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自述/吴祖光

怀念父亲—《故宫二十五魅影录》天降王师壶浆迎,江东父老望旗旌;渡江五月惊奇略,横海千军扫逆鲸;三载鏖兵除暴政,万民额手颂新生:秦皇汉武都陈迹,从此趋风毛泽东。一九四九年春,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由于国民党战犯集团暴露了伪装和平的真面目,拒绝在已经约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大军万帆竞发席卷江南,一举倾覆了祸国殃民的蒋家王朝。

身经清朝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腐朽政权,半世为官做吏、历尽沧桑、心力交瘁的我的父亲——景洲先生当时五十八岁,一年前辞去了南京政府的官职,闲居卧病春申江上,却在烽火声中的五月二十五日走出北四川路余庆坊的家门,去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并且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上面的这首七言律诗。

由于老一辈人死亡殆尽,今年高龄八十九岁的母亲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兼之极度耳聋,我已很难了解父亲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了。在与父母亲共同生活的我的青年时代又没有想到做一些了解父亲上述情况的工作,因此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也是很不全面的。

我只知道父亲生于一八九一年的春天,在他进入社会之前曾就读于当时的湖北方语言学堂。这个由张之洞创办的大学堂大概是中国最早专修外语的高等学校。父亲读的是英文专业,毕业之后他被任命到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县去做一个中学的英文教师。

我最初知道父亲的这个第一个职业是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杨晦告诉我的,他是当年辽阳中学我父亲的学生。听到杨先生告诉我之后,我才去问过父亲。他在辽阳中学任教一年之后,和这个学校的校长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怒辞职。

当时他的很多学生,包括杨晦在内都曾经极力挽留他,向学校当局提意见,表示同进退。但是父亲坚决离校,一人来到北京。那时是什么年代我不清楚,倒溯我的年龄,至少是我出生前的三四年,应是一九一四年以后,父亲到北京是来投奔他的舅父蕴宽先生。

我的这位舅公是一位大人物,科举出身,历任军政要职,以为官严正、不畏权贵著称于世,并以诗文、书法名家。由于庄的援引,父亲进入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开始了他一生的宦海生涯。

父亲的官运并不亨通,据我回忆中的印象,他工作认真,为人耿直,因此不免会触犯一些他不喜欢的人,乃至他的上级主管,因此升迁很慢。他在二十年代做的最高官职是京都市政督办公署的坐办,大概是当时的北京市政府的第三、四号人物,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可能是不准确的。

到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曾做过湖北民政方面的官吏,最后担任抗战时期以至日本投降以后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等职,在旧官场中,始终只是一个幕僚人物。

但父亲本是个不宜做官的人,他热衷的是读书、作诗、写字、绘画、刻印,并都有所成就。此外他最有兴趣的是收购古玩字画碑帖,他一生工资收入大部分都送给了古玩铺。我至今记得每年“三节”即端阳节、中秋节、春节,古玩店伙计来家要账,在门房里坐了一屋子人,尽管还是客客气气,但由于要不到钱而赖着不走的情景。

甚至于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学年开学时,竞由于父亲买古董把钱花光负债累累,连*学费都交不出来,最后只得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弄得我这小学生都觉得脸上无光。

生性温柔善良的母亲对父亲从来百依百顺,但为此不止一次由于婉劝不成而生气、而哭闹流泪,弄得全家愁云密布,郁郁寡欢;但一家之主的父亲却依旧是家里的权威,依然大把花钱,从古玩店抱着破烂的古董、字画回家欣赏,毫无悔改之意。

因此,在他一生当中,他感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四年整整十年当中的故宫博物院的职务。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压迫之下,一举推翻清朝帝制,并将封建王朝的宫殿宝库向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开放,公诸于世的:壮举。

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中国有史以来的奇珍异宝、典章文物、历代书画篆刻、能工巧匠的稀世杰作。

这对父亲说来具有无与伦比的迷人的魅力,从接收清官文物的开始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开始只是由于内务部的主管来兼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工作;后来甚至离开了自己的本职,以故宫为主要的职务了。

但是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个故宫博物院,以它本身具有的特性注定了是一个不祥之地;一贯热情戆直乃至带有几分傻气的父亲由于客观存在的种种难以预计的情况,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帮助地位以至身被罗织,名列法网”,跌进了一个不深不浅、十分恼火而又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的陷阱。

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