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德死于延安炼鸦片

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 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让老百姓把手里的粮食“自愿”地交上来。例如有些地方志或文史资料中曾写道:“群众宁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这真是绝妙极了。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氏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自然发了一笔盐财。笔者在《谢觉哉日记》中曾看到一些有关盐品买卖的有趣记录。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统一进行所谓的“土特产经营”。边区**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老毛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

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这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 为此,老毛又召见南汉宸,嘱咐说:“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有了老毛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一般认为,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而得到老毛的特别器重。一次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曾拍著她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

” 建国以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之职。
四、外人日记中的有关记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延安日记》里曾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 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当彼得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老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

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著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下面的几段均摘自《延安日记》:
“****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

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一致支持**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其它一些根据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相对少一些(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后面附件里的就是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挡案中也曾提起浙西根据地也有此行径)。

五、国民**挡案中的有关记载
鉴于鸦片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
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情
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迫商人贩卖烟土。
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
1942年7月21日,傅作义(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1942年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1942年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1942年12月4日,傅作义报告:**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
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
1944年3月25日,傅作义报告:**令积极推销烟土。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六、《谢觉哉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如果有人不相信国民党方面的报道或者外国人的记载,那么在负责边区**事务的谢觉哉老先生的日记里到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谢老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下面摘录几条关于“特货”的情况:
1)“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收入……尽够支用。

”(1944年1月1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仅“特货”一项的收入就足够边区**的支出开销了)
2)“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贷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特货”之多,都到了跌价的地步)
3)“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年3月14日,“特货内销”该不是指就地卖给当地群众吧?难怪会出大乱子。)
4)“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1944年4月9日,出售“特货”的收入减去购货开支,还有大量顺差,竟不下两亿元)
从谢老日记中的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是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谢老的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退伍军人,用其积蓄买了几两“特货”,准备外出出售,结果在关卡被查扣没收,于是“变穷了”,一贫如洗,回来后向边区有关**部门要求经济补助。从这一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特货”交易的确是赚钱的买卖,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并非个别;2)“特货”不允许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专利,这点和彼得日记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当年边区种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当地农民的证实,当人们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陕北老农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让种的咧。

”
七、“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同志
在国内,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有个“老三篇”,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国际主义战士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一个士兵的《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提到**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他“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
但近来网上有人撰文,揭出张思德原来并不像《毛选》中注释的那样,在烧炭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而死的。为什么这种事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也不难理解,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 “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人去干。

事实上,除了张思德, 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只可叹的是,烧烟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还让全国人民学习了数十年,也真是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八、简评
这些东东过去在公开出版的书中当然是绝对禁止出现的,有关的记录均被删改无遗,几乎难寻其踪,恢复事实原来的面目难上加难。而且,长期以来的宣传,往往对为数不少的人造成一种“洗脑”效应,即不愿承认过去以来的某些客观存在,浮现在脑海里的总是教科书本上灌输的那些东西,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我们就不说了。但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多少总要对过去有个客观的交待,不要再贻害子孙后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