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友友妻子】马友友:妻子告诉我一直工作(组图)
广州日报:您曾说中国古典文化和价值观一直根植在您心中,这对您从事音乐事业有何影响?
马友友:从小我就被教导要讲礼貌、尊重他人,不要总以个人私利为出发点,要知晓自己行为对周遭环境的影响。我也被告知“字如其人”的道理,而我认为这个道理同样可以用在音乐上。不是说我已经完全遵守了上述的所有美德,但我一直都在鞭策自己尽量去做到。
音乐教育:先天与后天共同作用
广州日报:在音乐教育方面,您认为父母应该如何培养子女?
马友友:做父母的学问太多了,很难有一个统一答案,很多时候简直就是难解之谜。不过我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方面的探讨核心不应是“先天”对决“后天”的,而是“先天”与“后天”共同作用,对这两者予以同等的考量,或许就是一种健康的培养方式。
广州日报:在很多人眼里,您是成功的典范,获奖无数、功成名就、家庭美满, 您还有什么未尽的梦想吗?您还会为自己设立奋斗的目标吗?
马友友:活着就是为了不停地成长和进步。我亲爱的妻子,也是最了解我的人, 告诉我一直工作,别退休。她这样说可不只是为了赶我出家门。我认为工作给予我方向,与他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合作,努力在工作中步向一个更公正、公平的世界,赋予我存在的意义。
广州日报:您一直对公共事务很热心,比如您曾组织“百人会”,担任奥巴马政府“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成员。很多人会有疑问:您是艺术家,为何要介入社会公共事务?
马友友:我不愿让自己变得冷漠和消沉。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曾经的导师逐个离开,我的孩子渐渐独立,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在渐强,我会感到担忧。但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在我离开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比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更差。
因此我问自己,我以及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面对世间许多单纯依靠政治与经济力量无法独立解决的难题,我们能如何有所贡献?作为一个音乐家,我如何能成为更好的公民?我们这些在艺术人文领域的从业者,如何能让自己与政治、经济领域的佼佼者一起为这个社会共同出力?毕竟一个社会的最佳形态,应该是政治、经济、人文三个引擎相互协同,共同驱动的。
与郎朗的对比:
每个音乐家都是独一无二的
广州日报:数天前,中国很多媒体报道了您和郎朗一起参加坦格伍德音乐节的事。这其中可能隐含这样的情绪,您和郎朗都是“中国人”的代表,你们为中国争了光。您如何看待中国媒体和观众的这种心理?您如何看待中国观众把您当成“自己人”的心态?
马友友:其实在某种范畴上,音乐季与运动队的作用和使命是一样的,我们都努力为自己的社区、民族、地区以及国家作出贡献。但是我觉得这种自豪和骄傲感的过度泛滥是有其内在的负效应的。我认为艺术的创造,包括音乐、美术、文学、电影等等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存在予以支持和充实,舒缓痛苦,传递生命力,赋予人们平衡的心境。
艺术打开了我们对不同现实的想象之窗,使我们得以在不同思维空间里神游,在这个过程中使我们恢复活力,重拾希望。在坦格伍德音乐节时我听了郎朗的排练和演出,我非常欣赏和享受他在音乐上的强大技巧与想象力。他启发了许多人,也让许多人为他感到自豪。
广州日报:最近有中国乐迷,将您和郎朗的成长经历做了一番对比,称是“两个受过不同教育的父亲,教育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名人儿子”。您如何看待这种对比?
马友友:因为地域环境和年代的差异,我们之间的成长固然有很大的差异。坊间常有成功方程式的探讨,我不敢苟同。每个音乐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大脑、身高、手指长度、生理特质乃至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因此每个音乐家的乐音连接、乐句处理、演奏动机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广州日报:最近,在中国国内有媒体质疑一些古典音乐家和娱乐圈靠得太近,过于明星化,您对此有何看法?您是否认为古典音乐家应有意与名利场、娱乐圈保持距离?您认为应该如何在各种光坏下保持清醒头脑?
马友友:我本人不太用这种划圈子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因此我也不太懂得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只要某件事背后的价值是积极正面的,那从事或参与这件事情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就会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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