了点钱,租了一条帆船到黄浦江上游江。满天繁星下,远远的上海如痴如醉如梦,也不知是我们醉了,还是上海醉了。同游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头大喊:‘黄浦江,我们还能在这里住多久?’”

张忠谋说:“这样的豪情,以前、以后都不曾再有。”

两个月后,“内战”爆发了,逃到香港的张家决议:张忠谋要去美国读理工,以防万一,好在美国安生。

“油然生起饱历沧桑之感觉”的张忠谋于是坐上前往彼岸的飞机,并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心情:“旧世界已经破灭,新世界正待建立,自己必须鼓足勇气。”

在美国,张忠谋先是就读于哈佛大学,后又因为华人在美的就业发展思考,转入麻省理工。

张忠谋本质上是个文艺青年,对搞机械这件事,他始终兴致不高。正因此,他在学业上遭遇惨痛失利:硕士毕业申请读博士时,张忠谋连续两次落榜。

已经结婚,一路顺风顺水的他,面对再一再二的挫败,整个人都不好了——“呆呆地望着没有我名字的榜,自尊心、自信心在倏忽中消灭。十几年的读书生涯戛然中断,下一步做什么都还没有想到,我何以对父母?对我新婚不久的妻?”

成为大人物之后,张忠谋曾把麻省博士落榜说成一生最大的幸运。但在当时,这却是他人生最大的打击。

张忠谋决定找工作时,在美国大公司出头的中国人少之又少。带着雪耻的狠心,张忠谋把简历一封封地寄给了理想中的大公司,两个月内,他获得了4家公司的工作机会。其中两家令他满意,一是福特汽车,专业对口,待遇也好;另一是名为“希凡尼亚”的半导体公司,公司不知名,但待遇更高——比福特高出一美金。

张忠谋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价值和尊严的问题。于是,他自信满满地去讨价:“我恭敬地说,我很想来福特,但另一家公司的月薪比福特高,可不可以请你们考虑提高起薪?”

结果,那个面试时跟他谈笑风生的人事专员,态度180度大转弯:我们这儿不讨价还价。

这一作,让本来已经打定主意去福特的张忠谋覆水难收了。挂完电话他只能是,别了,福特先生。

1955年5月,年轻气盛的张先生,一气之下,去了多给他一块美金的“希凡尼亚”,一脚踏入半导体产业,并一路走到今天。

这也让他在后来屡生感叹:“人生的转折点,有时竟是这么的不可预期!短短的一个电话,加上一时冲动的青年感情,就让我和半导体结了一生的缘!”

半导体是张忠谋完全陌生的领域,他回忆称研读《半导体之电子与洞》,“有如读荷马古诗一样的困难,但还是一字、一句、一段慢慢地读,读了又想,想了又读。”

读了想,想了读还是不懂的,张忠谋就去请教一个几乎夜夜喝酒,但很懂半导体的人。“不学他喝酒,学他怎么搞半导体。”学完之后,再继续学习行业内最新、最权威的学术成果、论文或动态信息。

张忠谋的厉害在于学东西快,更厉害的是善于举一反三,一通百通,学以致用,用中继续学。

进公司不到一月,他就捯饬出一个提高生产良率的小成绩并被全公司推广。这让他很受鼓励:“学校外面的世界,并非那么充满荆棘。”

之后,张忠谋被提拔为非正式的小主管,手下也有了4个小兵。但这4个小兵中的两个,让他又一次意气用事,犯下外人看来不值当,也不应该的错。

新来的外行上司因为公司一直烧钱,要他辞退这两个勤奋上进的小兵,他不服,也不能把上司说服,于是负气走了人。然而事实证明,他又一次负气对了。

离开希凡尼亚后,带着在半导体产业的小资历,张忠谋加入到另一家公司——德州仪器(下称:德仪)。

德仪当时还小,但在张忠谋进入之前,已通过发明硅晶体管改写了半导体市场的格局。

在德仪,张忠谋真正感受到了美国科技公司的创新力量:“‘疲倦’简直是听不到的形容词。加班是不成文的规定,而且全都是自愿,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失败’从不被接受;‘挫折’可被理解,甚至同情。但受挫折者必须振作重来,如再有挫折,再重来,直到成功为止,大家一起赌,一起输,一起赢,一起往前拼。”

身处此境,张忠谋立即成了工作狂,还一进去就立下一大功。当时,德仪替IBM生产着四个电晶体,其中一颗电晶体在IBM生产的良率达到10%,但到了德仪,做出来的基本上都成了垃圾。张忠谋点子很正,被安排来搞定这最难的一颗。

