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佺期宋之问】宋之问与沈佺期
宋之问与沈佺期都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沈佺期,两《唐书》本传均称其为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宋之问,《旧唐书·宋之问传》称其为“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南虢略镇)人”,《新唐书·宋之问传》称其为“汾州(今山西汾阳)人”。
之问自称“西河宋某”。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实籍为虢州弘农,祖籍郡望为西河(今山西汾阳)。
他们主要活动在武周和中宗两朝。由于诗歌创作上相近的风格、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文学史上被并称为“沈宋”。二人不特年齿相当、阅历相仿,仕宦沉浮、人生遭际也有许多相近甚或相同之处。
首先是他俩生年相同,都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关于这个生年,史籍并无确载。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据二人弱冠(年二十)登进士第的有关记载逆推定为本年生。今人多从其说。
其次,二人于高宗上元二年(675)同登进士第。就二人登科年份问题,两《唐书》沈佺期本传都只言及沈佺期登进士第事,却未尝记其年份。而宋之问,两《唐书》本传压根儿就没提登第之事。然而,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沈佺期传》载:“上元二年郑益榜进士”。同书同卷《宋之问传》载:“上元二年进士”。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即据《唐才子传》系沈佺期为上元二年进士。并称同科登第的还有宋之问、刘希夷、张鷟。
复次,二人同为珠英学士。《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记武后朝修《三教珠英》事:“初,圣历中,上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二十六人同撰。于旧书之外,更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域等。
”圣历中即公元699年。“上”即指武则天。“三教”指儒、道、释。编书客观上是件好事情。但武则天是别有所图的。修书的“领班”就是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武后为张氏兄弟特设供奉皇帝而没有实际职司的奉宸府。
《资治通鉴》卷二0六久视元年(700)载:“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殿内。”可见,编书也是为武后这些内宠遮挡门面的。而沈、宋二人自始至终与闻其事,直至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一千三百《三教珠英》告成。(见《唐会要》卷六三)
其四,二人都諂附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且都为此受牵连被贬岭南。《新唐书·宋之问传》:“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附《张易之昌宗传》:“神龙元年(705)正月,则天病甚。
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炜、张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门,斩关而入,诛易之、昌宗于迎仙院,并枭首于天津桥南,则天逊居上阳宫。------朝官房融、崔神庆、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全期、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凡数十人。”(同上)当年春,之问被逐出朝廷,贬为泷州(今广东罗定南)参军。沈佺期则被贬到遥远的驩州(今越南荣市)。
其五,然而,不久,又都遇赦北归,授予新职。《册府元龟》卷八四《帝王部·赦宥》三载: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壬午,(中宗)亲谒太庙,告谢受尊号之意,礼毕,大赦天下:前后流人非反逆缘坐者并放还,缘张易之徒党本犯配流者,量轻重与远官。
”(《旧唐书·中宗纪》亦有“大赦天下”的记载。)沈、宋显然属于“非反逆缘坐者”,不过,也并不都能就此返归长安、洛阳二京,只能做“远官”。所以,沈佺期有《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诗。
据佺期《哭苏眉州崔司业二公并序》有云:“神龙三年秋八月,佺期承恩北归。”《新唐书·沈佺期传》:“稍迁台州录事参军。入计,得召见,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可知佺期赦归当在神龙三年(707)秋。先后授台州司马,起居郎,修文馆直学士。
关于宋之问,新、旧《唐书》都说宋之问贬泷州后“未几,逃还”。但之问有《初承恩旨言放归舟》诗云:“一朝承恩泽,万里别荒陬。去国云南滞,还乡水北流。泪迎今日喜,梦换昨宵愁。
