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宝成与薄 探索与争鸣 推荐┃王洪才:“钱学森之问”与“纪宝成难题”
早在“钱学森之问”提出之前,人们就开始对大学越来越行政化的现象进行批判,当时在学术界提出的命题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问题”,在其中批评了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占现象,特别是批评了行政权力独大现象 ,指出大学组织正在越来越官僚化。
不少学者还指出目前行政化常常披上一层科学管理的面纱,是在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展开,许多学者提出如果要根除大学行政化现象,就要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上寻求突破口 。但这一问题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被掩蔽了,因为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就是在行政主导下进行的。
可以说,我国目前大学建设仍然处于行政主导时期,如在大学本科评估过程中,行政主导的作用更加突出;也是在大学评估过程中,人们对行政化的危害认识更深刻。
不管怎样,人们对行政化的批判仍然是局部的或个别的。当“钱学森之问” 提出后,人们对大学行政化的批评开始转变为一个公共话题。人们发现,大学之所以难以培养出大师,就在于大学越来越行政化,越来越像官场,大学无论内部还是外部越来越唯上是从,学术越来越失去真实,越来越难以找到自己的话语空间,于是学术越来越失去自身的价值,越来越成为升官晋爵的阶梯,“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大学上演现代版,大学于是逐渐远离它的学术本质,越来越向行政机关看齐,此时人们被迫发出大学要回归学术本位的呼声。
这就是“去行政化” 的缘起。当这个声音成为社会的一致呼吁时,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发展变革的意志。于是“去行政化” 最终体现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文本中。
人们不仅要问,大学行政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为什么会对大学影响如此之剧烈? 为什么大学难以拒绝或抵挡行政化的诱惑? 这一切都促使人们去思考大学行政化之逻辑,以便从根本上认识大学行政化现象,进而为大学去行政化寻找对策。不然,“去行政化” 只能流于口号,甚至还会像应试教育一样在反对的声音中变得越来越剧烈。
要认识大学行政化的历史,需要从大学教师的价值取向上谈起。教师是大学组织中最主要的成员,他们的行为取向决定了大学活动的性质。我们不得不说,在目前,大学教师作为学术组织的基本成员,他们越来越不安心于学术探究,而是越来越心有旁骛,把更多的心思投入到钻研权术、跑关系上 ,因为没有这些东西,自己就很难完成科研指标,就很难获得晋升,而如果有了这些东西,其他的似乎都不在话下。
也即,在各种行政指标的压迫下,大学教师必须从事各种非学术的活动才能完成学术任务,如此,大学行为就走向了自我背反。事实也如此,当学术缺乏独立标准时,学术价值大小主要取决于上级意志。
显然,大学教师的非学术化逻辑是发端于大学的上层。典型的表现是大学校长的行为越来越政绩化,一切作为都与政绩挂钩,大学全面采用量化管理,越来越不尊重学科个性和教授劳动的个性,越来越不考虑教授工作所需要的具体条件,这样就导致了大学工作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缺少人情味,从而教授们把上课、发表论文当作挣工分,最终导致大学学术工作失去了创造性,失去了令灵魂激动的时刻。
之所以会如此,就在于大学教授在大学决策中没有地位可言,他们无法决定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从而失去了基本的话语权。教授本应该是一个自觉的、能动的主体,但现在他的一切行为是受外在驱使的,他们发现,只有进入行政系统后才能够拥有话语权,不然的话就只能受牵制。
所以,当一个人终于奋斗成了教授之后一定要搞个处长、主任或什么长当当,不然的话就显得没有价值。即使你在学科建设方面有创见或发表了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如果行政上级不认可你,那也等于没有价值。
一句话,学术评价在于行政认可,没有行政认可,再有价值的也会没有价值,这就是行政中心主义。行政中心主义直接表现在资源分配上,即只有行政认可才能够获得资源,不然就无法获得资源。行政中心主义的逻辑就是官本位,所以当的官越大,权力就越大,就越能够支配别人,自身获得资源的机会就越多。在这样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强化下,大学就越来越行政化了。
在社会生活中,“权力代表一切” 。似乎没有权力的保护,一切都是不保险的。在今天,再没有人会把安贫乐道当成一件荣耀的事情了。如果你与世无争、安贫乐道,就可能一无所有。为了拥有基本的份额,只有向行政中心靠拢。
在中国,行政的权威是无人敢挑战的。事实上,不仅是今天,在中国历史上,行政权力历来处于独尊的位置。无论你拥有什么,最终还要换算成权力,只有你有了权力,别人才会尊重你; 如果没有权,你什么都不是,甚至说你只有被宰割的份。
