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是谁的学生 周其仁: 人最怕的就是 被命运支配

周其仁出生于大都市上海,1968年,他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乘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来到地处黑龙江虎林县的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那时的他,已经做好了扎根的准备。

1968年—1976年,周其仁作为下乡知青在完达山打猎、养鹿

 我下乡是1968年8月,那时候城乡之间互相流动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体制,跟今天是截然不同的。当时我们从城里去农村,是因为毛主席发了号召,但是谁要是去了再想从农村回城,就不行了。

其实,那时从城里去农村也并不容易,需要当地给安排工作、口粮,而农村粮食本来就不富余,人口又很多。到了80年代,还是近10亿人口,8亿农民。我去的地方不是人民公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国营农场体系,相对还比较好办。因为它是国家的,说加点人就可以加点人。

当时的体制是,城里人和农村人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因为城里是国家包下来,有工作、有退休金,日常供应也有保障,农村是没有这套体制的,就靠农民自己。所以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除了极个别的农村,绝大多数农村的生活比城里贫穷得多。

要不是邓小平重新恢复高考,我是不可能回来的。当时去了农村都是要扎根的,要一辈子待在那儿。当时,上海去了好多人,开始的时候还要报名,因为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叫国营农场,但是已经改成军队体制。在那个年代,军队有很高威望,属于"解放军序列",所以还要挑一挑,选一选。

我们学校第一批就12个同学去,像我家成分不算好,录取的时候排在最后一个,是勉强挤进去的。但是越往后,城里是"一片红",除了很少的独生子女,还有父母或者本人身体不好的,其他统统都要下乡。

知识青年去国营农场比去一般人民公社要好。首先我们是工资制,每月发薪水,跟国营工厂是一样的,只不过工资水平低一点。另外,因为是国家投入,所以去了以后生活条件比一般人民公社要好很多。准确地讲我是去当农业工人,去了以后最理想的工作是开拖拉机,但是没轮上,我就被分到山里打猎去了。

最骄傲的身份是"杜润生门生"

外人眼中的周其仁,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是为人景仰的经济学者,但令他自己最感到骄傲的身份,是"杜润生门生"。杜润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总参谋长",正是他的赏识、引导,使一批年轻人踏上了研究农村改革发展之路。

令周其仁感到最骄傲的身份,是"中国农村改革总参谋长"杜润生的门生。图为2007年,周其仁去杜润生家中探望

历史上,我们国家是有迁徙自由的,人可以跑来跑去,出去闯荡,进城打工。像我的父辈就是从浙江山区到上海当学徒的。那时候,一个村里只要有一个人先在上海站住脚,当了学徒或工人,一有机会就会介绍自己的同乡来。这种状态基本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写有迁徙自由的。

但是后来"大跃进"以及相继发生的饥荒,城市粮食不够供应,因为人们的户口一旦转到城里,国家就要负责供应粮食。仅1958年到1960年左右,约有2000万人转入城里,粮食供应不了,政府就决定把这些人再迁回农村去。从此城乡这个门就关上了,再也不能自由流动了。

所以基本上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以后,城乡之间体制的壁垒就很高了。那时候农村的人,要不就考上大学成为技术干部,进入城市体制,要不就当兵,而且要当"四个口袋"的军官,才可能进城,其他要跳出农门,可是不容易。后来修订宪法,迁徙自由就被拿掉了。

这种状态从1961年一直持续到大概1981年、1982年左右。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粮食产量上来了,国家就发现很多劳动力用不着在那么小块地里待着了。但开始的时候仍希望他们不要进城,因为城里也没地方待,没有工作机会,住房也不够。

我们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城里人的住房都非常狭窄,再加上你没有粮食、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这套东西。但允许农民搞农业以外的工业、副业、商业活动,所以开始的一个时期政策倾向叫作"离土不离乡,就地富起来",于是就有一些地方办了乡镇企业。

再往后发展,城市改革开始了,工业活动、商业活动多了起来。对农民来说,哪里收入高一点,他就愿意到哪里去。因为乡镇和城市生产率有差别,工资就有差别。所以"人往高处走",大家发现城里收入好,就想去试试。

上世纪60年代以后直到今天,我们的宪法也没有把迁移自由权再写进去。事实上,这项权利在慢慢发育。最早是1983年中共中央一个文件写的一句话,叫"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后来等到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在城里挣的钱可以买到粮食,这个门就开始打开了。

虽然国营企业招农民工并不多,但是城市建设需要很多农民,搞建筑、生活服务,从事苦脏累和危险的工作。再后来开始大量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以招农民工。到高峰的时候,好几亿人到城镇来。