自向归魂说,炎荒不可留。”。可证之问亦为赦归。按之问后来再贬越州(今绍兴),复流钦州(今属广西),最后赐死桂州(今桂林)。当无“放归”之说。放归当是第一次贬泷州后的神龙二年(706)秋或稍前。而之问赦还后似乎并未作“远官”,两《唐书》都说之问做了京官鸿胪主薄。据《资治通鉴》卷二0八云:“之问、之逊、昙、悛、祖雍并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其六,二人又都做了中宗朝的修文馆学士。据《新唐书·李适传》载:“中宗景龙二年(708),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沈佺期、宋之问都为学士。学士何为?“凡天子飨会游豫,惟宰相与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可见都是中宗朝的文学侍臣、宫廷诗人。
其七,二人先后都曾以考工员外郎知贡举。长安元年(701)沈佺期即任考功员外郎。《旧唐书·沈佺期传》:“长安中,累迁通事舍人,预修《三教珠英》。……再转考功员外郎。”。恐怕此处所记失实,任考功员外郎要早些。
《全唐文》卷三四三载有颜真卿《朝议大夫赠梁州都督上柱国徐府君(秀)神道碑铭》,有云:“年十五,为崇文生应举,考功员外郎沈佺期再试《东堂壁画赋》。公援翰立成,沈公骇异之,遂擢高第。”同书卷四四0有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九龄)神道碑》:“弱冠乡试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
”。《郡斋读书志》卷一七七:张九龄“长安二年进士。”。长安二年即公元702年,知本年春佺期已在考功员外郎任。又据《唐会要》卷三六《修撰》条:“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台阁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
”大足元年为公元701年。“据史传,修书(按即《三教珠英》)诸臣因而有迁官者……则佺期当于大足元年(701)冬(是年十月已改为长安元年)由通事舍人迁为考功员外郎。长安二年(702)春,佺期即由考功员外郎知贡举。”(见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沈佺期》)。
稍晚,在景龙二年(708)宋之问自户部员外郎迁考功员外郎。《新唐书·宋之问传》:“景龙中(708)迁考功员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见用。”之问似乎是因谄事太平公主,才擢为考功员外郎的。又,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云:“维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月日,考功员外郎宋之问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馆学士杜君之灵。
”文中有云:“孟冬十月兮共归君。”知本年十月之问已在考功员外郎任。约景龙三年(709)知贡举。《旧唐书·宋之问传》:“景龙中,再转考功员外郎。……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据傅璇琮先生考证云:“则其授考功或在景龙二年秋冬,而典贡举当在景龙三年。”(《唐才子传校笺·宋之问》)。
由于大体相近的人生阅历,诉诸诗歌创作,也便形成一些在题材内容乃至艺术成就方面的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应制诗、迁谪诗的创作及其对近体诗的卓越贡献上。
唐初,武后末、中宗朝应制唱和活动十分盛行。沈、宋生逢其时,且都是受宠的文学侍臣。奉命作诗,弄点“遵命文学”势所难免。据统计,宋之问今存应制诗二十七首,约占全部诗作的七分之一。沈佺期有三十五首,约占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
这些诗由于要附和皇帝旨意,自然难免有无关性灵、轻薄邀宠之作。《新唐书·李适传》有云:“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不过,“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
”(《新唐书·上官婉儿传》)沈、宋更是技压群芳、迥出流辈。尤其在形式技巧、韵味格调方面造诣甚高。“他们的应制诗代表着初唐同类诗歌的最高成就,颇多可读之作。即使是歌功颂德,也歌颂的很高明,很技巧,有着流动的气势和较大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唐王朝的恢宏气象。
”(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前言》)清人翁方纲曾说:“沈、宋应制诸作,精丽不待言,而尤在运以流宕之气,此元自六朝风度变来,所以非后来试帖能几及也。”(《石洲诗话》卷一)
应制诗之外,二人还都写了相当数量的迁谪诗。据统计,沈佺期入狱流放期间写有三十二首诗,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强。宋之问贬谪岭南、越州期间的诗作多达七十二首。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二。这些诗由于诗人身世、境遇的突转,体悟、感受的深切。
故能脱尽铅华,一改浮靡。书写大都真切动人而富于历史沧桑感。试想,一个曾是“三春给事省,五载尚书郎”(沈佺期),一个曾是“三入文史林,两拜神仙府。”(宋之问)。而在残酷的政治纷争中,遽然由“荣耀的顶峰跌入屈辱的深谷”,焉能不激起情感上的波澜。
故尔,在这些作品中,旅途的艰危,内心的苦闷,旧雨故知的追思,异俗殊方的观感,写的在在动人。一如柳长白所云,真个是“曲尽迁客逐臣景况”。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在律体诗的诗艺探索方面苦心孤诣、孜孜矻矻,最终取得近乎完美的成果,其诗成为律体诗的龟鉴,其人成为近体诗的拓荒者,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上厥功至伟。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
