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地图 历史的记忆:京杭大运河

打开尘封的历史记载,看下中国历代的国土地图,我们能够找寻到先人的遗迹。秦始皇修建了长城,我们不能忘记,在秦始皇之前,战国时期,各国已经修建有一定规模的长城。与此类似,当历史记载说,隋炀帝修建了大运河,我们同样也不该忘记,在隋炀帝以前很多年,大运河也已经局部形成了。大运河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的吴王夫差,是他沟通了从苏州到淮安这一段大运河最早的河段。说起来,大运河的历史与长城相比,毫不逊色。

秦始皇与隋炀帝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他们的代都不长,他们都留下了很多骂名,但是,他们留下的成绩,却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秦始皇有郡县制度,隋炀帝有科举制度;秦始皇有长城,隋炀帝有大运河。但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长城的功能相对单一,只是为了防御。

因此长城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有限;而大运河的功能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影响深远。如果说长城是为了阻断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那麽,大运河的作用之一便是吸引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方向,促进加强了南北之间的交流;如果说长城是企图在一种隔绝的状态中形成稳固的集权,那麽,大运河就是在流动和开放中,让中国的统一更加牢固。

隋炀帝贯通大运河后,第一个收益的就是唐朝,唐朝的强大和繁荣,与大运河的贯通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大运河贯通之后,中国的历史格局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表现之一是,唐朝之后,长安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中国的政治中心先是移到洛阳,后来转移到了北京。这种政治中心地理位置的转变背后,有一个明显的重要考虑依据,就是北方民族。

唐朝以前,北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威胁,主要来自正北方向和西北方向。唐朝以后,北方民族的威胁更多来自东北方向,造成这种方向性转移的原因,就是大运河。也正是因为这种转移,使得唐朝以后的中国,长期割据的局面很少出现,中华民族的真正统一得以最大范围地实现。对于中国的统一、融合,大运河的作用丝毫不逊色于长江、黄河。

大运河贯通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南北货物的运输,南北之间的商业和贸易比过去更加方便快捷。因此,大运河的北方终点,随即变成北方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之一,也成为南北交流最方便的中心。再加上人才、文化交流的便捷,当隋炀帝把大运河的北方终点定在如今北京南部的河北涿州时,原先并不很重要的蓟燕、渔阳,从此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和中心。

北方民族向往南方的富饶物产,不再沿着沙漠和草原的边缘,撒网式地袭扰,而是有了一个固定的方向和目标:北京。大运河既提供了财富的沟通,也吸引了权利的集中。保卫和争夺,和平与繁荣成为北京城的一个历史主题。

唐宋时期,洛阳是大运河南北交通的中间点,开封和洛阳地区也因此成为经济活跃的繁华地区,同时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个阶段也成为中国政治中心从长安东移,渐渐到达北京的一个过渡时期。也就在这个时期,大运河的北方终点站,开始崛起了一个个北方民族建立的强大王朝。

与原先西北地区的北方国家不同的是,在大运河终点建立的北方国家,无一不是受汉文化高度影响的国家,这与大运河的畅通有着必然的关系。辽、金成为北方强国,虽然也战火不断,但是交流也没有中断。

大运河带来的文化、财富、人才的交流,像一条动脉,沟通了南方和北方。同时,中国的北部边疆安全,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渐渐超过了西北地区,最后变成融为一体。一千多年来,经由大运河带来的交流和融合,原先位于燕赵一线的东北边疆往北推展了几千公里,也使得中国东北地区与中原文化的同一性,超过了其他地区。

洛阳、开封的繁荣在元朝之后就一去不复返了。原因是元朝改变了隋炀帝大运河的走向。隋炀帝的大运河绕道洛阳,呈现一个巨大的夹角。到元代被截弯取直,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路程,洛阳、开封从此远离大运河,北京(元大都)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洛阳、开封。

北京由于处于大运河的终点,真正成为南北交流最方便的中心,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规律:谁占据北京,谁就拥有中国。如此说来,朱棣比朱元璋还是要高明,他做出了明朝迁都的决定。如果没有这个决定,明朝的寿数不知会如何改变。

大运河历史地位和作用,伴随着海洋时代的深入而结束。但是,大运河的内陆水运与中国古代的海洋航行并不抵触。元代形成了大运河今天的轨迹,但是,元代也同样是中国古代海洋航行的一个重要时期,为明朝的海洋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的建立是一次沿着大运河而上的成功北伐,大运河对明朝迁都北京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明朝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远洋海军。有些人说蒙古人因为不了解海洋,因而远征日本没有成功。这只是现象之一。郑和下西洋的基础,很多都是元朝留下的,以至于清朝北洋舰队的基地刘公岛,其作为海军基地历史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元朝。

北京既处于大运河的终点,又靠近北方民族的活动区域,距离海洋也并不很远,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自大运河贯通之后便首屈一指。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后来的北京。没有大运河,北京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城市。但这只是大运河的价值之一。大运河的实际效果既体现了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中国古人对这一重要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