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旦面对日本】“四大名旦”产生的经过和历史背景(葛献挺)上

对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的表演艺术,80年来诸家论汇,多如牛毛、浩如烟海。但关于京剧“四大名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前后经过,以往虽有方家谈及,但多语焉不详,未尽其意,往往使人对“四大名旦”产生的史实发生误解。

曾见《中国戏曲曲艺大百科全书》程砚秋条下, 仅有“世称程派, 并与梅、荀、尚一起被称为‘四大名旦’”一句叙及。而《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在“四大名旦”条目下则说: “指二十年代先后成名的四个京剧演员, 即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梅兰芳年谱》在1927年条下则称: “本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中国首届旦角名伶评选, 以梅为首及程、荀、尚四人, 被举为京剧四大名旦。”

上述诸家所谈, 似太简略, 亦欠准确。实际上1927年《顺天时报》的评选, 仅是开始, 后来还有很多曲折的过程及趣闻。因北京《顺天时报》为日本人所办, 主编是日本人中的“中国通”听花(又名剑堂。“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先生, 1917年12岁入富连成坐科, 听花是两个保人之一,可见这位先生同京剧关系之深。

)《顺天时报》虽然首倡并进行了投票选举,但仅限京津及青岛、大连等地。因自甲午战争以来, 中日关系常处敌国状态, 京剧观众, 尤其是市民阶层 (这部分人比例甚大) 投票率不高, 国人有些不太买帐。

其实, 京剧“四大名旦”产生的历史过程极具戏剧性, 简单说,京剧“四大名旦”的最后定局,是由“四个人”和“一报、一刊、一张唱片”所促成。其过程看似简单, 实际上又很曲折, 同时,又有很大的偶然性。所谓的偶然性, 就是指白牡丹(荀慧生)“弃秦学徽”, 改学皮黄、并在杨小楼率领下前往上海公演。

同去的还有尚小云和谭小培, 报界以“三小一白下江南”为题, 加以鼓吹。演出期满, “三小”回京, 荀慧生的表演征服了上海滩, 令上海人如醉如痴, 达到万人空巷、家喻户晓的盛况, 结果演期一再顺延, 这一顺, 在上海呆了将近十年。

于是上海人就千方百计要把荀慧生捧到与北京的梅、程、尚三位并驾齐驱的地位, 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慨。

现据史料记载, 谈谈“四大名旦”产生的来龙去脉。

推动“四大名旦”产生的“四个人”和“一报、一刊、一张唱片”的情况如下: 这四个人, 依年代次序, 是听花、刘豁公、苏少卿和郑子褒(笔名梅花馆主);一报,是北京《顺天时报》;一刊, 是上海大东书局的《戏剧月报》;一张唱片, 是长城唱片公司出的京剧《四五花洞》。现将“四个人”及“一报、一刊、一张唱片”的情况分别加以介绍。

一、听花和北京《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是清末民初, 日本人在北京出版的一张中文日报, 主笔就是听花。他热爱中国京剧。民国十七年以前, 北京的戏园子如鲜鱼口内的华乐园、东安市场内的吉祥园、粮食店的中和园、肉市的广和楼、大栅栏内的广德楼、庆乐园、香厂新世界的城南游乐园、给孤寺第一舞台及其东边的开明戏院, 均能见到此公的影子。

当年由叶春善、杨韵谱、俞振庭分别主办的富连成、奎德社和斌庆社科班, 听花是常客。在许多名伶和红伶府上, 听花往往是不速之客。

因为他是东洋人, 北京伶人对与外国人交往, 在闭关时代, 初交时, 内心深处总有些“那个”, 总有些不太情愿。但听花是日本人中的中国通, 他能讲地道的北京话, 其标准程度, 据侯喜瑞先生1966年8月底在文化局对笔者说, “相当地道”,和说相声的西洋人大山先生不相上下。

他懂得中国人“举拳不打笑脸人”的心理, 他也知道“一回生、二回熟”的道理, 尽管有时遇到慢待, 但他仍信心十足,天长日久,终于成为许多伶人家中的座上客,同一些颇有名气的伶人“很有点交情”(侯喜瑞语)。

因为听花的提倡, 《顺天时报》每天都刊登大量详细的演出海报(广告费低于国内报纸), 信息量很大;同时, 听花自己写有大量的“伶人访问记”和剧评, 尽管剧评套话很多, 有时也很肤浅,这些套话, 往往成为梨园行后台议论的笑料, 但听花对此不以为耻, 反而更加虚心询问。

