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付秀莹谈小说创作

文学能够安妥人的灵魂,令人在尘世的喧嚣中获得宁静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个人的宗教,是内心的需要,是精神的依托。在它面前,任何俗世的魅惑都犹如烟尘。写作是艰难的心灵的事业,但它慷慨的精神馈赠足以抵消其中的劳顿和困厄。

日常生活宽阔,丰富,表面上波澜不惊,然而却暗流涌动。我喜欢描摹日常生活中那些宁静的部分,它是生活的常态。但我更喜欢捕捉那些暗涌的激情,微风中荡起的细小涟漪。它们是日常生活中出其不意的浪花。我羡慕那些笔力雄健的作家,笔挟风雷,壮观开阔。

然而,我更愿意呈现生活的常态,以及常态中那些出人意料的部分——小说是离不开偶然性的。小说便是生活本身。与一篇好的小说偶遇,犹如新生。我想这或许是小说的一种理想标高。《红楼梦》写的便是日常生活。这应该是最经典的范例了。

性格决定命运。这是一句经典的老话了,但似乎也可看作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物的命运走势,大多取决于她们各自各异的性格。而性格的形成,往往有一系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比如环境,比如教养,比如心性,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人性格的养成和塑就。

无论身处何种命运,我对我的人物们满怀悲悯之心。我对她们有多少恨,就有多少爱。我对她们有多少轻慢,就有多少敬重。因为,我常常以为,她们就是我。是我身边无数平凡人中的一个。

她们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个体,虽然普通,但却是真实而鲜活的存在。或许,他们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然而,她们身上,一定投射了这个时代的光影,濡染了这个时代的色彩。甚至,很多时候,人物的个体命运便是时代命运的一部分。即便是我的“旧院”系列,那些“旧院”里进进出出的人物,也终究同这个时代脱不了干系。我并不认为,只有书写当下的作品才是具有时代感的作品。倘如此,时代感的定义未免狭隘了。

有人以为,写过去时代的作品,就缺乏了时代感,缺乏了当下性,缺乏对文学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只有那些书写当下生活的作品,才无愧于这个时代。房价飞涨,医患纠纷,煤矿事故,食品安全……这是时代的难题,也自然需要文学去关注去表达,然而,我担心的是,这样未免有急功近利之嫌。

文学处理人类内部精神事务的。文学不是新闻。文学需要经过时间的积淀,距离的暌隔,需要深沉的思索,审美的提升,独特的发现,精神的升腾,诗性的飞扬。文学首先是一门艺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当下性,而艺术上粗糙不可读的小说,我们该如何看待?如何才能以文学的方式,切入时代生活,创作出真正具有有时代感的作品?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总以为,这个世上,绝对好的人不多,绝对坏的人也不多。更多的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在通常的境遇中,他们身上呈现的是人性中正面的因子,循规矩,守法度,在世俗规定的框架中规行矩步。然而,在某些特殊的语境之下,他们人性中的种种弱点出人意料地暴露出来,令他们自己都猝不及防。

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但我更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我愿意以最大的努力,去包容,去接纳,去善待。我以为,这是一种人生姿态。

我曾听师长说过这样的话,你为别人做了一件好事,请马上忘记;别人为你做了一件好事,请永远铭记。这是金玉良言。生活中,我喜欢与人为善。我是温和的,但并不等于我没有锋芒。我欣赏柔中有刚,刚柔相济。

曾经在《十月》的一篇创作谈中说过,柔软和锋利,是一对悖论。我渴望在这个悖论中寻求某种奇迹,刀光闪处,一些生命疑难迎刃而解。如果寻找生成小说的动力,恐怕此为其一种。我以为,所谓的刀光剑影,并不仅仅是外部情节的激烈冲撞,赤膊相见,甚或短刃相向,更多的应该是人物内心的厮杀,那是精神的风暴,灵魂的搏斗,情感撕裂的血肉模糊的证词。

诚实地说,在写作上,我并不属于技术派——这个词并不带任何贬义,技术派需要拥有精湛的技术,他们严谨,认真,理性,清醒,控制力良好。我钦佩这样的作家。因为,他们对手中的作品胸有成竹。他们深知,何处有起伏,何处有跌宕,何处高潮,何处落幕。

他们对其中的起承转合了然于胸。而我,惭愧得很,却是一个感性的写作者。当我坐在电脑前的时候,当我处于写作中途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笔下会呈现什么,至少,我看不清她的全貌。我曾经深受其苦,但却以苦为乐。

至少目前,我还不准备予以修正。如果说,我的小说呈现出了某种控制力,那么,我更愿意把它视为对节奏的控制。一味的快,或者一味的慢,都不是节奏的佳境。这里不仅仅涉及语言的驾驭,还有情绪的流动,感觉的渗透,意识的蔓延,以及细节的晕染……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作家是要有控制力的。从某种意义上,小说是信誓旦旦的谎言。小说家必须确保这谎言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