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明宗室】从黄宗羲到吕留良:明遗民“反清复明”的精神抗争
1660年,51岁的黄宗羲度过了自16年前“天崩地解”以来最为舒缓、悠闲的一年。这年8月至11月间,黄宗羲上庐山,览胜景,结交吕留良等林间抗清义士,与方以智、阎尔梅等遗民彻夜长谈,又到曾和清军激战过的铜陵等地凭吊。
黄宗羲生于宦竖当道、缇骑肆意驰掠的晚明,17岁时父亲黄尊素被害于锦衣卫诏狱,而后王朝崩塌,神州易主。于剩山残水间,黄宗羲奔走抗争半生,他曾劈波斩浪冒死投奔的“鲁王”,却早在10年前就已云消烟散。
至前一年,清军荡平云贵川广,南明永历小朝廷几近土崩瓦解;郑成功、张苍水会师北征,也终以全线溃败告终。而弟弟黄宗炎的四明山立寨抗清,更是被清军一击而溃。
复国已然无望,黄宗羲只能藏起国仇家恨,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著述生涯:《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
此时的黄宗羲,认为武力推翻清政府已经不可能,那么,只能著书立说、培养学生,从理论上消解满清政权的合法性。
黄宗羲与吕留良绝交
以武力夺取天下后,清政府也在努力建构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从康熙开始,满清便一改此前主要以军事征服和民族高压而立威的偏狭政策,转而着手“文化”道统的重构。
1668年4月15日,刚刚亲政的康熙帝,首次率礼部诸臣前往国子监视学,以示“尊孔崇儒”,第二年,康熙帝又颁布以“敦孝悌,重人伦”等儒家价值为核心的圣谕十六条。
到康熙十六年,康熙帝更是藉着《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之机,更为明确地宣示“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
治教合一,无疑在深层意义上契合了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为一般士大夫所乐于接受。
较之王夫之的决绝、顾炎武的平稳,黄宗羲的回应可谓通达。除了拒绝出仕、保证大节无亏外,并不干涉子弟门人参与清政府的活动,而他自己也不拒绝与一些清廷官员的交往。
通达之外,黄宗羲有着比同时代人更广阔的眼界。他的思考显然已经越出了一朝之兴亡:“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百姓之忧乐”。
然而,时人并未真正认识到黄宗羲思想的闪光,他们看到的,都只是黄宗羲突然放弃武装抗清,终日埋头著书,还和清廷官员姜希彻等人一道创办书院,后来甚至对清政府的一些朝政、举措表示有限度的支持和首肯。
在此后撰写的文章里,他几乎完全采用了康熙、顺治等年号,并称清朝为国朝,甚至直称“本朝”。对于康熙帝,黄宗羲也多有赞美之辞,称“今圣天子无幽不烛”“天子留心文治”。
曾经的同袍、密友都不理解,其中还有一道出生入死的亲弟弟黄宗炎、黄宗会,人们一度甚至怀疑黄宗羲已经“变节”。
同为抗清志士的好友吕留良,便因此与黄宗羲绝交了。吕留良曾参加过清廷的科举,受黄宗羲的影响后放弃了。
然而,正当吕留良想在武装反清事业中再有所图时,黄宗羲却开始教育子弟参加科举,自己也不拒绝与清廷官员往来,两人由此决裂。后来吕留良大骂黄宗羲“议论乖角、心术锲薄”,黄则称吕留良是“石门一狂子”。
吕留良在眼看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即全力投入到程朱理学的研究与推广中,并与清廷采取对抗态度。而黄宗羲已由早年的积极抗清,转向了著书立说,并对清廷的态度有所转变。
黄宗羲终生“不仕”
事实上,黄宗羲终其一生屡屡拒绝清廷征召,于大节上并无可指责之处。
关于坚定不仕的心态,黄宗羲在《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一文中阐述得很清楚:“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显然,他将“不仕”作为遗民的最高原则,至死未曾动摇。
黄宗羲一直活到1695年才去世,享年86岁。
寿则多辱,黄宗羲后半生的矛盾心态及对清廷的有限认同,正是在清政府文化消解政策面前,整体汉族士人群体挣扎、犹豫、徘徊的写照。
如此,或能理解黄宗羲临终时但求死后尸骨速朽的奇特遗嘱:要散发,不绑辫子;要裸葬,不穿满族的异族寿衣;要躺在石棺里,期待迅速腐烂。
在黄宗羲心中,他的一生是失败的:父亲被杀时,他没能陪伴一起对抗;老师刘宗周绝食身亡时,他又为了抗清匆匆离去;朋友们在抗清战役中殉国时,他依然苟活了下来。
他战斗过、抗争过,却没有死在沙场,而是活到80多岁的高龄。他晚年的事业也不为世人理解。
吕留良被剖棺戮尸,后人被发配
黄宗羲去世时,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同袍故友以及齐名的同时代遗老,多已作古。连比他小20岁、先志同道合后又恶语绝交的吕留良,也已在1683年去世。
就思想而论,尊朱辟王的吕留良,并没有比黄宗羲或王夫之见识更为高远之处,然而吕留良对“立志重节”看得极重,“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
在他看来,夷夏之辨、民族气节,不仅是天下域中第一事,更是做人立身的根本。正因此,在他开始质疑黄宗羲的气节时,两人的友谊便已经出现了不可修复的裂痕。
吕留良还反对尊君卑臣,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不能同父子关系一样,而应该以义为重。他认为臣之侍君,在于“谏行言听,膏泽下民”,而不在高官厚禄,对于“只多与十万缗塞破屋子,便称身荷国恩”的人,极为鄙夷。
这种异端思想,对立根未稳的清王朝来说,不亚于洪水猛兽。
而令他在身后数百年间名扬天下的,却是去世49年后的那桩著名的“文字狱”:吕留良去世后,其弟子及湖南人曾静等人崇奉其说、为其广播,后曾静策动川陕总督岳锺琪反叛,被告发下狱,甚至牵连吕的两个学生也受牵连。
这起文字狱不但牵扯到反清宣传,还有实际的谋反动作,更引起了雍正皇帝以万乘之尊亲自操刀写出奇书《大义觉迷录》为自己辩解,与吕留良辩论。
死去数十年的吕留良,令满清皇帝极为恼火:康熙时代的“朱三太子案”,雍正时期的曾静谋反案,乾隆时期的齐周华反书案,都与吕留良有着直接关系。
满清朝廷全盛时期的三个皇帝都被这个只有一支秃笔的文人所折磨。于是,曾静案发后,吕留良被剖棺戮尸,后人60余口,则被发配北疆。
诡异的是,当清廷打开吕留良棺椁时,赫然发现其尸体上盖着一块红绸,红绸上写着“重见天日”。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兼国学大师的章太炎还特地赶赴东北寻找吕氏后裔。他看到,吕家子孙在寒苦之地仍然秉承着祖先遗训:“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初,开原、铁岭以外,皆故胡地,无读书识字者。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