名花旦筱翠花先生的公子于世文先生, 1987年在密云水库讨论《戏曲志》时, 对笔者说: 他幼年曾见过听花, 听花在逢年过节时, 常去给一些老先生如谭家、王大爷家拜年, 同他们家老爷子也常有往来。

听花个头不高, 师兄袁世海在《红灯记》中穿中式服装的鸠山形象, 就很可能有听花的影子, 当然此处说的仅是扮相, 鸠山是侵略者, 听花是个文化人, 有本质的不同。

听花在《顺天时报》开有专栏, 专门谈中国京剧和秦腔, 这在当时的北京新闻界和梨园行, 是件很引人注目的事。因是日本人办的报, 中国北洋政府因受《庚子条约》限制, 故无权干涉,因此,中国报纸不敢、不准刊登的消息, 如逮捕报人成舍我, 张宗昌枪杀林白水, 还有储玉璞枪杀京剧演员刘汉臣、高三奎, 梅兰芳代表梨园界找王琦(京师警察总监)进行营救活动等, 《顺天时报》都能及时报道, 中国人关心此类消息, 往往要看《顺天时报》。

百年以来, 中日关系错综复杂, 但日本人却和中国戏曲发生了不解之缘。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谈中国京剧的巨著《**剧及其名优》就是日本学者波多野乾一的作品 ,1925年由中国学者鹿原学人译成中文, 书名易为《京剧二百年之历史》。

此外,《中国近世戏曲史》,也是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创作, 日文书名《**近世戏曲史》, 内容讲述昆曲及花部兴衰变革的历史, 1936年经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 吴梅作序。1919年, 梅兰芳第一次把京剧送出国门访问日本时, 听花的专著《中国剧》一书, 同时用中文、日文、英文出版, 以配合梅兰芳赴日本的公演。

关于《中国剧》,作者自序说:“予性嗜华剧,旅华以来,时入歌楼藉资消遣,日与梨园子弟常相往来谈论风雅,于是华剧之奥妙,获识梗概焉。公余之暇满拟收集二十年所得,编成一书,冀为初学之津梁,留作他年之雪印。乃不揣浅陋,草草脱稿,付之铅椠。惟是书内容提纲挈领,记述简单,贻笑大方在所不免。噫嘻!今拙作已问世矣,而向时谈剧之友如鑫培、笑侬亦相继逝世,手此小册,无由持赠,可慨也夫!”

作者有《付梓喜志十章》诗曰“几年信口说雌黄,祸枣灾梨兴太狂。侥幸名流多宠锡,诗文题赠总琳琅”,可称纪实之言。中国各界名流为《中国剧》一书题赠诗文、书画及作序者,多达数十人,其中有帝师陈宝琛,民国怪人、经学大师章太炎,两任民国总理熊希龄和梁士诒,内阁总长曹汝霖和王揖唐,前四川大都督尹昌衡,还有名士严修、易顺鼎,名票袁寒云,名伶汪笑侬,及报人、戏曲评论界前辈冯叔鸾、张子、穆辰公、汪侠公、凌霄汉阁主(徐凌霄)、陈优优、刘少少等。

除此而外,还有数十位日本学者、专家及财阀、政客也为之作序。作为一部研究戏曲的出版物,其影响规模之大,可说是前无古人的。当年京、津、沪三地的戏剧评论界人士,几乎都为此书作序,虽难免有夸张客套之辞,但对此书贡献于中国戏曲的价值则大都是评价中肯的。此书条理清晰,观点鲜明,语言生动,没有中国人常有的忌讳,对了解清末民初的梨园子弟和演出习俗,说它是指南之作,不算夸张。

听花于光绪二十四年来华,任教于南京时务学堂。他的学生不少人进入东京帝大和日本士官学校,后来进入民国官场的很多。后他又到苏州、上海教书、办报,并与汪笑侬、潘月樵等剧人订交。庚子之后,他到北京办报,约在1935年前后返日。这是与“四大名旦”产生有关的“四个人”中的第一人听花的概况。下面谈“一报”的情况:

听花主办的《顺天时报》,对中国京剧最大的贡献有两件事,对后来京剧的发展有极大影响,一件是民国五、六年冬春之交,在北京举行的“希望剧”选举,二是民国十六年(1927)6月20日举行的“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的选举。

