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灭亡后李姓下场 安史之乱为什么没使唐朝灭亡?
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使中国人口由九百万户锐减到二百万户,当然减少的人口不一定全都死了,也有一部分是在战乱中成为脱离国家户籍统计的流民,但不管导致人口锐减的因素中具体有多少死者和多少成为流民者,至少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形势的动荡。
长安、洛阳都因遭到严重的破坏而日渐衰败,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乱而向南迁徙导致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由于唐军主力忙于应对叛乱而导致西域逐渐被吐蕃、大食等国占据,而在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割据已成为李唐王朝的政治常态。然而这场动乱尽管直接导致李唐王朝由盛转衰,却并未导致李唐王朝的灭亡,那么为什么声势浩大的安史之乱最终并没摧毁李唐王朝呢?
其实安史之乱的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导致其失败的最关键原因不在于作为对手存在的唐军,而在于安史叛军内部。别看安史叛军看似声势浩大,然而却没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充其量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安史叛军在攻陷东都洛阳后被唐军阻击在潼关之下,当时安史叛军需要分兵把守此前已攻陷的各地,因此在潼关前线只有2万人马,然而驻守潼关的却是唐军名将哥舒翰率领的20万大军。安禄山一看这形势气得大骂手下:“你们都劝我造反,说是万无一失。
现在万无一失在哪儿呢?”这时他的手下是如何宽解他呢?结果他们上来就说:“纵事不成,收取数万众,横行天下,为一盗跖,亦十年五岁矣”,而安禄山听到这话的反应居然是大喜。合着他起兵从一开始就已计划着流落江湖当个土匪头子,苟延残喘个十年五年的,这咋看都不像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有什么样的领导就能带出什么样的下属,可以说安禄山带领下的叛军集团就是不折不扣的乌合之众。事实上当时天下承平日久,唐朝政府军早已未经战阵,在军事实力上是难以与如狼似虎的叛军争锋的,这其中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令安禄山一度心烦意乱的潼关之战最终竟以20万唐军败于2万叛军告终。
然而在具体战场上一再失利的唐王朝却在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占据着战略优势——唐军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意图,在政治上占据着民心大义,在经济上仍牢牢控制着富庶的江南和巴蜀;反观叛军方面真把自己当土匪了,以致于所过之处就是忙着抢东西,然后就往范阳老家运,叛军似乎从来没想过如何持续稳固地经略已占领的地区,因此也始终没能在占领区建立稳固的统治,当地百姓无不对叛军恨之入骨。
可以说尽管就战术层面而言:叛军几乎在每次具体战役中都能战胜唐军,但就战争潜力而言:唐军具有更大的优势,一旦战事持久僵持下去只会使唐军的优势表现得更明显。
尽管叛军的失败是一个必然趋势,然而这时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使叛军的劣势更快暴露了出来——安禄山病了。其实严格意义上这也不完全算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据史书记载:安禄山的体重高达350斤,而唐朝的350尽换算成今天的标准大约是400斤左右,以致于他洗澡的时候都没法自己穿衣脱衣,必须两个人先托着他肚子,然后一个亲随跪在地上,一边拿脑袋顶着他肚子,一边给他系腰带。
胖到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得什么病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居然到五十多岁才病发。他这病一发作起来那可真是有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一时间安禄山浑身上下都长了很严重的疽疮,眼睛还失明了。而此时距离他起兵造反仅仅只过去了一年多。
安禄山是一个严酷暴虐的人,哪怕对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手下也都是如此。生病后的安禄山就更加变本加厉了:连辅佐他起兵的肱骨之臣严庄和近侍李猪儿等人也都遭到鞭打,一时间叛军内部对安禄山敢怒不敢言。偏偏这时安禄山又还动了废立太子安庆绪的念头,结果安庆绪勾结严庄、李猪儿等人先下手为强。
