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长钱信忠 钱信忠和八路军卫生部在左权
国家卫生部原部长钱信忠曾是八路军的名医,为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服务,与老百姓结下了血肉深情。他用高明的医术治愈了当地很多村民,受到了大家极大的尊崇,被赞誉为太行山上“八路军活神仙”。
钱部长是根据地有名的“大红人”“大忙人”
1940年11月上旬,八路军总部野战卫生部进驻辽县(今左权县)东隘口村,钱信忠部长带领卫生部所属科、股、政治处及警卫连同时到达。卫生部机关驻扎在东隘口村中央皇甫演家,钱信忠就住在大北房,此房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
东隘口村位于辽县东南部,离县城30公里,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麻田15公里,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地桐峪镇仅5公里。全村70余户、360多口人,河的西面就是建有一所卫生部直属白求恩医院的西隘口村。
卫生部在东隘口村一驻就是5年,期间由于日军“扫荡”和战争形势变化,曾短时间转战离开,但形势允许就回迁,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迁离东隘口村。在当时钱信忠部长是太行山抗日革命根据地有名的“大红人”“大忙人”。
说他“红”,是因为他既是领导者,又亲自诊病当医生;他不仅看普通伤病员还亲自手术。他为群众治好很多疑难杂症,不吃群众一口饭,不收群众一分钱,为救治伤员、给群众看病每天忙得团团转。东隘口及周围群众几乎都认识他,说他是个“大红人”。
说他忙,是因战时的卫生工作头绪繁多,卫生部先后进行3次合编,还创办卫生学校、培训学员,管理下属各医院、卫生材料厂及下属的制药厂、绷带材料厂、玻璃厂、酒精厂……这些都需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如各医院医疗制度、看护制度、保卫制度等,都需要具体安排资金筹措、原材料筹集、人员安置、后勤保障等事务。
战时的卫生部至少有4项大任务:救治部队伤病员,仅1941年上半年就救治伤病员7757名;为当地老百姓看病治病;向广大群众宣传医药卫生知识、新法接生和妇幼保健知识,宣传破除迷信,打击巫婆神汉;自制各种医疗器具和中、西药品,保障各战时医院所需。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互助团结紧,八路军和钱部长就是咱最亲的人
5年相处,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和东隘口村及周围村庄的老百姓结下了密不可分的鱼水深情。钱信忠等把驻地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繁忙紧张救护部队伤病员的同时,还积极主动地为当地群众的卫生防疫、疾病治疗做了大量工作。驻扎东隘口期间,村里人把八路军当成了最亲的人。他们把最好的房子让给卫生部人员,自己的生活虽然不宽裕却经常给他们送小米、送蔬菜。真可谓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谊深。
在平时,村里人早早把小米、炒面、锅碗准备在两个笸篮中。因为日军一“扫荡”,妇女们就先带上老人孩子逃难,男人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去抬担架,把伤病员们迅速转移到村外最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返回家中,立刻担上担子追赶父母妻儿去躲藏。
村里伤病员有时多达几百个甚至上千人,如百团大战、关家垴战斗、黄崖洞保卫战等伤病员就特别多,附近的山庄窝铺都住有伤病员。只要一有“扫荡”消息,仅有百余名劳力的东、西隘口村首先要把几百个伤病员安全转移后,才顾得上和自己家人去躲避“扫荡”。
因为八路军卫生部驻扎在此,日军对东隘口恨之入骨,便在寨顶山尖上修筑碉堡,同时在红岭坪上搭帐篷,一住就是40多天,日夜监视村中动静,一遇机会,便下山“扫荡”。村民们随时密切监视敌人,只要敌人一下山,就自发组织起来,先安置伤病员后再逃难,卫生部在隘口村驻扎先后5年时间,八路军的伤员没有一个遭到日军杀害,老百姓为此做出了很大贡献。
当时太行山区的群众生活十分艰苦,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哪里还顾得上讲什么卫生。群众根本不懂得卫生与健康的关系,女不梳头男不洗脸是常事,更谈不上洗澡、洗脚、晒被褥了。当时多种疾病流行,霍乱、痢疾、疥疮、流感时有发生,许多人因此死于非命。特别是产妇不讲卫生,坐月子“怕光怕风”遮门挡窗,整个月子喝清水米汤,卫生、饮食均得不到科学、合理保障,许多产妇因此丢掉性命或夭折婴孩。
钱部长和医护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就组织卫生部医护人员大张旗鼓宣传讲卫生、防疾病、新法接生,普及科学育婴知识。除举办“保卫健康的医药卫生成果展览”外,还把卫生部宣传卫生知识的挂图、妇婴保健模型,让民教馆同志带上到各个集镇、农村巡回展出。医护人员更是深入各家各户去详细宣传相关知识,登门入户为孕妇进行新法接生,随访坐月子的妇女。