“希望剧”的选举,参选剧目近二百出,角色近百名,其中有谭鑫培、杨小楼、刘鸿声、金玉兰、双兰英等,最大的受益人是尚小云和梅兰芳等,尚小云以“童伶主席”当选。当时,程砚秋尚未出道,荀慧生还以白牡丹艺名,在梆子艺人庞起发名下苦挣扎。

关于1927年6月20日举办的“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选举,《顺天时报》说:“本社今为鼓吹新剧,奖励艺员起见,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办法是:一,所称名伶,限定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徐碧云五人;二,就名伶新剧中,选举认为最杰出者各一出。

参选新剧有梅兰芳《洛神》、《太真外传》、《廉锦枫》、《西施》、《上元夫人》等;尚小云《林四娘》、《五龙祚》、《摩登伽女》、《秦良玉》、《谢小娥》等;荀慧生《元宵谜》、《丹青引》、《红梨记》、《绣襦记》、《香罗带》等;程砚秋《花舫缘》、《红拂传》、《聂隐娘》、《青霜剑》、《碧玉簪》等;徐碧云《骊珠梦》、《褒姒》、《二乔》、《绿珠》、《薛琼英》等。

《顺天时报》规定,投票使用纸张必须剪取该报所印专用表格,否则无效。记名与无记名均可,然后以名伶所得票最多者各一出为当选。开票结果在《顺天时报》公布。最后,以各伶所当选剧目五种,以剧装照片并合印刷,作为该报特别附张,赠送该报读者。投票到7月20日截止,历时一个月。总投票数共14090余张,结果如:

梅兰芳《太真外传》以1774张票当选,次为《洛神》,得票779张;

尚小云《摩登伽女》以6628张票当选,次为《林四娘》,得票901张;

荀慧生《丹青引》以1254张票当选,次为《元宵谜》,得票318张;

程砚秋《红拂传》以5985张票当选,次为《青霜剑》得票388张;

徐碧云《绿珠》以1709张票当选,次为《薛琼英》得票484张。

从以上五伶剧目得票率来看,最高票为尚小云,次为程砚秋,第三为梅兰芳,第四为徐碧云,最后为荀慧生。

这次“五大名伶新剧夺魁”选举是《顺天时报》所办,既有其代表性,也有其局限性。不少中国人对在日本报纸投票选中国演员不感兴趣。《顺天时报》读者面小,投票选举尽管搞得很红火,但中国报刊却无甚反应,作冷眼旁观态度。

中国名伶选举,中国媒体不表态、不介入,必然要影响选举的权威性,同时,也限定了它的波及面,只能局限在京津及沿海少数城市,难以普及到内地广大地区。但客观地讲,此次选举,对上述五大名伶的新剧目创作及个人的社会影响,当然是一次声势较大的推动和宣传。这一推动和宣传,为后来的“四大名旦”的产生及至叫响开了先声。以上就是“四大名旦”与听花及一“报”的一段历史关系。

二、一“刊”和刘豁公

一“刊”,就是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戏剧月报》,它的主编是刘豁公。

刘豁公是上世纪20年代著名的戏曲评论家,少年时代就喜爱戏曲,并与京剧名演员广为交往,自己也参与票房活动。他与商务印书馆编审人士如张元济等人亦有交情,对京剧名伶及梨园旧事下过功夫,曾多次向老乡亲孙菊仙请教清宫当差的内情。

后到上海从事京剧史的研究和戏曲刊物的编辑工作,作品有《哀梨室剧话》、《新年谈戏》及大量的剧评《卷头语》等。上海大东书局决定出版《戏剧月报》,特请刘豁公担任主编。该刊是当年国内发行量最大、读者面极广的戏曲刊物,深受知识阶层、梨园行及艺术评论界的欢迎。

上海是近代新闻出版业的摇篮和大本营。因为当年尚未有电视和广播,《戏剧月报》刊行全国,使得知识分子和边远地区的城镇市民,对京剧艺术的眼界大开,他们通过该刊大量的文字和剧照,加深了对京剧的了解,增加了对京剧艺术的兴趣。

这对京剧表演艺术向华南及云、贵、川、陕、甘甚至新疆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舆论造势的先锋作用。在指导人们熟悉、了解进而热爱京剧方面,它是精神导师和阵地,及无形的指挥机关,因此,它是有大功于京剧的艺术刊物,后来的京剧子弟不应忘记它!

