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富人代表穷人 这叫什么民主”

【新闻背景】在政治改革呼声强烈的今天,无论是暴利拆迁、强制上访者进精神病院还是污蔑百姓“敲诈政府”,都告诉我们政治改革不是一条布满鲜花的通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那么政改需要哪些条件,政改的新方向又在何方?

腾讯《深度对话》 人物:张木生 对话者:瓶子

“先民主后专制是进步”是普遍规律,不是价值判断

深度对话:您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中说:“先民主后专制是进步。”在西方,民主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代,古希腊的民主表现形式是什么?张木生:在古代,“先民主后专制是进步”是普遍规律,不是价值判断。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所谓的“好词”和“坏词”。这两种词都是来自西方,最能体现西方的价值观。
具体到民主和民主制度来说,“民主”是个希腊老词,它本意是“人民统治”、“主权在民”,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希腊有民主制度。希腊也好,罗马也好,都是“三类六种”,即君主制和僭主制,这是一个人的统治;贵族制和寡头制,这是少数人的统治;共和制和民主制,这是多数人的统治。
现在的政治环境是这样:西方政界学界流行的是民主制和君主制,民主制即主权在民,虚君制内,有没有君主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议会。

亚里士多德说,这“三类六种”词都是前面的好,后面的坏。君主制最好,贵族制次之,共和制又次之;民主制是暴民政治,寡头制、僭主制是暴君政治。
深度对话: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制是坏的?为什么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看来也都是坏的?为什么民主制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张木生:古罗马民主制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罗马在公元前484年,许多平民由于连年的战争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从自由民变成了奴隶。这样就出现了一次“风情万种”的投票,许多平民拿着自己的工具、武器,提出了“告别罗马”的口号,到了一座圣山上集合,平民的出走带走了兵源和劳动力。

怎么办?谈判!这就谈出来所谓的民主制:两名执政官必须有平民代表。
正是罗马这样的民主制,不仅杀过元老,也杀过君主,甚至有平民投票去杀那些大思想家。所以凡是当时的知识阶层都认为民主制是暴民政治,僭主制是寡头政治,都不好。当时有知识的人,认为要真正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就得有一个比较强势的力量,最好就是君主制,贵族制不好,因为贵族制容易滑向寡头制。
古希腊的民主制脱胎于军事共产主义,斯巴达克斯的军事共产主义,“打仗亲兄弟,上阵夫子兵”。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国的地理环境很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东西南北各不同,“天上两条龙,地上两条龙”,天上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和从大西北帕米尔青藏高原来的寒流,地上长江和黄河,这决定了中国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发自内部,核心区与四大边疆的战争。

古希腊、古罗马只是地中海的小组成部分,属于南欧文明,西亚、北非、南欧是一个地中海文明圈。比起亚述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地中海这一文明圈,南欧是发育得比较晚的。文明的高度决定着它对外侵略的强度,对外不断战争,对内才能歌舞升平。所以,地中海文明中的暴力成分是它要不断地到陆上去抢、到海上去抢,玉帛、金银可以在外面抢,甚至子女、女子都可以到外面去抢。
抢来东西就涉及到分配。战争一开始都是贵族子弟去参与,胜利后的成果就分给贵族,后来兵源不够,平民参加后原有的土地私有制不能动,就必然重新分配,抢外面的分配给新的平民。所以对外是连续不断的野蛮战争,对内则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因平民是多数。
深度对话:电视剧《斯巴达克斯》反应的是平民反对贵族统治。他和军事共产主义有什么联系?
张木生:斯巴达所在的邦国是希腊40个小邦国里的一个。罗马侵入北希腊时,斯巴达克斯被俘后,被卖为角斗士奴隶,罗马定期要举行人和人的决斗。斯巴达克斯原是贵族,被俘虏就变成奴隶了,后来斯巴达克斯在角斗士学校发起暴动,他的反抗是古代欧洲奴隶起义的唯一代表。因为他原来就是灭国中的贵族。马克思、恩格斯都分析过奴隶很少起义的原因。

天下共主的中国和城邦林立的西方

深度对话:我们中华民族改朝换代很频繁,而且很多农民起义。为什么欧洲的奴隶起义很少?张木生:欧洲的奴隶不起义,和咱们中国的农民不一样,因为欧洲奴隶是完全人身依附的,是贵族的家产。中国的农民能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因为,中国二千多年前就消灭了贵族传统。
其他的好词,比如“自由”,原意是“解放”,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语,“自由、平等、博爱”,美国的自由女神实际上就是解放女神。现代自由主义,解放是自由的结果,没有规矩的自由不是自由,自由是法律范畴内的自由,平等是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个思想咱们古代也有,像《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古代的一种“民主”表达。