在“每天早上8点上班,直到半夜第三班开始后才回家”的努力下,他让产品良率最高达到惊人的20%,也赢得“27岁人生中最喜悦的一天”,获得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管理职位:锗开发部门经理。

主导了半导体产业诸多技术革命的张忠谋,到今天依然算不上技术专家,他走的,是领导技术专家,驱动技术变革的路子。这个小经理则是重要的开始。

张忠谋走上管理岗位时,他的一个同事也正默默地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加入德仪不久,张忠谋就认识了这位身材出奇的高,瘦削,而且拥有巨大头颅的老兄,并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基友。他们经常一起喝咖啡,聊天。

交谈中,这老兄告诉张忠谋,自己正计划把好几个电晶体、两极体,加上电阻,组成一个线路放在同一颗硅晶片上,并且跟张忠谋得瑟,公司最大的老大对他这个想法也很赞,然后问张忠谋怎么看?

张忠谋不怎么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此时独立做个电晶体都非常困难的他,觉得这位老兄的宏伟计划,简直是“匪夷所思,不切实际。”

让他意外的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位老兄真的做出来了,还饶有兴致地显摆了一番。有点被震到的张忠谋,为这老哥感到高兴,但也替他操心:就算弄出来,又有什么用呢?离实际应用是那么的遥远。

但最后,这件事让张忠谋彻底被震撼了。

当他正式获悉这位老兄已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时,这件事情已经震撼了整个半导体世界。

这位老兄就是改变了世界半导体产业的杰克·基比(Jack Kilby)。当他希望张忠谋欣赏自己的创意时,他事实上是在让张忠谋见证人类科技的重大进程——眼睁睁地看着世上第一个集成电路诞生。

后来,杰克·基比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认为和他同时搞出了集成电路的另一位大仙诺伊斯,则在此后带着一个叫摩尔的同事,创办了英特尔公司,快速在电子业掀起一股股惊涛骇浪的革命。

这件事,让张忠谋深深地领教了前瞻技术的力量,这些在他当时看来跟自己不太有关的人和事,也都通通在后来,成了他事业和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

1961年春天,张忠谋再次赢得好机运。

“总经理召见我,夸了我一番,说我有足够潜力角逐未来全公司研发副总裁之职。”走出总经理办公室后,张忠谋得到了一个公司从来没有给过别人的机会,支全薪去读博士,公司负担一切学杂费。

之后,张忠谋通过了半导体业内第一学府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的博士考试。“在麻省理工落第的耻辱终于洗刷,这又是人生中喜悦的一天!”

1964年初,取得学位并回到德仪的张忠谋,被提升为锗晶体管研发经理,统领将近3000人的队伍,斗志昂扬地朝着心中的殿堂狂奔。

方才33岁的他,收入达到美国的中上阶级,在哈佛、麻省、斯坦福三大世界著名学府读过书,并受到公司最高领导的信任和赏识。春风拂面中,他觉得自己的未来,如同德州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无限宽广。

41岁那年,张忠谋登上了新高峰。

他成了“德仪”统领3万多员工和全球半导体业务的副总裁,也是这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三号人物,以及美国大公司职位最高的华人。

之后,世界半导体产业迎来了中国人Morris Chang(张忠谋英文名)参战、发起战争,并不断赢得战争的新时代。

其时,被诺伊斯和摩尔飞速壮大的英特尔,已是德仪半导体业务最强劲的对手。坊间甚至传闻,英特尔已把张忠谋当政视为击败“德仪”半导体的最佳时机。

而张忠谋则是另外的想法:他要打掉英特尔的威风!

内存是英特尔当时最强的业务,并且已经做到世界最大,但张忠谋却决定,就从英特尔的内存开打。

他不但决定大干内存业务,而且决心夺下英特尔在内存领域的世界第一。这个目标吓到了德仪的宝宝们,但张忠谋态度坚决地推进。他的看法是,混科技产业的大企业,一旦决定去干一件事,就非得干成世界第一不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掌握主动权并获得理想的利润,否则,就只能是赔钱或陪跑。

当时,整个市场以及英特尔的主力产品都是1K,为了夺第一,张忠谋开足马力,痛下血本,直接从4K产品开打。这个大胆决策遭到很强烈的反对,但他以更强的力量勇往直前。结果,4K新品出来不久,“德仪”就把英特尔打成了手下败将。此后,英特尔在内存市场的辉煌便一去不复返,直到彻底退出。