尽管作为对手的李唐皇室也发生了太子李亨架空父皇李隆基的马嵬坡之变,但李唐皇室多少还有一套政治传统,做事要考虑政治上的影响,所以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最终实现了权力的妥协,忠于李唐王朝的各路人马得以一致抗击叛军。
然而安史叛军却没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传统:安庆绪不仅终结了老爹的政治生命,更是把老爹直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双目失明的安禄山根本没发现刺客已来到身边,直到被刀刺入腹部后才在剧烈的疼痛之下声嘶力竭地嚎叫道:”快来人呢!这是家贼作乱呀!”不过根本没人理他,于是安禄山就这样死了。
相比唐玄宗李隆基和唐肃宗李亨父子之间的权力交接而言:安禄山之死对安史叛军造成了巨大影响——安史叛军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并没形成明确的君臣理念。在各路叛军大将眼中安庆绪不过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本就没多少敬畏之心,再加之安庆绪的弑父篡权之举缺乏法统地位,于是各路叛军大将都各自在心里盘算起自己的小九九。
这时的安史叛军实际上已分裂为洛阳和范阳两个权力中心:洛阳的权力中心控制在安庆绪手中,而留守在叛军老巢范阳的是叛军大将史思明。
由于叛军长期以来将从各地搜刮的物资财宝都囤积在范阳,同时范阳又远离主战场,于是渐渐地范阳集团的实力超过了洛阳集团。公元758年唐军集中优势兵力对盘踞在洛阳的安庆绪发起进攻,这时各路叛军大将几乎都选择了按兵不动,安庆绪被迫逃到邺城。这时史思明发兵击退了唐军,不过这对安庆绪而言并非什么好事,因为占领了邺城的史思明直接把他宰了。
安庆绪杀安禄山使叛军内部的分裂状态呈现出明显化的迹象,而史思明杀安庆绪又导致了叛军内部的第二次分裂。参照历史上权臣篡位的惯例:史思明本来应当把安庆绪供起来当个傀儡,哪怕以“弑父”罪把他杀了,也该拥立一个安禄山的儿子当傀儡皇帝,然后慢慢培植自己的势力,待时机成熟再行篡位。
哪怕壮壮样子也要走个流程,然而什么政治流程之类的在史思明这儿都没当回事,这再次印证了我在上文的论断:叛军就是一群没任何战略目标和政治色彩的乌合之众,但凡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内部的分裂。
然而安史叛军的分裂并未就此结束: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动了废立太子的念头,于是历史再次重演——史思明的太子史朝义在761年春先下手为强干掉史思明。史思明死后叛军系统勉强接受史朝义作为他们的新主子,但实际上这时叛军内部各路人马都已是各自为政。
尽管就叛军整体战斗力而言仍强于唐军,但具体到每一小股叛军身上就是另一个概念了。李唐王朝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适时推出“首恶必办,胁从不究”的政策——死活盯着史朝义一个人穷追猛打。
最终众叛亲离无路可走的史朝义以自缢的方式终结了这场持续八年的叛乱,然而那些按兵不动的叛军将领们随即接受了李唐王朝的改编,于是他们在换了一身马甲之后继续关起门来当自己的土皇帝、山大王。
尽管安史之乱被平定了,然而藩镇割据的现象就此形成,李唐王朝日渐由盛转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李唐王朝后期就从此一蹶不振了,事实上在此之后李唐王朝仍得以维持150年左右的统治。
之所以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还能支撑150年之久的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用江南赋税供养神策军以威慑地方,再说得具体点就是江南的赋税收入成为了安史之乱后支撑唐王朝的经济基础;而神策军则成为了安史之乱后支撑唐王朝的军事支柱。
安史之乱后包括长安、洛阳两京在内的北方大地惨遭荼毒,在此之前北方地区的人口多于南方,经济上也更加富裕,然而安史之乱中大量北方流民为躲避战火和饥荒而逃亡南方,造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中晚唐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已是依赖于江南和四川地区,由于安史之乱并没波及到这些地区,于是出现了韩愈口中所谓的“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通过大运河可以把南方的钱粮直接运输到北方,江南赋税以及运河的畅通对李唐朝廷的重要性在唐德宗时期得到了绝佳的验证——当唐德宗有一次得知江南的粮食运到长安后竟兴奋地跑到东宫对太子欢呼:“江南的粮食到了,咱们父子俩得救了!