因为有了权才能接近资源分配,才会“近水楼台先得月” 。所以在中国,人有了权之后一切都变得潇洒起来。什么福利待遇、荣誉称号、评奖、课题,一切应有尽有。所以有了权力后,尊严也就有了。这就是权力运行的逻辑,于是人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有权好办事,自己荣耀,周围的人跟着沾光。这就形成了人们对权力的偏爱。
大学越来越行政化,显然是违背大学运行逻辑的。如果不加以根除,大学将不再是大学了,大学担负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也将落空。但如何来扼制和根除行政化的毒瘤呢? 我们认为唯有从认识行政化的实质入手,否则就难以有成效。
行政化首先是指行政官僚化,去行政化就是去行政官僚化。目前大学里普遍盛行的是行政决定学术取向的状况,教授干什么、怎么干都是由行政机构计划出来的,并且被一套指标体系强化执行,这些决定毫不尊重学术人员的意思,只是体现行政权威的存在。
即使原先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员,一旦担任行政职务后马上思维发生了转变,就开始不再尊重学术的意志了,只希望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从而就损害了学术的自主性。一旦学术自由被侵犯,学术工作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去行政化,首先是去官僚化,是尊重学术自治的传统。
在目前中国的高校,行政部门掠夺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权力,损害了基本的学术权利。学术事务本应由学术人员决定,但这些权力几乎全部被行政占去,所以在有关学术问题的决策中,学术人员只是配角或起装饰的作用。因此,去行政化,首先意味着要把基本的学术决策权归还学术,回归大学决策的逻辑,即实现以基层为主的决策模式。
大学决策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决策逻辑,而非行政的自上而下的决策逻辑。在教学、科研等基本学术事务上要体现教授的意志,而不能一切由上级决定,所谓大学是无政府组织的根源也在此。
尽管在今天大学组织系统越来越复杂,不可能像先前那样实施完全的教授治校模式,但也不可以演变成完全的行政决策模式,仍然需要体现大学学术组织的基本特色。我们认为合理的大学决策模式应该是中位化的,即实行以学科为单位的自治,而非由庞大的行政系统决定。
其次,去行政化的实质就是去掉行政权力所拥有的各种特权。由上述分析可知,行政化运作的逻辑就是行政机关拥有越来越多的特权,从而控制学术资源的分配,导致了学术人员不能安于学术,那么去行政化就要去掉行政首长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及所代表的各种实惠。这些特权和实惠正是行政机构具有强大繁殖能力的根源所在。但要去掉这些东西,必将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
不可否认,人是受利益驱使的,而且都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削减或削弱他的利益,就会引起激烈反抗。一般而言,行政机构都倾向于扩大自己的权力。那么,要让大学去行政化,就要抑制其行政权力扩张的欲望。具体而言,首先是上级机关不能再强化行政权力。
可以设想,如果上级机关减少了向大学直接分派任务的行为,那么行政机构的权力马上就会萎缩,这样才能去行政化,否则大学去行政化就无法迈开脚步。其次是建立大学内部权力与责任的平衡系统,从而制约行政权力扩张,使其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促进其走向自我约束。
再次是建立大学章程,保证学术自主决策能力,使学术人员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只有当学术人员能够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时,才能真正遏制行政权力的扩张。最后需要健全大学立法,使大学学术的核心地位得到维护,从而为大学学术权利保护提供法律基础。
不可否认,大学去行政化也是一个过程,很难一步到位。在起始阶段需要建立一个相互制约的二元权力系统,即大学学术权力相对独立,行政不主宰学术,唯此,去行政化才能真正发生。当行政和学术各有依归,都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转时,才可能改变学术的依附地位。
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一下子从官本位转变为学术本位。目前的大学体制是混合型的或官学不分的,其结果使学术价值变成了依附性价值,最终出现了“官有多大,学有多大” 的局面。但大学最终要回归学术本位的逻辑,即:行政为学术发展服务,而不是学术由行政主宰。所以,只有对目前的行政化逻辑做一个倒置,真正的学术逻辑才能运行,去行政化才能真正实现。
客观地说,对于许多学者而言,如果学术价值得到了充分认可,他们就会以发现知识、创造知识为最高价值追求。因为他们更信奉个体独立的价值,更遵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他们不喜欢行政的束缚,他们要求获得学术自由。