民初的报人和从事戏曲理论研究、评论的文化人,是相当自由的。对于剧目,对伶人及伶人的声腔表演甚至私德上的不检,均能直言不讳,刊诸报端,颇有些舆论监督的作用。当然,这并非说它没有落后面。上海是十里洋场,黄金荣、杜月笙在那里势力浩大,就连外地的军阀到上海滩,都要“拜山”。

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要想在上海设一讲话论坛,对某些黑社会代表人物品位不高、吹捧坤旦的文字,也不能不予刊登。不过那时没有“官办”剧目,也没有国营戏班子,大家都是自由职业者,谁也不领导谁,唯一的领导是金钱,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是社会公德和当时的民国宪法。那个时代,是民国史上新闻出版相对自由的时代。

关于刘豁公及一“刊”与“四大名旦”产生的关系,梅花馆主(郑子褒)说:“‘四大名旦’这个专名词的由来,亦很有几个年头了。据我所知,它的初步成功,在民国十七年;正式成立,却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春天。

提倡‘四大名旦’最起劲的,不用说,当然是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因为那时的荀慧生,离开梆子时代的白牡丹还不很远,论玩艺,论声望,都不能和梅尚程相提并论,可是捧留香的人(区区亦是其中一份子),声势却非常健旺,一鼓作气,非要把留香捧到梅、尚、程同等地位不可,于是极力设法,大声疾呼地创造出了这一个‘四大名旦’的口号。”

然后,梅花馆主又说:“我凭什么可以说‘四大名旦’的初步成功在民国十七年呢?这不是瞎说,有事实为证。那时候大东书局有《戏剧月报》刊行,编辑人是刘豁公,我家过宜和我,都挂了助理编辑的虚衔。我们三人,虽不是地道的白党,可是和白党诸位仁兄很有往还,而且很是知己,他们的事,还不和我们自己的事一样吗!

有一天,在宴会上,无意中谈起‘四大名旦’的事儿来,某君一时高兴,怂恿豁公出一个‘四大名旦’的特号玩玩,豁公是起劲玩特号的,当然乐为应允。”(见《半月戏剧》三卷十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

梅花馆主所说的某君,就是当年上海大画家、社会名流舒石父。这位舒老先生,收荀慧生为弟子,是捧荀慧生的领袖人物。此外,上海文人严独鹤、袁寒云(袁家骝之父)、周瘦鹃、沙游天及国画大师吴昌硕等人,也是捧荀的急先锋。他们著书立说,为荀鼓吹。荀认吴昌硕为义父,吴对这位梨园义子十二分地推崇,亲书“白也无敌”四字相赠,上海各报争先刊登。此时的荀慧生,在上海大红大紫,如日中天!

当年上海有所谓“白党”存在,因荀早年艺名白牡丹,故上海知识界和市民阶层,专门写文章捧白,时人谓之“白党”。他们以此为荣,不遗余力,出钱出力,以吹捧白牡丹为己任。这位舒石父先生,就是后来的电影演员舒适的尊人。

舒石父在宴会上提出“四大名旦”特号的事,鼓动刘豁公,刘当即答应下来。散会后,刘豁公同梅花馆主同路,刘就拜托梅花馆主多弄些“四大名旦”的照片,以壮声势。梅花馆主劝刘豁公出特号要把握时机,未出特号前,最好先来一次以“四大名旦”为题的征文,试试各界对白牡丹的印象如何,等到征文揭晓,看荀在“四大名旦”中是何种地位,待地位明确之后,看准行情,那时再出“四大名旦”特号,就比较名正言顺,不但刊物可卸却标榜吹捧嫌疑,并且在荀慧生的面子上,似乎也格外光彩,显得好看些。

上海白党势力强大,京津市民及知识界也有同盟军,都想一鼓作气,一定把荀留香捧进“四大”才能甘心,在此心理支配之下,于是一个以“四大名旦”为题的征文,便提上日程。

征文出来后,戏曲评论界高手,名家苏少卿的《四大名旦论》一举中的,名列第一。

经过苏文的品评、论证及广征博引,对四人的表演、声腔艺术作了深入客观的论述后,“四大名旦”的口号,在上海就此叫响。因上海人迷荀慧生,又经过苏少卿介绍分析和鼓吹,荀慧生的大名,居然在尚小云之上,梅程荀尚的次序,也在上海定下。