”既然江南的粮食赋税对朝廷如此重要,那么唐王朝自然要加强对江南赋税的管理,由此启动了以管理江南赋税为核心的中晚唐财税制度改革序幕:其实早在安史之乱尚未平定时宰相第五琦就曾通过超发货币、专卖食盐等办法解决军费问题,但这种饮鸩止渴的理财手段副作用极大。
到了代宗朝杰出的理财家刘晏将第五琦食盐专卖法中政府全面垄断购、运、销的模式改为发放运销许可证,盐商从国家获得运销许可证后即可参与食盐贸易,而盐商出于逐利性天然比政府垄断食盐购、运、销的模式更具有效率。
与此同时刘晏通过建立常平仓收购粮食的办法增加了国家的粮食储备,在灾年则开发常平仓赈济灾民以稳定民心。
刘晏理财的重点在于疏通运河、督造漕船:他曾以市场价10倍的工钱聘请造船工人,在当时朝廷财政紧张的状态下此举曾饱受争议,然而刘晏给出了自己的逻辑:只有让具体经办者捞足了好处才会将国家的漕船造得结实,我们现在看似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可在将来可以大大节省漕船的维护成本。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刘晏的判断,不过刘晏这一系列措施主要集中在治标层面,并没对唐朝的财税制度进行变革。
到了德宗朝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不仅拓宽了征税的广度,也对促进税负公平、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两税法”颁布后到建中(780年正月—783年十二月)年间就有了1300多万的两税收益,这比“两税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要多出百万两。
安史之乱的平定并非单纯依赖于唐王朝的中央军,事实上地方藩镇节度使中也有相当部分忠于李唐王朝者参与到平叛过程中,与此同时安史叛军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安庆绪杀安禄山、史思明杀安庆绪、史朝义杀史思明。实际上安史之乱的平定与其说是唐王朝消灭了安史叛军不如说是安史叛军内部的分化瓦解使唐王朝得以集中精力消灭史朝义这一核心叛乱人物,这时有相当多的叛军将领实际上是作壁上观。
正因为如此安史之乱平定后的唐王朝其实是无力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的,不过藩镇倒也不完全是和朝廷处于对立关系的——中晚唐的藩镇势力大致分为四类:范阳、成德、魏博河北三镇是直接由名义上归顺朝廷的安史叛军余部演变而来,所以是对朝廷最不恭顺的;山东、河南地区的藩镇主要是负责震慑河北三镇的;西北藩镇则多为防备吐蕃、回鹘等外族势力的;江南藩镇在所有藩镇势力中是最弱的,他们无力挑战朝廷的权威,实际上扮演着为朝廷收缴赋税的角色。
在这四类藩镇中西北、江南的藩镇基本上对朝廷不具有威胁性,山东、河南地区的藩镇尽管是为震慑河北三镇而存在的,但他们往往在朝廷和河北三镇之间首鼠两端以尽可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具备一定的威胁,当然威胁最大的还是河北三镇。
李唐朝廷为应对来自河北三镇以及首鼠两端叛服不定的山东、河南等地的藩镇一方面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令其彼此牵制,另一方面重整中央禁军——安史之乱前唐朝的禁军分为两大系统:一是沿袭自北周、隋以来的府兵十二卫,二是自高祖李渊晋阳起兵的老班底中选拔出来的元从禁军经历次扩编发展而来的龙武军。
然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老牌禁军战绩不佳,反而上演了逼迫唐玄宗缢杀杨贵妃法马嵬哗变,与此同时一支原来驻守在帝国西部边疆的野战部队日益进入朝廷的视野——这支部队叫做神策军,本来是盛唐时期防御吐蕃的边防野战部队,安史之乱爆发后东调平叛。
唐代宗时期吐蕃利用唐朝刚平定安史之乱后的虚弱局面占领长安,迫使唐代宗出逃,这时神策军扮演起扈从护卫的角色。
唐代宗重返长安后对神策军进行大力扩编,使之发展成为一支十几万人的部队,在平定安史之乱和抗击吐蕃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在战火的历练下涌现出大批名将,士兵的训练素质和装备水平也优于其他部队。这支军队除了镇守京师外还以八镇为主要基地出屯京畿和关内广大地区。
神策军与唐前期单纯负责宿卫的禁军相比实际上是一支由中央直接掌握的兼备宿卫和征伐双重职能的国家常备军,这支部队的存在对地方武人的觊觎之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慑。
唐文宗时期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曾这样总结道:“左右神策军,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唯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宝。”除了直接受命于中央的神策军之外,那些效忠于朝廷的藩镇的军事实力也逐渐增强:德宗朝的镇海军节度使、《五牛图》作者韩滉就能组织起一直由精锐弓箭手组成的护航部队保护住关中运送物资的漕船安全通过其他藩镇的辖区。
