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内战

20世纪之前50年间,叙利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组成部分。一 战后,叙利亚现代国家诞生,但法国殖民当局设法将叙分成6个独立国,因遭当地人强烈反对而未得逞。二战前夕,法国从叙利亚版图上割走两块土地,即黎巴嫩和土耳其南部的哈塔伊省 [3]。

1946年,叙利亚宣告独立,但国外各股势力纷纷施加影响。1958-1961年,埃及一度与叙利亚合并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3年,“复兴党”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执政,仅将叙利亚视为“复兴党”和阿拉伯民族的“地区统帅”。

直到哈菲兹·阿萨德统治晚期,特别是其子巴沙尔·阿萨德执政时期,叙利亚才开始通过教科书、国家电视台和其他媒体塑造国家认同。 [4]

叙利亚特殊的宗教及教派

叙利亚社会在长期多元的族群构成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社会、文化与宗教模式,但随着危机爆发并深化。 [5]阿拉维派源于公元9-10世纪的叙利亚,属什叶派分支,人口不到300万人口,主要分布在叙利亚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向北进入土耳其的哈塔伊省、向南进入黎巴嫩巴布的地区。

叙利亚阿拉维派主要离群索居在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山丘上,阿拉维派意即“阿里的追随者”,他们坚信什叶派创始人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权力的继承人,遵循什叶派“塔基亚”传统,即为了免受迫害,“隐遁自己的信仰”。

阿拉维派除纪念开斋节、宰牲节及与什叶派共同庆祝的节日外,还将基督教圣诞节、复活节等作为自己的节日,在祈祷时进圣餐、饮圣酒,因此被逊尼派视为“异教徒”而遭迫害。 [4] [6]

父子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与巴沙尔·阿萨德

叙利亚立国后,阿拉维派得以专权,逊尼派遭到清洗和镇压。法国殖民当局建立叙利亚国防军,大量阿拉维派大批从军。当新叙利亚重建 军队时,阿拉维派大量从戎,在军官团人数较多,并从1960年代起在叙政治中独占鳌头。

1963年,“复兴党”发动军事政变的许多成员大都来自阿拉维派,逊尼派党员开始遭到清洗。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德上台掌权时,叙政府高层人员已然全为阿拉维派。经过约30年的发展,阿拉维派已成为叙权贵阶层。

[7]此外,1976年叙大举介入黎巴嫩内战,支援几乎被逊尼派军队打败的黎巴嫩基督徒。随后,在以逊尼派为主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煽动下,叙利亚爆发长达六年之久的内战。 [8]1980年7月7日,阿萨德政府发布第49号法案,将加入穆兄会定为死罪。1982年,哈菲兹·阿萨德一举将穆斯林兄弟会打入地下,并造成上万名民众罹难,部分城区和众多清真寺被夷为平地。 [4]

2011年11月,大马士革居民27日在一处加油站排队购买罐装燃气

1970年11月,阿萨德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自任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次年当选总统。阿萨德通过政治体制重建,依靠经济调整扩大统治基础,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 ,叙利亚对黎巴嫩军事干涉以及谋求与以色列军事战略平衡,军费开支大幅增加,“1984年国防开支比1978年增加了3倍,占1984年叙利亚经常性开支预算的56%和全部政府预算的30%” [9]。

1990年至1994年,叙利亚国防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54.

5%,是中东国家国防开支之最 [10]。庞大的军事开支不仅挤占经济建设资金,加剧财政赤字,同时使国家债台高筑,外汇储备告罄。由于政府重点发展工业战略以及严重的旱灾等自然灾害,农业部门发展迟缓、农民歉收,无力满足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的需求,国家不得不耗费本已十分短缺的外汇来购买食品。

工业领域也不容乐观,尽管阿萨德放宽了对私营经济的限制,国营经济比重依然居主导地位,政府对国有部门统管过死,管理不善导致工业企业效益低下。

因此,宏观经济全面恶化,“经济衰退已成定局,连续八年国家财政预算赤字猛增。官方估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自1982年至1987年下降15%,生活水平指数灾难性地下降了37%” [11]。

严峻的经济形势导致社会问题凸显。高出生率、高失业率以及高贫困率已成为普遍现象。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使工人以及中下层政府雇员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他们无力应对不断攀升的物价所带来的生活负担。越来越多的失业农民移居城市,但他们却处于贫困的边缘,生活条件恶劣,又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

“1965—1980年间,大马士革人口翻了一倍,从678000增长到1327000人。城市人口激增导致首都有增无减的住房危机。飞速城市化遍及全国,1960年只有总人口的37.

