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的绯闻 王岳川:飘逝的是永恒的
“节日”将时间的奥秘向我们敞开。北大百年的日子到了,总想说点什么,然而以有限的的几十年的生命体验去言说一百年“大史”,显得有些乏力。最好的办法,还是叙说我自己与北大的一种学术与生命的联系的“小史”,或者就谈谈怎样走进北大,怎样面对北大人自身的问题,尤其是学术滑坡的问题,进而面对北大知识分子“学术和生命”等一系列沉重的话题。
一 生命与学术的选择
“学术与生命”的选择,不是自我们这一代起,在北大,这早已是一代代学人被其撕扯和纠缠的问题:或处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或徘徊于学术与仕途之中,或以生命去换学术,或以学术张扬生命。正是不同的选择使学者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学术道路,并抵达各自不同的生命境界。
世人都厌恶死亡而想无限地延伸自己的生命长度。在与存在大限的“先行设定”之时,思想就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死文字,而变成了一种生存的智慧。我以为,不管是东方大哲还是西方大哲,“向死而生”都是其真正参透生命意义的绝对尺度。
因为,就小的方面说,与死亡的觌面和对生死的彻悟——向死而生,是每一个人必得进行的“哲学操练”;而就大的方面说,北大百年总是处在风云变幻的关口,又何曾不是向死而生的呢?起码,在诗人自杀(海子、戈麦)之后,死亡成为北大人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因此,从我是怎样与死亡面对面说起,似乎也具有某些“合法性”。
不难理解,生命往往在一个最不起眼的寻常日子就会悄悄地从你面前消失,它从不先发预告而来去匆匆,总是让你吃惊于你对生命的漠视。因此,一切痴心地想活过百年的人都应该明白,生命是不可能预知的,它就在过程之中。我认为爱惜生命的方式就是加倍地使用它,更努力地去“压榨”它,使它产生超越生命本身的能量和思想。
因为生命本是一种松散的状态,但生命必须被意志塑形,必须给生命一种喷枪般的喷口──平静散漫的水经过喷口才会变得有力量,才会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切出刀痕。相反,生命永远处于散漫的状态,就不可能回答生命最本真的一些问题,同时也不可能切割生命价值当中那些坚如磐石的问题怪圈。
目睹死亡对我的启示超越了书本的教诲,这是从生命本源内生发出来的一种超迈,或者用学术语言来说即获得一种本体论的意义,这告诫我,生命在于它的强度而不在于它的长度,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攀登和追问而不在于坐享其成,生命的价值在于不断地超越而塑形明日的新我。
可惜人们仅仅看到某人功成名就时的荣耀,看到某人在闪光灯下光彩夺目的一瞬,看到某部书、某种成果问世时的披红挂绿,却忘了他在艰难跋涉的过程中面对苦难与死神搏斗的辛苦,忘掉了他在时间隧道里积压了数十年而终于喷薄而出的一切前因后果。
就此而言,生命确实是由“不惑”而走向“知天命”的,而且他不是每个人外在的灌输,而是每个人内心灵魂里的生长点,只有如此,我们每个人才会在“死亡的边缘处”相逢。在那个时候,消除了一切差别,仅仅作为一个大写的人进行对话。因此,一切东方大哲,老子、孔子、庄子、孟子,一切西方大哲,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都是我的同时代人,我们都面临最后一个根源性问题──生死及其意义问题。
面对死亡,语言变得已不那么重要,不管是语言游戏说,还是语言焦虑说,不管是语言书写说,还是语言失语说,都仅仅是生命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它的全部维度,仅仅是生命所显示的冰山的一角,而不是它全部的风采。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脚下,在我们通过阅读和他者进行对话的领悟中。
学术与生命由个体的问题必然会成为一群学者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此,我看到一批更年轻的真正的学者,仍然在“向死而生”,在学术与生命的选择这一问题面前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二 为学术而飘逝的生命
在我的记忆中,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身边某位青年学者将生命和学术联系得如此之紧密。他不是在时间中写作,也不是在写作中去界定时间。他的生命就是写作本身,而他的写作就是他生命的延续,也是他生命意义的阐释。
面对这样一位青年学者,我充满了敬意。