现在除了北上广深这几个超大城市,大部分中小城市基本没有城乡之间的壁垒了。但是你要问打彻底了没有?我认为过去那个城乡隔离体制的尾巴还很长。我们的国民权利,是发展起来了,但是用一个行话来讲,还不便携带。比如,你是安徽户口,读书权就在安徽,高考权也在安徽,但按理说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虽然生在安徽,到了上海就应该可以在上海读书 ,到了北京也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

但现在还做不到,这就是身份、权利属地化。人不应该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别。人如果有与生俱来的差别,他就会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自己再努力也没有用。人最怕的就是被命运支配,不能主动努力地去改变命运。

2018年4月18日,周其仁在北大朗润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社会流动有它的平衡机制"

周其仁的成长史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史,他的人生轨迹也充满着戏剧性的转折。他从大都市上海来到了离家千里的东北农场,成为深山里的一名农业工人。当改革的大潮袭来,他又幸运地成为一位近距离的观察者、研究者和见证者。记者问到对近年所谓阶层固化论有什么看法,周其仁不以为然。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以及迄今为止的观察,并不能让他觉得有根据可以表示赞同。

农村和城市之间还有较深的鸿沟,但也不是绝对不能跨越。社会的人口流动,有它自己的平衡机制。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一截,然后就把它推到无限远。我认为还是要把时间放进去,在一个长过程里观察,一个变量发生变化,其他很多变量也是要变的啊。

我们的语言叫相对价格变了,一连串变化终究要跟着发生。从这个立足点看,不要怕农村的人往收入高的地方跑。年轻劳动力要走,首先是收入差决定的,你要挡住他,那是没道理的。不让过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不但会使他们的收入降低,整个国民收入水平也提不高。

农村人少了,相对来说土地就多了,人均资源增加,人均所得也可能逐步提高,搞经营就可能挣到钱了。当然还要加上一些措施,特别是开发农业技术,对基础设施做必要投资。现在消费者肯出钱了,知道要出好价钱来买好的农产品。

既然有人愿意出好价钱,那么做投资、发展经营的意愿就会上升。当然,这个过程还会冒出无数实际问题要解决,那就一个个去解决。过去两句老话我看现在也管用:一靠政策,其实最要紧的就是体制改革政策;二靠技术。

我也不大相信所谓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固化。我们当年下乡时,我哪里敢想上大学、回城市、当教授啊?但世界终究会发生变动,变动之中总有规律。尤其今天的中国,又是开放又是技术进步,变化超出预想,怎么可能固化?

多少厉害的农民早就冲进城镇,或在农村上了台阶。举个我认识的人的例子,这个人叫周克成,是云南农村出来的,先到广州打工,后来他开始看报摊上的报纸,有一些专栏吸引了他,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跑到北京,在北大附近一边打工,一边听课,听完好几个老师的课,自己也动手写作,几年后应聘到网络媒体当上了编辑,现在一个经济学会里做专业性工作。

我们北大的保安中,很多人都是一边站岗,一边业余听课,然后抓住机会就冲破固化。当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但是只要努力,总还是有机会,这个机会从历史的尺度看比过去多了。

1982年,周其仁(右一)在云南边境的景颇族山村调研。

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在基本教育上持续投入。上世纪80年代我初到温州调查的时候,还没有义务教育法,很多厂子的工人是青少年,工作是做纽扣、穿珠子。我问为什么干这个?回答是比在家放牛强。好多贫穷的家庭觉得小孩干点活,捡点柴火也比读书强。

今天再看,至少九年义务教育制在全国是普及了。我们大学对口扶贫单位在云南弥渡县,这两年我去看过几次,村里孩子一律住宿上学,一礼拜回家一次。我不是说现在已经够了,还应该继续投入。特别是还要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要去掉那条长长的尾巴。但是顺着历史这条线看,再穷的地方和家庭,孩子只要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来日的机会一定比过去大。

现在社会其实提供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经济在增长,每天会增加出很多新机会来。当然,永远做不到一步登天,马上都变成马云也不可能。城里人也没有都变成马云啊。但是总的来说,机会比过去多了。只要坚持努力的人,明天都会比今天过得好一点。要有一个好风气,就是不能屈从命运,更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

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我就在黑龙江一直打猎打下去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一个人生于斯就基本绑在一个地方了。我是初中毕业,没上过高中,后来有高考机会,自己再把高中的课拿来学习,等于是自学的。当然我比较幸运,我们农场水利科有位技术员,是1958年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帮我补习高中数学。

为什么帮我?他说他那代人的生命就那样过去了,看到你们有机会,帮一把也高兴。要不是考上大学,我可能就永远没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这一点上,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不是抽象的道理让我们感谢改革开放,而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就要感谢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