5%居住在城市,到1980年代初期已经超过一半,城市化将来自农村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一个区域,更加剧了贫困。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人们的政治认同危机。” [12]却无法得到应有的基础服务和教育、就业等机会,生活日益艰难。

在产油区的哈塞克省,石油公司等工作大多落入阿拉维派手中。遭受旱灾的民众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在2011年3月抗议运动爆发后纷纷投身反政府武装。 [4] [13]

集会

2000年,巴沙尔上台后,向 大农场主实行优惠开放政策,大批购买土地、打井取水,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2006-2011年,叙约60%的土地遭受严重干旱,80万农牧民生计无着。 [4]2005年,巴沙尔提出建立 “社会的市场经济”,即在保持一定程度的国有经济部门的同时,扩大私营经济的比重,放松对外资和金融业的管制,这些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叙利亚的经济发展,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与巴沙尔政权有着密切联系的阿拉维派的大商人和官僚,他们垄断了国家主要的私有经济部门,形成官僚资本 [14]。

改革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与此同时,由于遭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 [15]叙利亚开始引进海湾国家的资本以推动经济发展,但这些资本大多流向叙利亚的服务业和房地产业。

随着20世纪8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步入劳动力市场, [16]叙利亚青年失业率非常高。2011年叙利亚失业率为30%, [17]其中男、女青年的失业率分别高达67%和53%,大学毕业生通常在毕业4年后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

[18]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却大量削减对教育、住房、医疗、食品、燃油和养老等公共部门的投入,导致社会下层的生活水平下降。

叙利亚处于中东地区的中心地带,其地区地位和作用较为敏感和特殊。美国政府认为伊朗—叙利亚—黎巴嫩轴心(什叶派之弧)一直是中东地区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堡垒,叙利亚是该轴心的中枢,同时认为叙利亚长期支持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被视为伊朗向阿拉伯世界扩张和染指巴以问题最重要的战略依托;“9·11”事件以后,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

因叙利亚在伊拉克战争以来对美的强硬立场,美将其视为地区为数不多的强硬反美政权。

[5]在埃及和约旦先后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后,叙利亚是仍与以色列维持战争状态的阿拉伯国家,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外,几乎所有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总部长期设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同时叙利亚也是对黎巴嫩政局影响最大的外部势力之一。 [19]

2012年7月18日,叙利亚政府军在大马士革米丹区与反对派武装作战

2011年3月,叙利亚南部边境城市德拉爆发反政府示威游行,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在叙境内其他地区引发连锁反 应。巴沙尔因消极回应反对派改革呼声而错失对话良机,导致对立情绪被充分激化,叙利亚危机由此爆发。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主导的阿盟介入叙利亚危机后,叙形势迅速恶化。 [20]

叙利亚周边局势一览:两大对立阵营力量悬殊

2011年8月中旬,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巴沙尔应该下台。9月末10月初,美力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叙政府镇压民众并对叙实施经济制裁决议。10月24日,美宣布召回驻叙大使。2012年8月18日,奥巴马宣布,“巴沙尔下台的时间已到”,改变叙政权将是美叙利亚政策的头等大事,美国中情局特工并开始在土耳其南部开展秘密活动,以便决定向叙哪些反对派势力提供武器等。

截至2013年3月初,美向叙提 供了3.65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

2月28日,美宣布额外追加6000万美元,帮助叙反对派在其控制区提供下水道设施、教育、安全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向“叙利亚自由军”提供食品和药品援助。同时,欧盟同意英国建议,向叙反对派提供车辆等非致命性装备。

法国外长称,“如果我们想改变政权,就必须支持反对派,我们必须推动局势变化”。 [22]4月21日,在欧洲、中东10国外长举行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上,美国务卿克里宣布,在新一轮援助中,美将对叙反对派的援助款翻番达1.

23亿美元,并将向“全国联盟”最高军事委员会提供额外的“非致命性”装备如装甲车、夜视镜等。截至2013年4月,美向叙反政府势力提供的“非致命性”援助已达2.5亿美元。 [4]

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叙利亚与沙特在地区问题的分歧日益扩大,同时也是同伊朗关系最紧密的阿拉伯国家 [25];因库尔德问题、幼发拉底河水源分配问题等土耳其与叙利亚时有小摩擦,随着入欧努力受挫,土耳其将其战略中心东移,试图回到中东地区,扩大地区影响力。 [5]地区国家尤其是沙特和卡塔尔对叙利亚与伊朗的结盟关系感到纠结,沙特已将扼制伊朗势力扩张视为其安全和外交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19]

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沙特从克罗地亚大批采购前南斯拉夫制无后座力炮、手榴弹、机枪、迫击炮、打坦克和装甲车的火箭弹等武器,以及乌克兰制步枪子弹、瑞士制手榴弹、比利时制步枪,运抵叙反政府势力手中。 [26]土耳其2011年8月起从巴沙尔政权的友好邻邦变身为主要对手,支持叙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派,并向逊尼派反政府武装提供庇护、武器和培训,甚至默许“圣战”势力流窜到土耳其。 [4]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