不做第二,只做第一。你出一,我不出一,而是直接跳空高开、一剑封喉,打天牌,这也是张忠谋在科技界打赢关键战争的核心制胜策略。

为了保住德仪的绝对优势,张忠谋颠覆性地革命掉了高科技不能讨价还价的老规矩,主动发起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打得产业同行们一听德仪就一脑门子的汗,甚至主动认败。

张忠谋跟客户签订协议:每当公司开发出新产品,他就以每季降价10%的幅度往下跳水,而且说到做到,亏本也坚持。这一策略一箭双雕,既打击对手,也让他逼迫德仪以生死时速加快产品和技术迭代,持续巩固技术竞争力。德仪在此间推出的诸多最新半导体制程,也迅速席卷全球,不但占有世界50%以上的市场,更成为引领产业向前的标准。

靠着技术、价格上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执掌德仪半导体业务的将近10年里,世界半导体市场上,只要是张忠谋主打的战争,除了他自己,没有别人可以凯旋。德仪在半导体领域的“世界第一”也始终被他紧紧握在手里。业内权威媒体则将张忠谋形容为:“掀起全球半导体大战,让竞争对手发抖的人。”

德仪的威武下,张忠谋肇始的大跨步的技术创新,自杀式的价格战策略,也逐渐成为整个科技业的新打法。包括英特尔总裁格鲁夫,这位曾多次当着张忠谋的面表示自己绝不接受降价策略的偏执狂,也最终放弃偏执,接受现实,加入价格战阵营。

1978年,有着辉煌战绩的张忠谋,被加大力度向消费性电子产品转型的德仪安排了新工作:出任德仪消费电子集团总经理。德仪原本希望他在半导体之外再造一个消费电子王国,但这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张忠谋从内心不认同德仪的转型战略,他坚信半导体才更有发展前景,甚至经常大声疾呼德仪应该加大半导体投资,进而与一门心思要搞消费电子的集团新总裁菲伯格格不入,也逐渐萌生了退意。

1983年,张忠谋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了德仪。离职的消息一传出,很多新工作便找了上门。再三考虑后,他选择了前往纽约,出任通用器材的总裁。

但当时,他已是52岁的人,重复职业经理人的道路显然只是“可接受,不愉悦,更不刺激”。在他心中,他还需要一个其他意义上的崭新开始。

不久,这个开始就来了。1987年,56岁的张忠谋在台湾重新出发:“当我办一个半导体公司,当然要它长期繁荣。那只有一条路——世界级。”

台积电就此诞生。

张忠谋创办台积电的成功,来自他在半导体业征战多年之后的观察力、思考力和执行力。最重要的是,改变现状、重塑未来的判断力、想象力。

当时,全世界看得见的半导体公司,走的都是芯片设计与制造一脚踢什么都干的路子,其设计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制造则需要强大资金后盾,这种一脚踢模式,把半导体搞成了一个智力与资金双密集,持续被巨头垄断的高门槛行业,一般业者几乎水泼不进。

即使有不怕死的在“几乎”里面零星地冒出来,从资本要求低的设计干起,试图从寡头那里分杯羹,也是活在有上顿没下顿的不安中。他们搞不起制造厂,只能租借大公司的产能,大公司不忙就租给他们,忙起来就不租了,而且还经常偷窃或雷同他们的设计。

要是有一家能替我们保护好商业秘密,不跟我们抢创意抢生意,专门帮助搞制造的半导体工厂就好了——艰难求存的芯片设计公司们都在这么想。

张忠谋也是这么想的。不同的是,他决定让自己成为那个专门搞制造的人。

投资这么大,只去搞制造,谁能给你那么大而且稳定的订单?这在当时是个疯狂的想法,但张忠谋坚信半导体设计和制造一定会产业细化与分工,因为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设计的可以更专注设计,制造的可以更专注制造,进而合力推动行业更高更快更繁荣。如果行业繁荣,订单就不是问题。

真正重新开始,张忠谋还是经历了相当的低潮。

首先是人才难找,尤其一将难求。

要干世界级的事,自然要世界级的人。台湾当时没有这种人,他就到国际上找。那时的半导体圈子不大,有大能耐的,要么是他过去的对手,要么是他过去的下属。对手比较难搞,他从下属找起。

他找到包括英特尔一位副总裁在内的几位老部下说,兄弟们,来台湾跟我一起改变半导体产业吧。这些人看好他,却不看好台湾,也不看好他搞“制造代工”这个馊主意。好一番努力之后,他才把通用电气半导体总裁戴克挖来做了总经理。

班子和厂子好不容易建起来了,真正的考验却才开始:订单从哪里来?