”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皎然《诗式》:“洎有唐以来,宋员外之问,沈给事佺期,蓋有律诗之龟鉴也。
”宋祁《新唐书·宋之问传》:“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会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沈宋体”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使唐律诗的体制定型,沈宋在南齐沈约、谢朓等创制的永明体上,从原来的讲求四声发展到只辨平仄,从消极的“八病”之说中参悟出积极平仄粘对,从而形成在平仄上有严密规则的完整的律诗。
他们诗作属对精密,平仄谐调,使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使后辈人得以循辙运斤,佳作迭现。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功。
聂永华先生在《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中认为“沈宋”为“近体诗定型的标志”。并具体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大意)。其一,作为近体律诗成熟定型关键的“粘”即“拈二”规则,可能就是由沈宋明确提出的。五言律诗的第二字是律式构成的关键。
沈宋不仅在长期写作中有所体悟。而且,因为唐以诗赋取士,而沈宋都做过考功员外郎,他们在知贡举时,为了统一“评分标准”,不能不在格式、声韵方面制定一套严格的衡量尺度。“拈二”即粘对规则当是其中之一。
其二、沈宋在诗坛地位的确立主要在于他们律诗创作上的出色表现。该文引用何伟棠先生的统计,沈宋五言诗共235首,有203首粘对合律,站87%。高于当时对律诗定型做出贡献的“文章四友”(崔融、苏味道、杜审言、李峤)。
而且,沈宋长律尤为引人瞩目。在二人的203首粘对律诗中,有57首长律。占28%,远远高出“文章四友”。沈宋不仅在五言八句的短章中充分的运用了“换头”、“拈二”术,而且在四韵以上的长诗中亦“律法”严谨,表现了对律诗体式的完全性的掌握与运用。
清人王夫之云:“沈宋之得名家者,大要又以五言长篇居胜。”(《唐诗评选》卷三)。其三、沈宋二人除七言排律一体外,品类齐全,兼备各体。沈宋二人不仅五言律诗成就卓著,还成功的将“换头”“拈二”规则引入七言之中,落实于创作实践,沈宋现存的23首七律(沈17首,宋6首。
),篇篇合律。几乎是唐以来全部七言律诗的总和。沈宋的成功实践,标志着律诗已最终成熟定型。
在沈宋知贡举铨选的神龙以前,未见“律诗”之称。宋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苏、李而上,高洁古淡,谓之古;沈、宋而下,谓之律。”。其后律诗、古诗与今体、往体之别则屡见载籍。清人钱良择《唐音审体》云:“唐人自沈宋而后,应制皆律诗也。”。可以推知,“律诗”的名称就是由沈宋给定的。郑振铎先生说:“他们(按,即沈宋)的倡始号召之功,似较他们的创作为更重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320页)
沈佺期、宋之问同岁同朝,他们不仅人生际遇,仕宦旅程相仿佛,而且诗歌取向,文学成就亦相匹敌。然而,当他们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一个得以寿终正寝,一个却死于非命,其结局大相径庭。何以至此呢?究其原因,就不能不说到他们的同中之异了。
这“异”就主要体现在他们生命后期对现实的感悟程度和安身立命的态度上。在残酷的政治角逐中,开始他们都可谓热中人。然而,自岭南贬所北归后,沈佺期对现实政治斗争有所憬悟,从而接受教训,淡泊名利。
远离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政治漩涡。然而,宋之问却执迷不悟、依然故我。总希望在名利场的盛宴上分一杯羹。于是,他很快就卷入了一场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武韦集团与李唐宗室的斗争中,投靠武韦集团。结果,李唐宗室得势后,之问便大触霉头。“使他落了个首贬越州,再流钦州,终被赐死桂州的悲惨下场。”(《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
此外,还应指出,就诗歌创作的体裁样式及其成就方面也并不尽一致。马茂元先生说:
‘沈、宋并称,其诗往往互相混淆,有不易辨识者,以二人身世略同,而风格又相近也。然其间亦未尝不可以区分。蓋之问思致缜密,清丽居宗,五言是其擅场。其《昆明池》应制之作,固已压倒佺期。沈则气度较宏,七言独辟胜境。
其《独不见》一章,“高振唐音,远包古调”(姚鼐《今体诗钞》卷一),亦非之问所能企及。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云“沈詹事七律,高华胜宋员外。”《旧书》(按即《旧唐书》)谓佺期“尤长七言之作”;而于之问,则称其“尤善五言诗,当时无出其右者。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文分举而义互见也。又沈、宋并工五言排律,之问所作犹不过百余言;而佺期《代魑魅答家人》,长达四十八韵。其排比铺陈,尽情刻划处,已开盛唐风气之渐矣。’(《晚照楼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月版)
由此,不难见出沈、宋诗作的所长所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