所以正是这个追求的存在,当大学能够满足这个基本条件时,他们就能够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的追求之中。而在目前,由于行政势力太过强大,完全挤占了学术的话语空间,就使得学术人员不得不向行政系统进行妥协。目前在中国,大学还基本上属于人治,各种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似乎办什么事都需要托人情、走关系,最后成了“有人好办事,无人办不成事”。这对学者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及学术进取心的打击尤其大。
所以,去行政化的本质就是要回归学术本位,其实质是去掉行政特权,其直接表现就是去官僚化,否则就不可能去行政化。
当“官越大,学问越大” 变成了当今大学的运行铁律时,人们就开始对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表示怀疑,因为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学术自身的价值,把越来越多的精力用于钻研官场秘籍了。如此大学就越来越不像大学了,而像个以权力为中心的行政机关了。
此时,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发出一种责难的声音:大学究竟应该是什么? 究竟是学府还是官府? 大学的根本责任是什么? 大学为什么不能向社会提供自己独立的判断? 大学还能否称得上社会的良心? … …这一系列发问不啻为大学注入了一针清醒剂。
事实上,这一声音已经压抑了许久,只是在“钱学森之问” 提出后才找到一个发泄通道,此声音一经发出便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革浪潮,“去行政化” 就是这次改革的标示牌。
在这次“去行政化” 浪潮中有一个急先锋,他就是惯以敢言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他在许多场合大声斥责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现象,赢得了人们的阵阵喝彩。正当“去行政化” 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了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命题:光大学去行政化不行,要去行政化,全社会一块去!
他的陈词不是没有道理:大学要办学,必然要惊动许多部门,如果大学去掉了行政级别,以后大学校长去办事应该找谁? 谁负责接待? 如果没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就不受重视,那怎么能够办成事? 那大学还如何办?
他的这一陈词俨然义正词严,使人们感到确实有道理。所以马上就有人呼应道: “你看企业还有级别呢,包括庙里的和尚还有行政级别呢! 你如果没有级别了,谁还看得起你!” 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在参加某市政府的会议时,接待人员出现了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的尴尬。特别是他大力倡导去行政化,在国内学界拥有很高的威信,而且他也想把他的主张付诸于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的实践中,然而他再次遭遇行政化的尴尬。
可以看出,在这个行政化传统积淀深厚的文化中,一旦真的去掉行政级别后就会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你去掉了自己的行政级别,似乎就是自己轻视自己!
这是纪宝成命题的直接涵义。如此一来,去行政化似乎就走向了绝路。试想,哪个社会能够完全不要行政级别? 没有行政级别与无政府社会有什么区别? 进一步说,没有行政级别岂不是进入大同社会了吗? 再者,如果没有了行政级别,大家究竟还追求什么?
言下之意,在中国这个以权力为中心的一元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就是“学而优则仕”,似乎学问再好,没有行政认可也是假的,那么追求官阶也是天经地义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去行政化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纪宝成命题推演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就证伪了“去行政化” 命题,换言之,去行政化就是个伪命题! 这也是纪宝成命题的最终涵义。
这个命题一提出,大家顿感信心全失。这样的话,“去行政化” 还有没有意义? 目前,“去行政化” 已经提出,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了,这就成了骑虎之势。如此就构成了独特的“纪宝成难题”。
说到这里,就必须指出,“纪宝成难题” 既是真命题,又是假命题。所谓真命题,就在于这是个现实命题,并非一个理论命题。因为要去行政化,就必须实际操作,而不是只说说就算完事的。事实也如此,去行政化也不是只去行政级别,必须考虑在去掉行政级别后该如何管理。
这就有一系列的事情需要考虑,特别是需要完善大学内外部立法问题。如果还没有任何立法准备,匆忙间就去掉了行政级别,那可能会使大学进入无序运行状态。因为大学不可能直接由原来的行政权威主导状态自动变为学术自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宝成命题是个真命题。
但这个命题同时也是个假命题。之所以说它是假命题,是说它所说的情况有可能存在,有可能不存在,换言之,是个或然性命题,而非一个必然性命题。或者说,这是个特称命题而非全称命题。一句话,纪宝成设想的处境不一定发生!
