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业任教 高鸿业先生一生的偶然与坚守
高鸿业始终没有离开这份以批判为最终目的的工作,尽力编写国内最出色的“批判用教材”,这是他最幸运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他就奉命翻译了部分萨缪尔森《经济学》(第5版),正式出版。上世纪70年代末,他又应邀翻译全本的《经济学》,那时也已经更新到第10版。
上世纪60年代,国内开始编辑一套全面反映西方经济学面貌的教科书,定名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共分五册,分别是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和人民资本主义。作者俱为一时之选,比如让哈罗德的弟子樊弘来写凯恩斯主义,让巫宝三来写经济计量学等,而高鸿业和范家骧、罗志如三位共同编写丛书的第二册:垄断经济学。
这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小册子只有100多页,但单看前面几章介绍垄断经济学的内容,逻辑清晰,语言流畅,注释详尽,放到今天也毫不过时。从这些地方,人们能隐隐地看出高先生的学养和思考。
据高先生自述,文革后期,他一直找机会躲到图书馆里补课。好在图书馆订阅国外期刊一直没有中断,使得他有机会重新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前沿,即使这样也足足补了3年才大致跟上国外节奏。
改革开放以后,高先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译书,一是编教材。以译书而论,有三项工作值得铭记。其一是萨缪尔森《经济学》,它是80年代初的经济系学生认识西方的基本典籍。二是他校阅审定了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这是中国在80年代经济体制转轨的理论依据。
三是他在90年代末期重译了凯恩斯《通论》。长期以来,国内只有徐毓枬的《通论》译本,全用文言,很多年轻学生不习惯。高先生用通俗的现代汉语重译《通论》,使得国内又掀起研究经济学原典的热潮。
高先生所编多种西方经济学教材,影响亦极深远,其中最著名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一版再版。高先生坚持在每一章后面加上一节,批评反思其中的缺陷和不足。这种做法与他在60年代编写《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时的做法极为类似,在学界引起很多争议。
当然我们仔细读这些批评的章节,多少能体会高先生的用意。这些批评很少用激烈的言词,取而代之的是分析、讲道理,即使有些地方不见得使人心服,但能看出高先生的谨慎和怀疑的治学态度。
高先生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发言并不多。他自己表示,从来没有后悔过回国,而且他也相信,他在国内做出的成就、取得的影响,肯定是要比呆在国外来得更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