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娘时诗 诗人西川:“伪娘”出自战国时代
[摘要]中国所有的学问可以说几乎都源自乱世。在日常生活中,坚守的仁义、礼、智、信,当它产生的时候,一定是这个社会上缺少了仁、义、礼、智、信的时候,这就是时代条件。
【编者按】
2014年三联生活周刊“思想·广场”诚邀各界学者共同探讨“现代语言”的相关问题。本次讲座的嘉宾是著名诗人、艺术家西川先生。西川先生以战国诸子的思想体系为参照,以个人写作的经验和对语言的独特触感出发,为我们解构战国时代思想的源头。他认为语言受历史存在的影响,不同语言的存在是全球文化多样性的表征。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表达,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部分。
我们不再追求与古人在表达上的趋同
漂泊的希腊诗人卡瓦菲的诗---《城市》让人印象深刻,“无论我的视线投向何方,我在此看到尽是我生命的黑色废墟,多年以来,我在此毁灭自己,虚掷自己”,这是一首绝望的诗,“你将到达的永远是同一座城市,别指望还有他乡”。
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们国家的古书《吕氏春秋》里能找到一样意义的论断。孔思请行,鲁君曰:“天下主亦犹寡人也,将焉之。”孔思对曰:“盖闻君子犹鸟也,骇则举。”鲁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违不肖,过不肖,而自以为能论天下之主乎?凡鸟之举也,去骇从不骇。去骇从不骇,未可知也。去骇从骇,则鸟曷为举矣?”
大概的意思是孔子的孙子想离开鲁国,向鲁国君主告别,鲁君挽留他,他说不论你走到哪,国王君主都跟我差不多。孔思说君子像鸟一样,鸟一旦受了惊讶就飞走。鲁君回答道君主都是一样的,你离开一个有不贤君主的地方,你以为自己能讨论得了天下的君主吗。鸟的习性是避骇而趋安,要是现实仅允许避骇趋骇,那么鸟为什么还要飞来飞去呢?
从某种层面而言,卡瓦菲在十九世纪初二十世纪末意识到的问题,在秦始皇之前,于我们中国的古书中,先人们就已经讨论过了。
读遍外国书籍后,回过头来,才发现中国的古书里讨论过很多的问题,只不过现在人们不知道了,或者已经忘记了。今天当人们开始感受自己的时代,思考这样一个时代、社会时,需要表达,这种表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种表达和中国古人的表达还能不能趋同?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外国某些思想很容易理解,反而中国古代的思想不容易理解且产生共鸣了,好像不是理解难易程度的问题,而是没有这个念头了。
这就意味着很多东西被割舍了,所以今天了解古人怎样面对他的时代,他怎么写作,他写作当中有什么门道,什么东西现在可以拿来使用才变得尤为珍贵。
乱世孕育战国思想乃至中国文化
公元前485年,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降临。《资治通鉴》将它作为划分春秋、战国的分界点。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成为划分春秋、战国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一般认为,中国的思想文献(作用于我们思想方式的文献),都是来自于战国时代。战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思想孕育于此?西川先生偶然一次的瑜伽体验,带给他别样的思考。
“我一边做瑜珈觉得好累,因为我不会,于是我就趴在那了,可是我脑子并没有停下来,就在想,印度的文化,因为我去过印度好几次,我对印度文化并不陌生,但是我以前没有仔细想过。就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古希腊文化,好像是很不一样的。
印度的文化思想最早的书里边有各种天神,雨神,风神等等。而我们见到的都是跟战乱有关系的,跟打仗、统治有关系。人家做瑜珈我就意识到,中国的文化源头恐怕是跟印度、古希腊也不一样,如果你讨论中国的文化可能不得不触及到一个词就是‘乱世’。”
中国所有的学问可以说几乎都源自乱世。在日常生活中,坚守的仁义、礼、智、信,当它产生的时候,一定是这个社会上缺少了仁、义、礼、智、信的时候,这就是时代条件。在今天已经觉得耳熟能详的东西,自然而然在人们生活当中发生作用的东西,当它出现的时候,一定有它的对象,一定有它产生的条件,这个条件其实就是中国的乱世。
“伪娘”出自战国时代
如果现在翻战国诸子的书,会发现那时候的作家、思想家,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乱世。
《晏子春秋》的卷四有一节,叫做晋书相问齐国若何。晏子出使到晋国,书相就问他齐国怎么样,晏子答不知。这本书写于战国时期,讲春秋之事。两个人都在讨论乱世这个情况。关于乱世的话题不仅仅出现在《晏子春秋》里,《荀子》也讨论乱世。他谈到“乱世之征”,乱世的人穿衣打扮非常妖艳、古怪,人们的模样似乎全在模仿女人。实际上,在今天也能发现荀子在战国后期谈到的乱世之相。
荀子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人有五恶,这是那时候思想家们对乱世的基本看法。关于欲望、心灵等东西也被提出。《吕氏春秋》曾言人的欲望非常多,但没有欲望的人国家是不能重用的。这种想法,甚至让我们想起当代的法国的哲学家鲍德利亚,他也说国家要利用有欲望的人,没有欲望的人是不能使用的。
许多关于人、意、道、欲、利、国的问题就是战国诸子讨论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有类似的说法。在孟子的《里楼下》里、荀子的《王霸篇》里。作为人的一些永恒的信念被大家们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