在北大燕园认识史成芳,那是多年以前他刚刚考上比较文学所研究生时候。这是一位个性鲜明的青年。他曾经被上海一所著名大学录取为研究生,然而当他去复试的时候,看到这所大学与他想象中的大学府有一定差距,于是,他未入学便毅然退学。第二年,他报考北京大学──他心中的学术圣地,而且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
他来到了未名湖畔。他之所以选择北京大学,之所以要真实地进入自己心里所希望和构想的学术圣殿,答案只有一个:他是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活着,也是为学术而来到北京大学的。正是这样,我们得以在燕园谋面。
他的腼腆、寡言和清瘦,都普通得不会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然而,当你注视他的眼睛,那眼睛里边的深沉思考和因思考而闪烁的火花会使你为之震撼。我正是通过这双眼睛读到了史成芳的历史和他心灵的世界。
我们曾经在校园里面散步,除了谈学术,也谈人生。我为他的坦率,为他对事物本质的洞悉而深深感动。他的硕士论文的答辩及他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和答辩,我都是委员之一。他总是清晰而又谦虚地叙说自己的观点,有力而又内在地申说自己的诗学体系。
他对德法哲学诗学下过一番苦功,苦读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尔、德里达、利奥塔德。每当心有所得,便滔滔不绝,眼睛闪着惊人的光彩。然而每当遇到疑问,受到挑战,他又深深地低下头,继续沉默和攻读原著。
在与大师们的思想对话中,他不仅进行着知识结构的更新,而且进行着心灵的重新塑形。多年通宵达旦、没日没夜地苦读和苦写,使他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终于传来了令人沉痛的消息,他得了绝症。
这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当人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首先遭遇的是生的渴望。然而,这位年轻的学者却将生死置之于度外,仍然深情地眷恋着学问,不管是在化疗期间、住院期间,还是在回家养病期间,都书不离手,读书成了他生命活着的唯一理由,学术成为他生命存在的最好证明。
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学问大面积滑坡的九十年代,在人们精神普遍被物质所击败的时候,他的精神证明了执著于学术的合法性,也证明了精神存在的不可颠覆性,进而使一切雕虫小技的写作和所谓语言游戏式的戏仿写作变得苍白无力。
史成芳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平凡的人,是一个病痛缠身的普通学者。但是,他的精神击败了病魔,他在与病魔的斗争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扬弃和更新自己的灵肉,在于将灵肉存在之思转化为精警的思想文字。可以说,正是学术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正是未完成的学术使他的精神不断地向前延展并遏制了肉体的病魔。
在漫长的两年多的时间中,他终于以顽强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学术态度完成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当沉甸甸的论文送到每一位评委手中的时候,我们感到它不仅仅是知识所煅打成的思想链条,而更是一份学者的心灵史的展露。于斯,我明白了“向死而生”的全部含义,并通过它本质直观到我们很多人存在的苍白。
这篇以生命煅铸而成的论文,显示了作者对“宇宙时间”和人的生命“存在时间”以及“诗学时间”总体解决的雄心。他在发现了宇宙时间的由过去向未来的矢量发展和人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结构以及诗学的再现、在场和解构的三者的“隐喻体系”关系后,揭示了人类时间体验和艺术体验的神秘关联域,进而对经验—回忆、在场—叙事、空无—拼接模式作了精彩的描述,对诗学符码和隐喻体系的揭示为文学本体论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正如作者所说,过去时间与再现诗学、当下时间与在场诗学、时序消解与解构诗学成为诗学与时间关系的三种基本模式。各种既有的诗歌存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隶属于这三种模式之一种,而每一种时间观念背后,都有一套独特的隐喻体系。
通过这种对时间问题的解析,将对解决文学本体论问题作一种深入性的探索。论文对“过去时间与再现诗学”的论述中,从诗学与主体存在状态以及自我关系出发,强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诗学与时间的关系都表现为“过去时间”模式,即回忆、经验对人的思维和想象的驾驭。
