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

早在20世纪50年代,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北京大学校长是著名的马寅初先生。马寅初校长当时提出了一项与政府的“人口政策”廻然不同的“人口理论”。后来称这项理论为“马寅初人口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中国把苏联当成老大哥,很多重大政策借鉴苏联实行的政策而制定下来。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民死亡惨重,人口大量减少,且男性更少,男女比例失调。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为增加人口数量,苏联积极推行“母亲英雄”的生育政策。即生育八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 ,授予“母亲英雄”称号,给予相当的奖励。“母亲英雄”的生育政策使苏联在战后能够较迅速地增加人口。

我国解放后建国初期,政府的人口政策就是鼓励多生,也符合“多子多孙多福寿”的传统观念;但是奖励“母亲英雄”的实际措施并没有。我母亲生育我们兄弟姊妹八个;在家中我们自己称赞母亲为“母亲英雄”。

马寅初校长就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提出了“马寅初人口论”。马寅初校长认为,中国当时的生产力不足以养活“母亲英雄”式的增长,应该尽早实行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人口政策。他建议,应该鼓励人民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对自愿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妻给予适当奖励,对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夫妻应该进行罚款,越生育的多,越罚的多。简明地说:生一个有奖,生两个正好,生三个受罚。

马寅初校长对北京大学学生曾作过“人口理论”的报告。我那时是学生,在大食堂听过校长的“马寅初人口论”。对“生一个给奖,生三个受罚。”的说法,印象深刻,犹如昨日。

马寅初人口论是预见性的,预言性的,却与刚解放经济获得发展的好形势,逆势而生。所以,一提出便受到争议,甚至批判。有的文章质问,“马寅初人口论到底是哪个马家?是马克思主义人口论?还是马尔萨斯人口论?”

有一次,马寅初校长邀请中央领导同志来北京大学给学生们作政治形势的报告。地点也是大食堂。学生们早在开会前,自携坐凳,照安排坐满了大食堂的里里外外。中央领导同志站在舞台前沿讲台后演讲。马寅初校长不坐在后排领导人位置上,搬条椅子坐在讲台侧边,斜望着中央领导同志讲演。距离不到一米,像两个人在一个桌子上喝茶聊天。双方自始至终保持主宾礼貌。

当演讲人讲到政府的人口政策时,说了下面的话。他说,有个人主张我国应该限制生育人口,他建议每对夫妻生两个孩子,自愿生一个应该奖励,生三个以上应该受罚。我不是这样的看法,······。

全体在场学生都惊讶起来。看着马寅初校长身子没有动静,因侧着脸看不清什么表情,红没红脸。学生们本来就在认真听着,现在更尖起耳朵听,瞪大眼睛望。

国家后来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使我国人口政策发生了极大变化。由鼓励多生转到鼓励晚婚晚育,又到只准生两个,再到现在的只准生一个。当然这样的政策变化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程度,为了使人民生活能有提高,不致由于人口膨胀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甚或引发社会动荡。

改革开放使我国近来变得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生活富裕起来,人的平均寿命大大变长。而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几十年下来,一个孩子要照顾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六个大人。人口年龄结构的矛盾、畸形、缺陷表现突出。令官员、专家和群众开始探究我国现在或将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用以维持国富民强,健康发展,和平相处。

主张很多,著名人士的建议更受到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在去年和今年两会上都提出:经过几年过渡期,我国政府可把一对夫妻只准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逐渐放宽为“可生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是新的,又是复旧的提案。

为纪念马寅初校长,我们把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称为“马寅初双孩标准”。根据我国现时国情、国势、国力,“人口政策”可以逐渐放宽到“马寅初双孩标准”。并维持一段时期。以后如果发生像法国每年人口增长率为负数的时候,再进行国策的改变。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增长,解放后制定的“60岁退休制度”,使人口老龄化比例与年俱增,年青人养活老年人的比例也随之提高。这也是必须改革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考虑提高退休年龄,或自愿晚几年退休。现在60岁的人很多还可属壮年或壮年后期,停下来不干事,经验知识浪费了,闲得慌容易衰老,不如干点事,健康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