订单不好来啊。

台湾是一片荒原,还得回头去求美国佬。一些专业的设计公司比较痛快,但他们规模不大,喂不饱台积电的产能。那就去劝那些又搞设计又搞制造的大公司,给点制造订单过来吧——这个就比较难了。

这些人根本不把张忠谋发明的代工模式放在眼里,另外,他们也对张忠谋心存芥蒂,把你喂饱了你反过来打我,这合适吗?最后一个更可怕,那时的半导体也是行情低迷,这些大公司就算相信他的模式,也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差不多一年,台积电派到美国抢单子的人,每次跟张忠谋汇报,都是首先一句“我的方向正确”,然后就“但是”了。再一再二的“但是”下来,张忠谋也“捉鸡”,但只要往办公室一坐,他的信念就又澎湃起来,把“但是”换成了“坚持”。

只坚持了一年,张忠谋的第一个胜利就来了。

这是个伟大的胜利。

1988年,张忠谋和戴克一起,通过私人交情把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老对手——刚刚上任英特尔总裁的格鲁夫,连哄带骗地弄到台湾参观了台积电。

新官上任的格鲁夫正大刀砍掉储存器业务,向电脑处理器(CPU)业务转型,并制定出宏伟目标:要做出最强大的CPU,去创造和引领消费者对电脑的需求,进而从电脑厂商的配件商成为掌握电脑产业的主人。

张忠谋吃准了格鲁夫要转型就必然集中火力搞研发设计的心思,努力说服他:老兄啊,你应该把一些制造业务交给我们,这样才能腾出更多精力去搞CPU啊,而且大表忠心与决心:我们的厂就是你自己的厂,一样一样的,甚至更好。

格鲁夫知道张忠谋看穿了他,但更认同其想法。随后,英特尔对台积电的制造进行了认证。再随后,台积电通过认证,拿到了英特尔的订单。

在英特尔这张世界通行证的助力下,台积电开始了高歌猛进的发展,连连成为台湾最赚钱的公司,直到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半导体企业。

台积电的成功,首先是选对了路子。

任何产业大到一定程度,都会有一个继续分工与细化的过程,并培育出新的行业龙头。张忠谋不但以前瞻和远见,抓住半导体产业分工细化的机会,而且是亲自缔造了这个机会。

因为有了台积电制造代工的支持,越来越多无力搞制造的半导体设计公司,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他们依托制造代工的后盾,众星拱月地推动整个行业大踏步地向前走,也源源不断地给了台积电订单,进而让设计与制造双赢。

微处理器厂商AMD就是个例子。

AMD没有雄厚的实力去搞制造,如果一脚踢肯定无法跟英特尔竞争,但它专注研发设计,用台积电弥补制造的不足,硬是活生生地跟英特尔缠斗至今。

不光是AMD,包括高通、苹果也都是受益了张忠谋代工制造的模式,正是有了台积电强大的制造能力,他们才得以聚焦研发设计并快速成长。

著名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也盛赞张忠谋不是创办了一个企业,而是创造和成就了两个产业:专业的半导体制造代工产业、专业的半导体设计产业。

对台湾而言,台积电则让其从半导体荒原变成全球半导体重镇。模仿台积电代工的台联电、背靠台积电搞设计的联发科,都是其中的典型。

一出手就做到世界最极致,然后持续研发、技术投入并规模扩张,建立起外人望洋兴叹的护城河,则是台积电持续领先的核心原因。

张忠谋一开始就在按世界顶尖科技水准操作台积电。当年,英特尔认证时一口气提出了200多个刁钻的问题,台积电24小时不眠不休地克难攻关,所以才把单子搞定。2016年,台积电的研发费用超过22亿美元,而且这么大的投入,只为制造技术这一件事。

但代工是有人给你单子才会有生意,因而你的技术多半是跟着客户走。跟着走,你可能就落后最先进一步。当台积电成功后,不少人也打起制造代工的主意,甚至希望取代其地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一度也让台积电处于被动。

如何走向主动?张忠谋给出四个办法:锁定客户、坚守阵地、设置障碍,永远创新。具体到技术上就是,不等客户招呼我、需要我,我就先按自己对行业趋势的预测,把更领先的技术搞出来,然后用这个“更领先”让你主动选择我,继而依赖我,最后离不开我。

这种紧跟甚至领着半导体产业走的技术变革,不但让台积电获得持续成功,高利润,还让台积电推动行业大跨步发展。最近这些年,移动智能浪潮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增长极,台积电正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东、西半球引领智能手机芯片设计的两大巨头——高通与联发科,都是靠它的制造迅速崛起的。