因此,回忆、记忆以及时间的经验模式成为再现诗学的根本精神,由此可回溯到宇宙精神,回溯到一切生命的源头,回溯到时空起源的混沌状态或世界本源的理念,从而为时间的秩序作出了一种理性的规定。这一诗学观影响了西方文学两千年。
而在作者看来,“现代时间”观与人的存在的在场、境遇和艺术的时间的编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中编“当下时间与在场诗学”中,认为从现象学的“回到事物本身”即回到生命时间的当下状态去把握永恒,因此,这种诗学可称为“在场诗学”,即强调主体的时间体验的诗学。
这种时间体验不仅表现在个人的境遇、阐释的循环和话语的时间性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理解的时间性、情态的时间性、沉沦的时间性、死亡的时间性以及体验的永恒和瞬间性上。正是这种时间编码使得体验永恒和永恒碎片的瞬间,成为现代诗人心目中一种撕扯灵肉的内在张力。
而对于时间的第三维──面向未来的时间,作者以为,是“时序坍塌的解构诗学”。它一方面表现在“时间的终结”和对“差异性”的强调,另一方面表现为时间即“无人的时间”转换成空间。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时间观之间出现了裂痕和鸿沟,出现了时间链条的拆解,因此,后现代的时间是一种非时间化的拼接,是时间的终结即空间化和同态化。
这一结果使得“所指”的内在时间深度消失,而无穷并置的空间碎片即“能指”在话语链中漂浮,这就是后现代的写作、存在和时空的状态。究极而言,时间是衡量人的生命存在价值的尺度,也是一种永恒“面向未来的时间”展开过程。
作者非常有效地将宇宙时间、生命时间和诗学时间加以并置,从而对文学本体论作了相当有深度的阐释。尽管作者三段式思维方式仍有些机械论的叙事残余,尽管他的理论中的中心观念与例证肌质之间仍有缝隙甚至仍有些独断论色彩,尽管在后现代时期,作者仍想整体地解决宇宙时间、生存时间和诗学时间的总体编码问题,显得有一些决定论意味,但是,作者这种总体性思维无疑为解决时间诗学问题迈出了极为坚实的一步,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学术前沿课题的发展。
正如作者所说,过去时间与再现诗学、当下时间与在场诗学、时序消解与解构诗学成为诗学与时间关系的三种基本模式。各种既有的诗歌存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隶属于这三种模式之一种,而每一种时间观念背后,都有一套独特的隐喻体系。通过这种对时间问题的解析,将对解决文学本体论问题作一种深入性的探究。
然而,我除了关注作者的理性思维层面的显在话语以外,同时,我更关注他通过生命来进行思考和写作的内在的隐在的话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是在面对显在的时间,即过去、现在、未来去指涉的它的两端的无穷延伸,即“过去的过去”和“未来的未来”,即“两端的虚无”。
也就是说,他在把握生命(即时间的矢量)的同时,已经预示了生命两端的无穷的虚无,他是面对这种虚无或面对死亡而震醒了自己,从此不再渴望以不死去达到永恒,而是以对此在在世的无限的追求和追求的无限,去超越虚无而达到对永恒的惊鸿一瞥。
我曾在《艺术本体论》中说:彼岸的无限最终被此岸人灵的内在的无限所消解,生存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被克服,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生命的长度,而在于生活、生命意义的充盈,在于生命力的高涨迸发状态。个人生命的机械延长也难达到永恒,与永恒生命力沟通的时刻恰恰是人生诗意化中那些忘我陶醉的瞬间。
正是史成芳的对这种诗意的瞬间奥秘的感悟,使他终于获得了与历史上的哲人诗人们灵犀相通的总体体验性(或者说是谢林的“同一心境”)。他超越了当下,超越了自己肉身的病态,而获得了一种灵肉的空灵。
事实上,当他带着这部厚重的论文,同时也带着身上的切口、绷带和药瓶庄严地坐在博士论文答辩席上,当他从肿瘤医院悄悄地出来,浑身虚汗赶到北大接受校长授予的博士学位时,在他那1.8米高却不到110斤羸弱身躯和其学术虔敬感面前,多少人流下了真诚而感动的泪水。
无疑,我们透过这部著作那凝练冷静的学术话语,可以看到他沉思的生命所蕴含的巨大理性和感性张力。难道这不正是在藐视死亡之中伴随着病痛的吞噬而锤炼出的对“生命时间”的颂扬么?不正是超越认知层面对大哲──老子、庄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的心智对话而心领神会的一笑么?也许,史成芳的肉体被困于斗室和病榻之中,然而他的心灵却走向了“远方”。
他的妻子周阅(也是他的同学)和他共同分担了生活和精神的压力,共同支撑着生命和学术的信念。正是苦难才真实地显现出本真的人性光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