后来,苏少卿又写了《后“四大名旦”论》一文,刊在《半月戏剧》上。这就是梅花馆主所说“四大名旦”叫响的第一步。在此之前,北京有“五大名伶”、“四大金刚”,甚至“六大名伶”的叫法,只是未成气候。

关于“四大金刚”、“六大名伶”的口号,梅花馆主说:“其实那时节,还有五大名旦、六大名旦等杂牌口号存在,所谓五大,除现在成功的四大之外,再一个是湖南名士贺芗坨力捧的徐碧云,至于六大,梅程荀尚当然跑不了,另外一位,是王大爷瑶卿的儿子王幼卿。

毕竟碧云、幼卿色艺较差,资格亦不及梅等四人,所以提倡尽管提倡,结果还是名落孙山,到现在,徒然留下个极模糊极微稀的痕迹而已。”(见《半月戏剧》三卷十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

话锋一转,梅花馆主接着说:“苏老师是我道中的先知先觉者,说出话来,没有人敢反对,经此品评下来,‘四大名旦’的口号就此叫响。”(见《半月戏剧》三卷十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

所谓“先知先觉者,说出话来,没有人敢反对”,也仅限上海一地,因为,上海尽管是舆论重镇,又得风气之先,但上海毕竟不是京剧的大本营和发源地,“四大名旦”口号虽然叫出来了,北京人承认不承认?尚在未定之天。

征文之后,苏少卿回忆说:“宣末民初,梅兰芳初成名,戏码居孟小茹、王凤卿之次,至洪宪时代,兰芳编新剧,创古装,自成一军,始演大轴。‘女主’临朝,乾纲乃衰。于是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等,继起逐鹿,能文之士推波助澜,旦角遂居主要位置。

十年之间,旦角之数,不止于四(同时尚有徐碧云等,唱作亦佳),‘四大’之名,犹未成立也。民十五、六年,梅程荀尚四人,各具专长,各有定型,‘四大名旦’乃成定论,至其位次,则不佞亦有品题(拙作《四大名旦论》)。

‘四大’之外,同时之徐碧云唱做武功亦佳,与兰芳为姻亲,其唱近梅,又适因不检于行,喧传众口,遂不得侧身于‘四大’之列;或扩四为‘五大名旦’之数。闻徐至今坎坷,其时运蹇塞异常,可为扼腕。”(见苏少卿《四小名旦论》。)

白党健将、苏少卿的好友郑过宜后来回忆说:“当日‘四大名旦’名词所以成立,溯前尘, 颇值得追述,以为后来者借镜。‘四大名旦’,人知为梅程尚 荀,然最初不过名之‘四大金刚’,并未直称‘四大名旦’,那时的梅,不但著闻南北,且已驰誉各国,早成伶界领袖人物。

这‘四大’之中,无论如何,他终属龙首,是不争之事。而程,也正值宝剑出鞘,锋芒逼人,他的地位,其势亦仅居梅兰芳之亚,无人足以和他抗此一席;故程入‘四大’,亦不成问题。

尚小云占便宜是,他小时早被选为童伶青衣的首领,(《顺天时报》有‘菊榜’之选,该报主笔听花,与清退休王公友善,王公贝勒多捧尚,故亦捧尚。)有此凭藉,尚入‘四大’,亦无甚周折。至荀慧生,却大费力气了。

盖因在此以前,荀自随杨小楼南下后,久居上海,一旦重返故都,以势力而言,自不及上述三位那样根深蒂固,因此,惟独荀入‘四大’,是经过一番艰苦挣扎而后,才取得‘四大金刚’这一位置的。”(见郑过宜《四小名旦评议》,载《半月戏剧》五卷四期。)

在谈及荀的劲敌时,郑先生又说:“荀此时不仅骤梅程尚翱翔颉颃,发生困难,而恰在此时,徐碧云又是他的劲敌,和他竞争激烈。徐出科未久,大有扶摇直上之势,嗓音既清亮圆润,兼擅武功,且假梅余荫(梅徐有戚谊),捧他的人很多,这一着,几乎使荀被摒于四大之外,而教徐碧云夺了他今日这地盘去。

