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妹妹 蒋介石执意杀害瞿秋白 杨之华姐妹一别14年
1949年夏天,我住在上海其美路(今四平路)大公报宿舍。那天,家里来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客人——与我分别了十几年的亲姐杨之华!陪同前来的还有时为新华社记者的杨刚。
姐妹俩久别重逢,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相拥而泣,久久说不出话来。半晌,姐姐擦干眼泪,感慨地对我说:“之英,光明的日子到来了,我们为之奋斗了这么多年,今天终于看到这一天了!”
我看着姐姐高高的个子,大而明亮的双眼,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还能相见。忆及上次我俩的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1935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那时,在上海的姐姐经常转移住所,以躲避国民党的搜捕,一面四处奔波,想尽办法营救在福建被捕的丈夫瞿秋白。那情景我亲眼目睹,到这时已有整整14年了。从那以后,我和家人亲友们时刻都在担心她的安危。
上世纪30年代,姐姐杨之华与瞿秋白从相知相慕到相恋,最后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其时,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姐姐则积极参加妇女运动,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秘书、全国女工部部长等职务。上海、武汉和苏联莫斯科等地都留下了他俩工作的足迹。
自1931年起,瞿秋白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姐姐之华也受牵连。他俩在鲁迅和茅盾等人的帮助下,隐居上海。秋白一边养病一边从事革命文学创作,之华一边操持家务照顾秋白,一边在秋白的指导下学习写作和翻译。
1934年1月,秋白被迫离开上海去湘赣苏区,之华姐仍留在上海。1935年2月下旬,突然传来了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的消息。这真如晴天霹雳,使姐姐受到了巨大的打击。那天我见到姐姐时,她又疲惫又憔悴,悲痛地对我说:“秋白可能会牺牲,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姐姐写了三封信让我立即送出去。一封是给蔡元培,一封是给宋庆龄,另一封是给邵力子。主要是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不敢耽误,立即出发送信。写给蔡元培的信,我交给了他大儿子蔡无忌,当时他是我的邻居;给宋庆龄的信,在我到达宋府门前时,受到了警卫的阻拦,因而未能送到;给邵力子的信,则因邵力子时在南京,我只能电报告知。
邵力子是我的公公。我的第一次婚姻,丈夫是邵公的次子邵志刚。志刚是国际共产党人,与瞿秋白、杨之华等共同工作过,可惜我俩的这段纯真的爱情生活是那么的短暂,婚后不到一年,志刚就离开祖国去瑞士,不幸在瑞士遇难,留下了我们的儿子邵美成(这是他从未见过面的儿子)。
邵公是位慈祥而开明的长辈,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不仅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和美成的生活,几年后他还亲自做媒,置办婚礼,并充当证婚人,促成了我与吴元坎的结合,重建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他待我如同女儿,我如有难他常常施以援手。为瞿秋白事求助于邵公除了这一层原因外,更因为邵公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邵力子是中共和国民党两党的元老,早年在共产党组织的高层与瞿秋白有过工作接触,当时他虽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是蒋介石的幕僚,但在政治倾向上是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直很反感蒋的反共剿共政策。
如有可能,他肯定是会出面救秋白的。可惜一切都无济于事。事后得知,在国民党高层会议讨论瞿秋白问题时,时任国民政府“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竭力主张不杀,留下这个人才。
但他阻止不了蒋介石杀瞿的决心。邵公对此也无能为力。他多次惋惜地对我说:蒋一定要杀他,一定要杀,没办法哪!1935年6月18日,年仅36岁的瞿秋白被秘密杀害。
我记得解放前最后一次见到之华姐,就是在秋白被捕后的那一段时间。那时地下党组织经常遭破坏,姐姐处境危险,住自己家不安全,是我想法几经转移,将姐姐隐居到我的至亲、复旦中学校长周仲丹家的亭子间里。开始时,遇有什么消息我就跑去那里向姐姐传递。
有一次,之华姐分析了我传递的相关信息后,对我说:“情况不太好,你不要再到这里来了,有可能会引起敌人注意的。为谨慎起见,你也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免得发生危险。”听了姐的话后,我便仓促离沪,去了外地。事后知道,姐姐在周仲丹家住了约两个多月。1935年8月,经党组织安排,她去了苏联。
谁知,这一别就是14年哪!开始的几年里,姐姐杳无音讯。后来,才断断续续知道了些她的坎坷经历。她先去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苏工作,任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委员,兼任该组织的中国代表;后被王明隔离审查,1938年才平反。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中央要求在莫斯科的部分共产党员回国参加抗日,之华姐带着女儿瞿独伊回国,不料,在途经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拘捕,母女俩被囚狱达四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才获释回到延安。
记得姐姐从新疆出狱的消息是邵力子告诉我的。有一天他高兴地说:“你姐姐被放出来了,你可放心了。你等着,有机会她会来看你的。”我翘首盼望着能早日见到姐姐。可是之华回到延安后,随即投入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全国解放前夕,邵力子为了国事,频繁来往于南京、北京和上海。有一次遇见邵公,他轻声对我说:“快了,快了,共产党要胜利了,你耐心点,耐心点。”
全国解放后,杨之华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全国妇联常委,在北京工作。那一次,她是来上海开会,这才使我们姐妹团聚了。姐姐在我家呆的时间不长,匆匆而来,匆匆又去。感谢一位大公报的记者为我们这次聚会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一张是我们姐妹俩的合影,比我年长13岁的之华姐英姿飒爽,笑容满面(见下图)。另一张是集体照,有我和堂弟杨葆昌、陆缀文、之华姐,还有我的孩子邵美成及三个女儿。陆缀文是王一飞烈士的爱人,解放前地下党组织机关常遭破坏,她经常来我家避难,我们是好朋友。
之华看我儿女成群,高兴地说:“你要是在苏联就成光荣妈妈了。你到底是学过幼儿师范的,等孩子大些了,你可以出去办幼儿园,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之后,她真的为我联系去参观工厂,带我去参加在上海开的国际妇女会议,还带去结识了当时负责女工部的汤桂芬同志。可惜我终因孩子多脱不开身而未能外出工作。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我,已是98岁的老人了。姐姐杨之华因病于1973年10月20日去世。当时还是“文革”期间,对她的非正常的政治审查还没结束。她盼来了为之不惜牺牲生命的新中国的诞生,可惜未能等到“文革”结束后的云开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