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民陈赓 郭天民重视部队教育训练 多次获刘伯承陈毅赞扬

郭天民同志一向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对部队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多次受到刘伯承、陈毅等老帅的赞扬。

他常说:“任何军队都没有天生的将军,也不会有天生的战士,部队要能打胜仗,就要靠训练。”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在红四军、红十二军就积极办教导队,加强对干部战士的军政训练。在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他是刘伯承同志领导下得力的军事教员之一。

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战斗如何紧张,条件怎样艰苦,他总是利用战斗间隙,按照作战需要,制定训练计划,把军事理论和部队的作战经验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抓紧部队整训、练兵。1955年他到训练总监部工作后,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训练方针,在采用专家帮助制订的全军训练大纲时,十分注意结合我军实际,区别各种类型部队,因地制宜地实施。

为探索在“原子条件”下的作战训练问题,他根据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先后在青岛和新沂地区组织了海岸防御和夜间攻防战斗的实验性演习;在我军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训练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郭天民同志对办学校十分热心,特别是1958年他兼任训练总监部院校部部长后,曾多次深入院校,到教职员工中间调查研究,强调依靠教员扎扎实实地搞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反对教学上的浮夸作风。

他要求院校领导亲自授课,亲自抓学术研究和教员的培养提高;重申教学工作上多年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促进了教学秩序的稳定。

郭天民同志教育训练部队极为严格。九军团成立之初,部队成分复杂,军政素质差,游击习气重,他在军团党委领导下,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整顿和训练,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后来这支部队经常挺进到敌人的中心地带活动,散得开,收得拢,机动灵活,敢打敢拼,屡建战功,周恩来同志曾称誉他们是一支“战略骑兵”。部队长征抵四川天全时,周恩来同志还专程赶去迎接他们。

郭天民同志历来认为:指挥员再高明,仗还是要靠战士去打。因此,他总是把爱兵作为教育训练的重要内容来抓,不能容忍对战士的任何歧视和鲁莽行为。他每到连队总是要看看伙房,详细了解战士的生活情况。战争年代部队行军宿营,总要问到战士洗脚没有,睡觉的地方铺草没有,病号是怎样安排的等等。即使发现战士没有及时理发,掉了纽扣,也要问问连长、指导员为什么没有注意到。

郭天民同志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在历次重大原则斗争中坚持真理,旗帜鲜明。

1930年年底前后,江西苏区内部肃反搞扩大化,使许多好同志遭到打击。他对这种错误做法当时就有考虑,一面向陈毅同志陈述意见;同时告诉其他领导同志:哪能每个团、每个连都有AB团?我们不能这样搞,不能随便怀疑人。

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江西苏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有些单位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正确主张。当时,郭天民同志任江西军区参谋长,他不怕残酷打击,站出来说,江西苏区的巩固和发展,红军在四次反“围剿”中的胜利,都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反对正确的东西。

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为此,他被指责为江西军区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撤职调离,送到红军大学当学员,并勒令他写揭发、作检查。郭天民同志坚贞不屈,硬是不写一个字。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根据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他所在的红九军团,参加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二纵队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看作他个人的武装,公然提出南下川康的退却逃跑路线,并擅自成立伪中央。

郭天民同志闻讯后,表示坚决反对,张国焘当即撤销他的军团参谋长职务,调到四方面军红大任教育科长。他毫不畏惧,对人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仍然不顾张国焘的严密监视和威胁,利用一切机会,打听毛主席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北上的动向;议论红军当时的形势,宣传红军北上是唯一的出路,揭露张国焘的反党罪行。张国焘极为恼怒,竟然提出将郭天民同志处决,幸被朱德同志及时干预,才未受害。

郭天民同志刚直不阿,胸怀广阔,就是在斗争中遭到诬陷,受到错误处理,也不发怨言,总是继续努力为党工作。1958年,人民解放军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他看到运动错误地反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并把矛头指向主管教育训练的某些军委领导同志时,思虑万千,忧心忡忡,常常吃不下,睡不好。

运动中,有人示意他揭发某些老帅,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随风摇摆。最后,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教条主义者”的帽子,被诬陷为“反党宗派集团”成员,三番五次作检查,挨批判。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仍然勤奋工作,丝毫没有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坚定信念。由于这一次的沉重打击,郭天民同志在战争年代本来已经积劳成疾的身体,更为衰弱了,一年之内连患皮癌和心肌梗塞,从此多年不能正常上班。

虽然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依然没有放过他。1969年10月,在他抱病卧床时,竟然被限期赶出了北京,以致病情迅速恶化,不到半年,便在广州含冤去世了。

郭天民同志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顾全大局,严于责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

1945年,冀察部队解放张家口,缴获日军大批战略物资,部队纷纷要求尽早用这些物资改善自己极端简陋的装备。郭天民同志从全局着想,既考虑本部队的需要,更考虑到兄弟部队的需要,立即提出先人后己的意见。除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如数调出物资外,凡兄弟部队提出的要求,他都尽力满足,并决定对中央派经张家口去东北工作的干部,每人支援一件皮大衣,一件绒衣,一顶皮帽,一双皮靴,既大大减轻了中央的财力负担,又利于这些干部迅速到达东北。

郭天民同志为人正直,待人宽厚。他对同志推心置腹,从不背后说人坏话,更不存心整人。在使用干部时,只要德才优秀,他就大胆重用。抗战时期,在研究一位同志是否担任主力团团长时,有人说那个干部是四方面军调来的,不同意。

郭天民同志当即说:“张国焘犯错误,不等于四方面军人人有错误,关键是他能否胜任。”实践证明,那个同志很称职,后来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郭天民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严于责己,拼命工作;不争名利,不计待遇;吃苦在前,不讲享受。

自己有缺点错误,从不文过饰非,一经认识,他坚决改正。在云南工作期间,有段时间机关一些同志对他脾气大有意见,他知道后,主动在群众大会上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并请大家监督改正。他下部队不讲排场,不要招待,不要任何照顾。

他说,我们这些人官再大,也不过是一名革命战士,不应该搞特殊。他更不允许亲属利用自己的职位谋私利。郭天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他的战斗业绩和高尚品德,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激励我们同心同德,争取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