张忠谋认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方向、策略对了以后,雇对的有能力的人,把好的正确的理念灌输给他们,让他们相信你的方向,让他们去做。

策略既定之后,追求完美,铁腕强势,是张忠谋一贯的作风。他不容下属不思进取,更不会在你咬牙坚持时同情说,哎呀,这么辛苦啊,那算了,慢慢来吧。在台积电,不少人跟张忠谋开会,进门前是要深呼吸、压压惊的,甚至有人带着药上阵。他认为错误的报告,会直接给你摔到地上。

舍得分钱分利,则是张忠谋这么强悍,还有人拼命跟他干的原因。早年,他就争取到董事会每年拨出利润的20%作为员工红利。2013年,他还废除以股票形式发放分红的规定,改为100%用现金。除常规性激励,每个重要战役,张忠谋也都采取特别措施重赏勇夫,比如“夜莺计划”,所有加入该计划的员工,都是底薪加30%、分红加50%。

台积电领跑的很长时间内,真正让张忠谋操心或者担心的,已不是产业布局这些事,而是另外的大问题。他曾说——任何组织,领导人都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华商韬略第一次采写张忠谋的2005年,74岁的他就开始了交班:辞去台积电总执行长职务,并任命跟随自己多年的得力干将蔡力行接任,但这次交班最终让他失望并以失败告终。

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蔡力行不但未能领导台积电应对好形势,甚至还一度滑向深渊。2009年第一季,台积电的营业收入比上一季跌了差不多40%,毛利率跌到20%以内。更惨的是,整整一季,台积电的产能利用只有4%。

张忠谋受不了这个,于是动议董事会,罢免了蔡力行,将权柄重新收回自己的手中。而据台湾媒体报道,真正让他下决心的,并不是业绩不好,而是蔡力行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他是因为接到一封被辞退员工的父亲写给他的信。

台积电长期推行一项人力优化计划,每年针对绩效考核最后4%的员工特别管理。蔡力行上任后,渐渐将这项原本旨在提高人力素质的制度,变成将最后5%员工“自愿离职”的“变相裁员”,甚至还为达到裁员目标,简单粗暴执行的形式主义。

张忠谋接到的那封信中,一位被辞退员工的父亲恳请他不要裁掉自己的儿子。一番调查后,张忠谋了解到这位已服务台积电10多年的员工一直表现优异,还曾进入前10%的奖励计划。这次是部门为了必须完成“淘汰”5%的任务,所以因为妻子怀孕,需要处理很多家务,而被主管加入到淘汰的名单。

人才和团队素来是张忠谋最关心的事,交班之后他也曾专门叮嘱蔡力行和人力资源负责人,裁员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但现在,他毫不知情,员工就这样被强制裁员,而且还是假借考核、实为裁员,有违诚信原则的错误做法。

诚信,是张忠谋在台积电强调的第一伦理。

于是,毫无商量余地,他把蔡力行撤掉了。甚至是,在了解到真相后的10分钟内,就做出了决定。

再上前线之后,张忠谋成功在危险中找到机遇,通过大手笔投入研发向移动智能火速推进,开启了台积电与手机芯片设计商共同领着智能手机快速发展的时代,也为台积电赢得了崭新的未来——苹果大单的关键战役,就是从那时开打。

但岁月不饶人,转眼已是80多岁的人了,这个棒还得交下去。

于是,2013年,张忠谋再一次交班,提拔干将刘德音与魏哲家同时出任台积电总经理暨共同执行长,也让台积电进入“两个执行长”的时代。

被问到为何这样安排时,张忠谋回答,要领导这样一家公司,一个人是不行的,至少要两个到三个,并强调最终还是董事长最大,董事长只能有一个。

带着“两个执行长”的计划,张忠谋正式告别。6月5日,台积电完成董事全面改选,刘德音接任董事长,魏哲家担任总裁,台积电进入平行领导时代。

后张忠谋时期,台积电能否延续曾经的强势,世界半导体格局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仍有待时间去检验。

不论台积电后续发展如何,都不会再影响张忠谋在全球科技界的地位。不过对于这些,他本人并不是很在意。“老实说,荣耀也是过眼烟云,鼓掌很快就会停止,这种情形,我看得很多。”

在创造并成就一个产业后,87岁的张忠谋挥手告别。这位曾经的文艺青年,将回归过往的生活:“将把余年保留给自己和家庭”,读书、写书、打牌、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