我们知道,几乎各个国家都有公办大学,而他们绝大多数是没有设置行政级别的,特别是那些发达国家的大学,他们的大学并没有行政级别,但是其运转状况良好,这就给我们以启示: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大学在没有行政级别的情况下会运转良好?
我国确实存在着过分行政化的情况,如企业和庙寺都有行政级别,但他们并非从来就有行政级别的,如果这些部门没有行政级别就不运行了吗? 我国也有民办高校,它们多半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它们不也是照样办学吗?
对于公办大学,如果校长没有行政级别是否就没人接待了? 是否必然就被轻视? 估计这种事情最不可能发生,特别是当大学越来越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时候。可以设想,如果政府需要大学的话,必然是有求于校长的,岂敢怠慢校长? 即使校长没有了副部级或厅局级的身份,政府部门不会不知道该由什么部门或级别来接待现任校长的。
甚至对于已经卸任的校长,政府部门也不敢怠慢,何况在任校长? 所以,校长是否被重视关键在于他所代表的价值,而且更关键的是他个人的人格魅力。
如果校长代表的是学术发展趋向的话,政府即使再自我中心主义也不敢小瞧大学校长。如果校长真的是无德无才之辈的话,在政府部门甚至学校内部也会从被重视转变为不受重视。因而,个人人格魅力才是第一位的。
对那些长期受到行政化拖累的大学而言,如果大学校长没有了行政级别就会失去行政管束,就会更自主,大学校长就会更注意倾听民间的声音,去倾听社会内在的声音,去倾听大学教授发自内心的声音,这对大学发展而言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去行政化的实质就是去官僚化,而不是简单地去掉行政级别的符号。去掉行政级别的符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则是使大学拥有自主的、能动的学术权力,能够自主地决定学术发展取向,能够更直接地反映社会的需要,而不需要行政意志进行过滤和包装。唯有如此才能促进大学研究真正的问题,创造真正的科学研究成果,才能培养出真才实学的人才,而不是把大学变成公文旅行的场所。
必须指出,大学去行政化过程在起步阶段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首先要剥去校长头上那顶耀眼的官阶光环,这可能令一批追逐权力的扈从作鸟兽散,也会使校长失去那种众星捧月般的荣耀,甚至马上就感受到失落的滋味。但校长却能够得到更多,他能够卸去头顶上的负担,他可以不再以服从为天职了,可以较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可以恢复其学者本色。
这样他的行为将获得学者的广泛认同,将不认为他是站在与学术相对的立场上发言,那么他此时所感受到的将是更大的尊重,是荣誉,而非荣耀。
我们认为,在中国,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这样才能代表学术发言,才能真正领导大学前进 ;其次,当他去掉行政官阶之后,他将不再以行政权威的身份发言,他将以他的管理智慧发言,无疑这将促进他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能够站在一个综合的立场上协调各方利益,成为一个管理主体。
此时他可以从各种繁琐的指令中解放出来,不再担心自己的官位受到威胁,从而可以更自主地思考一些学校发展大计,可以更多地关注教授们的需求,真正地做好服务,从而使自己的工作路线不与学术发展需求相悖逆,还原其作为学术组织管理人的本职工作;再次,当他可以自主做出决定时,他就可以更好地实行分级管理,从而可以使自己从各种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使下属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避免经常出现越俎代庖的现象,进而也可以使自己的精力集中于学校工作的运筹上。
因为中国大学校长的许多事务都是集权和行政化的结果,如果去掉了这些东西,人们就安于本职工作,就会减少许多欲望,同时也会减少对上层领导的侵扰;最后,去掉行政级别束缚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变得轻松许多,就会失去许多利益争斗,就会逐渐还原自己的平民心态,这样使他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不会感到压力,不会因为位置产生特权意识,也不会因为不在位而产生失落感,这对于实现校内民主和学术自由是异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公民社会建设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去行政化之后既不会出现大学校长被轻视的现象,也不是简单地丢掉大学的行政级别的事情,而是一个还原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本色的事情。大学运行的低效率与大学官本位及官僚化都是行政化的结果,行政化一天不遏制,中国大学就一天没有希望,因为不以学术为本的大学根本上就是没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