唐朝后期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神策军坐镇中央、服从于朝廷的藩镇戍守地方、通过大运河将江南赋税转运到朝廷控制区以供养神策军的经济和军事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中晚唐还是出了几位强势打压藩镇的雄主:唐代宗李豫在收复两京、平定安史之乱后改革漕运、盐价、粮价等,初步稳定了社会局面。
唐德宗李适、唐顺宗李诵尽管在打击藩镇上并无建树,但一方面于内治上锐意改革,一方面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扭转了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唐宪宗李纯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
元和元年(806年)刚继位的唐宪宗李纯就平定了西川节度使刘辟的叛乱。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随邓节度使李愬发动雪夜奇袭攻下蔡州,平定淮西军阀吴元济发动的叛乱。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宪宗调遣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平定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发动的叛乱。
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然而宪宗驾崩后唐朝连续出现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两代荒于朝政的君主,他们在位期间不仅一度被宪宗打压下去的藩镇势力死灰复燃,宦官干政的现象也愈演愈烈,以致于发展到宦官可以执掌皇帝的废立乃至弑君的地步。
唐敬宗李湛之弟唐文宗李昂继位时放宫女三千余人出宫,又放五坊鹰犬,减省冗员,颇有一番励精图治的雄心,然而由于操之过急导致自己企图诛杀宦官的计划泄露,结果宦官势力发动政变将其软禁。
之后唐朝又一度出现过唐武宗李炎的会昌中兴、唐宣宗李忱的大中之治:平定泽潞镇、击败回鹘乌介可汗、收复河湟、平定安南。
然而宣宗李忱驾崩后的唐懿宗李漼、唐僖李儇都沉迷于声色犬马,在他们的治理下各种政治、经济、军事问题都涌现了出来。从860年起位于今天云南省和缅甸部分地区的南诏政权两次入侵唐朝的安南都护府(今越南北部)。
唐朝为防止南方藩镇像北方藩镇一样做大成为割据势力,所以一直致力于限制南方军力的发展,于是不得不临时从中原抽调兵力前去征伐南诏。战后的咸通四年(863)一批从徐州、泗州一带征发来的士兵奉命驻防桂林以威慑南诏,当时朝廷与士兵们约定三年后期满轮换。
可三年之期届满后朝廷却像忘了他们的存在似的,压根没调新的部队前来轮换的意思,就这样这批士兵在桂林又驻守了三年。
到了咸通九年(868)朝廷为节省调兵的经费再次选择性失忆,这下士兵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他们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率部北上还乡。本来这支部队的兵力并不多,问题在于他们沿途的州府郡县的兵力更少,于是他们出湖南后沿长江东下,过浙西、进淮南,攻占了今天的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等地,至此唐朝的江南赋税生命线被拦腰斩断。
朝廷慌忙调集十道兵马将这次起义平息下去。尽管以庞勋为首的义军高层被唐军杀死,但义军残部就此混迹各地,成为当地的不安定因素。
公元875年五月在今天的河南长垣爆发了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当年六月黄巢举事响应王仙芝。起义军转战山东、河南一带,在半年之内“南至寿庐,北经曹宋”,席卷15个州,甚至一度逼近东都洛阳。878年王仙芝战死后义军推戴黄巢为主,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废唐年号,自建年号为王霸元年,一时间昔日的庞勋旧部纷纷投奔起义军。
878年王仙芝战死后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新领袖,他见中原各地兵力雄厚,于是带兵渡过长江在唐军防守薄弱的南方地区不断迂回穿插。
至此李唐朝廷在地方上的统治体系几乎被完全摧毁,各路征讨将领纷纷拥兵自重成为一方诸侯。到884年六月黄巢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唐朝的统治根基已完全动摇:军事支柱神策军在战争中消耗殆尽,而作为经济支柱的江南赋税也指望不上了,因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唐朝不得不授权地方藩镇自行募兵,于是当初唐朝最不愿见到的一幕发生了:藩镇割据已不再是河北独有的现象,而是普天之下的常态。
这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
.....在大唐疆土上一时间出现无数个割据一方的小朝廷。数年后王建入川与西川节度使陈敬暄争夺地盘并阻断剑阁(今四川剑门),至此巴蜀及其南方的岭南也脱离朝廷的管辖,大唐天子已沦落到和昔日的东周天子一样要看诸侯的脸色行事的地步,可以说这时的李唐皇室已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接下来轮到各路藩镇势力轮番登场表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