“博爱”是手足之情、兄弟之情,孔子弟子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古代的一种“博爱”表达。
至于坏词,独裁主义、专制主义、绝对主义。“绝对主义”是咱们没有的。古代中国和西方有几大不同:
第一,中国即使在西周封建时期邦国林立,但有天下共主,周王朝就是整个天下的主人,“分封制”将国家分成很多诸侯国,从春秋到战国诸侯争霸、最后是大国间,七国争雄,但最后统一于秦。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因为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中原核心区+四大边疆”,具备天下共主的地理环境。西方没有共主。
第二,中国的文化认同和西方人也很不一样。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不是根据民族和种族,而是根据文化习俗,因为汉族本来就是几十个民族融合的产物。

西方人的文化认同来源于宗教、地域、种族等。中华民族是文化认同的产物。
第三,权利的更替上,中国就没有了贵族传统,陈胜、吴广能提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刘邦的“大丈夫生当如此”,一直到朱元璋,基本都是平民百姓推翻暴君统治取代皇帝。古代中国两三百年必有一次农民起义,这是应对大一统的腐败、重新建构秩序和机制的一种力量。西方的古典民主是小国中的平民政治,主权在于民,它和暴民和暴君有关系,唯独与贵族政治,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无关。贵族最怕平民,包括原来意义上的民主制,代表他们的大思想家也怕。
第四,中国是国家大一统在宗教大一统之上。中国没有统一宗教,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而且最早允许各种不同的信仰。

你有你的庙,他有他的教,你不能去砸人家的庙,他也不能踹你的教。我们本土的是道教,后来佛教来了,再后来伊斯兰教来了,再接着天主教、基督教都来了,但我们都能够融合在一起。美国是所谓现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但也是一个新教势力最强的国家。
第五,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是小农市场经济,相对西方而言市场经济是非常发达的。这个可见于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的176项发明对西方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就是四大发明。
第六,中国古代集权机构的改造机制,一是农民起义,二是蛮族入侵。就蛮族入侵而言,结果都是汉族同化了蛮族。五胡入华、蒙元帝国、清兵入关,结果都是被汉族同化了。西方则是大量的失落文明,也就是被蛮化,过去的雅典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都变了,只有中国文明史是绵绵不绝。
深度对话: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不是一种对信仰的控制吗?
张木生:那是两回事。汉代即使阴法阳儒,也是汉承秦制,但民间仍然有各种思想争锋,包括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那时候最经典的有四部书:《易经》、孔夫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孙子的《孙子兵法》。
知识分子交孔子管,尊儒是虚拟领导,老百姓交祠畴管,都很鬼,愚民是一致的。

古代民主靠征伐,现代民主靠殖民

深度对话:回到民主问题上,现代民主和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民主的实现形式完全不同,甚至连性质都不同。张木生:现代民主是代议制民主,和古代的民主相差十万八千里。代议制民主既不产生于古代,也不来源于文艺复兴,英国13世纪就有《大宪章》,英国的现代民主就来源于此,中世纪的民主内核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张扬出来了。中世纪是上帝威信建立和巩固的黄金时期,上帝是普世的,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信仰是同一个上帝。
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大多数的奴隶还是来自战俘;中世纪的民主,是在上帝之下的民主。现代民主则是代议制民主,议会最重要。
深度对话:您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中说:“西方的民主源于小国。

”弗格森说:“希腊城邦是一个独特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亚里士多德则把人的本质定义为“城邦的动物”,是不是意味着民主在这种相对简单的环境更容易实现呢?
张木生:西方的民主传统他们自己追根溯源肯定是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那是城邦小国林立的时期。一到黑暗的中世纪,民主就没有了。李零说,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它乡为故乡。西方民主的真根是中世纪的启蒙运动。
亚历山大征波斯,横跨欧亚,建立庞大帝国,是希腊的顶峰,叫“希腊化时期”,但亚历山大一死,即可土崩瓦解,所以邦国被变成一个大国时,古典民主就保不住了。《埃及艳后》里面,凯撒是什么?地上的帝,老百姓的帝。

凯撒外侵,他的力量聚集得很强大。亚历山大打波斯、凯撒征服埃及,都是对“民主源于小国”的反证。
中国古代的政权叫做“中央集权”,或者是“大一统”,西方管我们叫“专制社会”,我们也接受“专制”的概念。“专制”和“先进”与“落后”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只有一个标准:谁能养活得人多。清朝有四五亿人口,明朝最多的时候有一两亿人口。当时欧洲人口和中国人口完全是两个数量级,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GDP大概还占世界的20%以上,中国曾是农耕文明的顶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古典民主是靠对外征伐、攻城略地、金戈铁马;现代民主制建立在殖民主义和贩卖黑奴之上,如果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去占领拉美、非洲、东亚等,他们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没有玉米、马铃薯、南瓜、烟草,更不要说大量的白银,有了白银才有了和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贸易的可能。但是欧洲和中国贸易的结果是中国出超、欧洲入超,这才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