每逢元旦春节,钱信忠都要召开军民联欢会。联欢会大都在东隘口村西麻地召开,路上就是舞台,路下就是看场,周围村群众也来看热闹,总是人山人海。每次联欢他都要讲话,宣传抗日和军民团结,讲卫生防疫和妇婴保健。他讲得清楚明白,大家都直耳静听。有一年元旦,他组织军民团拜会,一边坐着部队医生护士,一边坐着村民。他指挥双方起立相互三鞠躬,群众感到稀罕高兴,就像和乐融融的一家人。
同时,钱部长还利用军民联欢会,给东隘口60岁以上老人集体祝寿。他让村里的姚红斌、李廷怀、皇甫瑸、皇甫鸿昌等老人坐在上首,他按当地的习惯和村干部一同向老人们叩头贺寿。李廷怀老人一辈子也未受到这样的“高抬礼遇”,激动得拉住他的手脱口问:“钱部长您贵姓?”钱部长笑着说:“免贵,钱部长我当然姓钱啦!”逗得军民哈哈大笑。
东隘口村皇甫瑛甚是喜欢医学,和钱部长住处相邻,便经常找他求教。一来二去两人相处得很是亲密,他还将皇甫瑛的女儿认为义女。此后,两家一直未断交往。解放后,义女从长治医学院毕业后征求钱部长意见:工作是在地方还是到部队,他说,到部队能得到更好的锻炼。于是她就参了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四医院医生。
用高超医术帮群众诊治疾病,老百姓称钱部长就是“活神仙”
部里医生主动为当地群众诊治疾患,特别是妇女生养,不管白天黑夜一叫就到,不收医药费不说,就连一顿便饭也坚决不吃。他们的善行被老百姓深深铭记,交口称赞。这里仅以钱信忠部长为例。
1942年,西隘口村的张云喜腰部被敌军打坏,碎骨头进了肚子里,一年多了还不能动,村里人都说他活不成了。钱部长听说后去他家仔细察看了他的伤情,立即给他做手术取出了肚子里的碎骨头。不久即痊愈,不但能劳动,还能担五六十斤柴禾。
东隘口皇甫汉是《新华日报》的缮写员,每天都要工整抄写3000多个字。一次,他连续数天赶着把毛泽东著的《论持久战》抄写出来,可能坐太久了便得了痔疮。钱信忠给他做了手术并嘱咐他要喝稀食。但他饿了就吃疙瘩(当地一种饭食),也不按时换洗纱布,结果刀口感染了。钱部长一边给他换药一边善意批评他:一要遵医嘱,二要讲卫生,你多受了罪,活该。说罢,四目相对,二人会心大笑。
东隘口村有个小孩魏永增在外玩耍时被狼咬住,拖到了九仙庙附近。幸好他本家叔父在庙前刨土,看见后赶紧打跑狼救了他。钱部长给永增的伤口消毒、撒药、包上纱布,多次换药后永增才捡回一条小命。他后来一直对人说,是钱部长救了他一命。
村民张昌昌从高崖上跌入深谷、颅骨损伤,几天不省人事,家里人哭着为他安排后事。幸亏,钱部长通过手术把他治活了,由此被群众称为“八路活神仙”。皇甫束玉为此而写的故事《活神仙》,被编入晋冀鲁豫边区出版的新课本中。
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新华日报?太行版》曾以《太行山上活神仙》为题,整版报道了他为根据地人民服务的事迹,“不说太行山高奇,不表彰河水涟漪,只讲咱们八路军,出了个妙手回春大神医”的顺口溜在当地流传了很久。
女烈属搭桥牵红线,钱部长和汤医生喜结良缘成佳偶
在东隘口村北角上一个院子里,住着一位年轻妇女叫巩淑英,娘家在本县麻田镇南会村。她丈夫名叫皇甫溥,1933年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毕业后参加了革命工作,任八路军司令部抢修局局长兼文化教员,跟随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组织的大学生军训队在河北内丘、涿鹿一带工作。1939年在紧急转移途中与敌人交战,年仅28岁的皇甫溥不幸以身殉职。
巩淑英当时仅20多岁,突然失去丈夫,每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次年冬,八路军卫生部进驻东隘口,女医生汤喜凤住在了她家里。汤喜凤耐心地给巩淑英讲解革命道理,劝说她不要难过,应该为丈夫光荣牺牲而自豪,要振作起来为革命事业做贡献。一来二去两人越来越亲密,干脆就以姐妹相称。
一天夜里,巩淑英悄悄地和汤喜凤说:“姐姐,你比我还大一点,也该找个婆家啦!”汤喜凤说:“是倒是,一来没有遇到合适的,二来没爹没娘的,也没人给张罗。”巩淑英说:“好姐姐,我给你张罗!我身体不好,一直找钱部长看病,我看他长得像模像样的,你看咋样?”汤喜凤羞涩地说:“人家能看上咱?”巩淑英一看有门儿,便为钱、汤二人穿针引线。
谁曾想钱部长内心也喜欢汤医生,一是工作忙,二是不好意思提。经“巩妹妹”一牵线,钱部长欣然应允。
不久,钱、汤二人喜结良缘。再后来,二人有了儿子钱家龙,但都因工作忙,忙起来甚至不分昼夜,巩淑英立即帮钱家龙找了个奶娘。奶娘名叫裴先凤,生下4个女儿。她是个小脚妇女,身边有几个孩子够她忙乎了,不想再当奶娘,可一听说是给钱部长奶孩子,就说:“他们都是好人,都是忙人,没明没夜给咱老百姓办事,他们有难事,咱可不能不管。
”巩淑英又说:“你当奶娘,管好孩子,我当姨娘,和你一起看孩子,咱俩还照看不好一个小孩子?”于是,钱家龙就在奶娘和姨娘的看护下一天天长大了。虽说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钱家龙却得到了亲娘、姨娘、奶娘的精心呵护,度过了幸福的童年。钱部长家一个孩子三个娘的故事在左权县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