但徐终因不克自立,得意没多时,如昙花一现,遽尔消逝,从此潦倒直至今日,亦难复以往盛况。而荀那时给他奠定基础的,是一出《全部玉堂春》,自此戏唱红之后,荀便一帆风顺,中间更没遇什么盘根错节。

返顾徐碧云不堪回首的光景,真令人为之无限感慨。(当日一班捧徐的,如北京“八大祥”中的孟家,廊坊头条银号中的众多老板等,见力不足与荀抗,于是创立‘五大名旦’之说,要想把徐勉凑上去,终未成事实。)除荀、徐出了波折,其余便没有再存问鼎之念了。”(见郑过宜《四小名旦评议》,载《半月戏剧》五卷四期。)

综上所述,荀慧生进入“四大”行列,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挣扎而险胜,徐碧云之所以被弃出局,并非是纯艺术问题或水平不够,正如苏少卿所说,是因为“不检于行,喧传众口”而坎坷一生,可见艺人如私行不检,在关键时刻,会遗误终生的。

三、苏少卿

以上为与“四大名旦”产生有关的一“刊”和第二人刘豁公,下边再谈谈有关的第三人苏少卿。

《戏剧月报》举行“四大名旦”征文揭晓,梅花馆主说“苏少卿的大文录取第一”,那么苏少卿是何许人也?真是“提起此人来头大”。苏少卿1890年生于江苏徐州,青少年时代与徐树铮为一师之徒,有深交。他精于音韵学,喜爱昆曲并有研究雅趣,与徐树铮有同好。

民初,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是段的军师,人称小诸葛。苏少卿是徐府常客,诗酒往还外,就是拍曲。北洋时代,武人(徐是日本士官生)家中设昆曲票房、走斯文一路者,徐树铮是第一人。

因苏徐是少年总角之交,无话不说,故苏对徐的某些“霸道”措施,曾隐作规劝,徐认为苏是“书生”而哂之。1925年徐树铮被冯玉祥下令枪杀后,苏离京赴沪,除研究昆曲渊源外,复改学皮黄,拜名票陈彦衡为师,学习老生。

在此之前,因受时代潮流影响,苏曾到日本,从事文明戏的研究,与欧阳予倩及李叔同时有往还。后又向大盐商、京剧名票王君直请益,交称莫逆;而与另一名票侗五爷(红豆馆主)则为忘年交。清末民初的五大名票周子蘅、孙春山、王君直、陈彦衡、侗五(溥侗),苏与其中三人有深交。因此,梅花馆主说“苏老师是我道中的先知先觉者,说出话来,没有人敢反对”,当是实情。

1934年苏少卿任《戏剧半月刊》主编,以“保存民族文化”为宗旨,深受国内读者欢迎。后来该刊停刊,苏经常在京津沪等地戏剧刊物发表京剧评论文章,见解高明,文字流畅,令人耳目一新。尤其对一些艺术表演及剧目上争论甚大的问题,苏的文章常有举重若轻、剥茧抽丝的功力。

其文风和北方的凌霄汉阁主常有不谋而和、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因苏久居上海,对周信芳的艺术、人生均有极深的研究和挖掘,见解独特,是早期麒派艺术研究的高手。抗日战争时,北京曾进行京剧“四小名旦”评选,苏的《四小名旦论》一文大获好评,也是“四小名旦”评选中的压卷文字。

民国初年,苏少卿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俗教育委员会”做过剧目修改审订工作,藏有谭鑫培、王瑶卿剧本多种。1949年后,苏移《京剧二百年概观》说他“曾在中国戏曲研究院讲授音韵学,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病故”。

上述苏少卿与徐树铮关系的史料,得之于票友朱海北先生。朱海北与叶盛兰先生是多年旧交,1961年前后,我在北大求学时,常去宣武门外棉花五条看望叶盛兰先生,因此得与朱海北先生相识。朱先生早年曾任少帅张学良将军的贴身副官,因此与北洋要人如徐树铮等,不仅有顾曲同好,也有公务往还。

少帅的弟弟张学铭又是朱门快婿。因此,朱海北对民初北京梨园旧事和政坛遗闻的来龙去脉,多能道出其中的内幕,苏少卿与徐树铮的情况,就是朱海北先生所谈。后来,朱先生的公子朱文相,成了宋德珠的女婿,再后来,朱文相曾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这当然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