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纲的女儿去世】叶小纲:人生总有意外的风景在等待

“我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见证人!”叶小纲这样感慨,一九七八年参加高考,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一个工厂里干了五年多的钳工,一跃而成为“天之骄子”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四十年后,已经是著名作曲家、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他面对北京晨报记者坦言:“人生总有意外的风景在等待。”

五年钳工 从恢复高考看到机会

回忆起四十年前,叶小纲说,“当时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是没有机会上大学的。那个时候上的大学都是工农兵大学,而且是要领导推荐的。而我们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被推荐的,因为我的家庭‘成分’不好,人家看了你的档案就不会录取你了。

我那时是在工厂当钳工,已经当了五年多的钳工。做钳工不是我的理想,即便是做钳工也不是处境很好的,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都是属于被‘改造’的对象。虽然自己要求进步,但连入团都不让入,再努力也是无望。我只有每天回家拼命地练琴,梦想着也许有朝一日能有机会……”1977年恢复高考,叶小纲终于看到了“一线生机”,“给了我们这些没有机会的人上大学的机会。记得,当时我意识到机会终于来了!”

未雕琢的石头 考进中央音乐学院

人生总有意外的风景在等待,叶小纲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志愿其实是钢琴专业,并没有报考作曲专业,“我们家就怂恿我考作曲系。于是,我花了三天的时间写了一首叫做《风景画》的钢琴曲,完全是凭着直觉和自己的艺术感觉,也没有什么规范、和声、曲式……什么‘技术含量’都没有,但是旋律还是不错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旋律。

就是这首曲子,打动了当时的考官李西安——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后来还做了《人民音乐》的主编,他力排众议录取了我。其实我的基础课并不是很好。我什么都没有学过,就是一块未雕琢过的石头,连玉都不敢说。我就这样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

“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在上海就招5个学生,有500多人参加考试,所以我也还算是百里挑一考上的了!”叶小纲还记得入学时自己就是一张白纸,而其他人的程度远远高于自己,“高考时,胡咏言已经是在乐团里拉乐队了,而且还有管弦乐作品写出来了。

我们还有的同学基础更是特别好,考试时就已经把我们甩出十八条马路了。我就是钢琴好,其他都不灵光!但也正是因为钢琴好,所以我的艺术感觉好,入校以后,我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当时第一次外国专家来,四个专家一个人带一个学生,就选了我去。所以,在我们这个著名的78作曲系班里,我的成绩一直是前三名,从来没有下来过。”

24年笔耕不辍 相信还会再有高点

“我应该算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中国音乐艺术发展的见证人,我自己也一直站在中国当代音乐、艺术的潮头。”叶小纲回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次派年轻的作曲家出去,选的就是我。那是1984年,中国音协第一次官方代表团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就选派了我。

在新西兰,演了我的作品《西江月》,由此又引起了香港音乐界的注意。为此,1986年就在香港召开了一个中国现代作曲家的会议。这一次,我们班的一大拨儿同学都参加了,陈怡、周龙、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和我,还有上海的何训田。

那一次也是大陆、香港、台湾三地中国作曲家的第一次大聚会,是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一次中国作曲家的盛会。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三年了,所以已经有不少的作品,那个音乐节上,我演了《地平线》《西江月》。

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给我们这些人带来了事业上的新机,新的开始。到了1986年出国潮的时候,我又是那一批最先出国学习的人,在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国内现代音乐处于低潮,因为我们这一批人都在国外。

1991年我去参加了日本北海道的亚洲音乐节,开始了在国际上演出交流的经历。当时对自己的艺术道路也不是很清楚的,只是在外面学的多、看的多,在探索各种各样的路,也没有形成自己固定的风格。”

初到西方,叶小纲和那时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对西方世界充满了好奇,“因为之前的中国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实在太少了,我最初的英文也不够好,所以,对西方学院那一套体系的了解是慢慢加深的。到了西方就必须把西方的音乐历史好好捋一遍。

到了1994年的时候,我选择了回国。我觉得39岁了,不能再等了,我在美国重启炉灶是非常艰辛的道路,再往前走走,也就是在学校里做个老师,当然生活会过得很好,但想要在艺术上更上一层楼,可能性不大。我回国后,在创作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写了很多的作品,一直到现在笔耕不辍……24年了!今年的《草原之歌》和《鲁迅》应该算是我创作上的一个高点,但是我相信我还会再有高点的。”

坚持艺术立场 作品表达自己的艺术观

“坚持自己的艺术立场非常重要,我所有的作品都表达了我的艺术观,坚持我自己的立场。”叶小纲认为,“这才是艺术家安身立命的根本。”

“回国这24年,对我的艺术,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对中华文化怎么样在世界上讲中国故事,打中国牌,有一些体会,也做了一些尝试。改革开放让我们这一批人有机会到外面去学习,对中国、对文化界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

学成归来,让我们更加了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艺术家,懂得如何去处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随着时间和艺术实践的积累和丰富,我个人的艺术道路也逐渐清晰起来,艺术道路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回国这24年,我同时在国际上的艺术活动展开得也很不错,所以说我的艺术道路走得是比较宽的。

我得过三次中国电影金鸡奖,这在我们这一辈人当中是唯一的。我还得过中国音乐金钟奖的金奖,中华艺文奖我也得了。所以说改革开放这40年,在艺术上给了我非常宽阔的天地,让我能在艺术的多方面进行探讨、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