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民间剪纸艺术学运动研究(二)

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剪纸界出现了两支不同走向发展的队伍。一支是提倡在继承传统民间剪纸基础上而创新的队伍;另一支是提倡“新剪纸”的队伍。前者作者主要是民间农民和民间艺人,后者作者主要是城市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

这两支队伍都在各自的领域开展-系列活动,朝着不同的走向发展,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作者,特别是民间剪纸队伍人才更为突出。其中民间农民和民间艺人中的部分中老年作者,他们都是代代相袭的传承人,虽然不识字,但具有坚实的传统民间剪纸艺术根基和民俗生活,懂得中国传统民间剪纸的特点和文化内涵,又能够接受新观念、新事物,勇于创新,极富创造力。

例如陕西的库淑兰、张林召、王兰畔、王占兰、白凤兰、高金爱、胡凤莲、曹佃祥、高凤莲、郭佩珍、白凤莲、张凤兰、常振芳、潘常旺、张芝兰、高如兰、李秀芳、徐桂花、薛玉芹、冯秀荣、孟润凤、白巧儿、张秀莲、刘俊莲、党改玲、付彩芹、张凤英、杨竹梅、张彩花、张兰英、范双芹;甘肃的祁秀梅、金香莲、马秀珍、张秀珍、张玉珍、王金兰、朱杨氏、陈玉明、李会英、贺凤英、杨玉珍、杜桂莲、杨灵芳、孙明英、张月珍、王桂兰、袁存英、王治英;山西的石桂英、苏兰花、冯亲亲、王计汝、祁烈果、张民锦、王计汝、武玉莲、杨改梅、辛百巧、李生芬、韩樱桃、阎腊梅、袁月仙、段月英、张庆英、薛灵香、靳玉山、褚玉兰、李金芳、李彩仙、辛爱英、王晚花、高宝香、刘玉莲、高翠兰、马爱莲、曹其林、王牛枝、樊金菊、李国俊、马文香、韩樱桃、赵喜梅、赵玉莲、***枝、孙翠莲、高转英、白巧梅、杨二英、霍锦民、乔凤英、杨萍、王玉巧、辛美英、张芳霞、刘四花、贺秀梅、孟桂英、任凤云、许洁生、邵运情、马亚英、马爱莲、杨翠英、韩玉俏、齐秀枝、乔桂英、李国俊、史银梅、赵英子、马晋英、李灵巧、王山梅、武翠兰、宋桂英、郑月巴;河北的任玉德、蔡兰英;新疆的孙桂秀、雷秀珍(回族)、徐惠珍、高彩霞、林楚绒;广东的江根和、李知非;福建的林桃、黄素、陈匏来、黄匏、林伸、袁秀莹;河北的任玉德、周永明、周玉、蔡兰英;河南的郭建楞、王蓬草、冀改层、杨胖只、郭根营;江苏姚佃侠、王桂英、马鸿喜、关小云、殷嘉才、武志芳;湖南熊雪梅;山东的冯大娘、王秀英、范祚信、陈光宗;江西的柯雪英、文水静、刘诗英、王木莲、汪启清;四川的张淑碧、王文坤;安徽的程建礼、花丛根、王家和、吕凤毛、陈之仁;吉林金雅贞、王恒新、张玉珍、倪友芝;上海的王子淦。

等等。

在老-辈民间剪纸艺术家的带领和培养下,涌现了不少具有文化知识的年轻-代新民间剪纸作者,他们传统的根基学得比较扎实,在时代精神和现代时尚感染下,努力创新,积极表现新生活,成为发展“新民间剪纸”的中坚骨干力量,有些人成了当地发展“新民间剪纸”的带头人。

如山西的郭梅花、李爱萍、郭秀芬、康秀卿、李建肖、杨毅、郭润芝、赵宝仙、梁春兰、吕慧、崔春梅、王春秀;陕西的郭如林、裴小旗、曹宏霞、华月秀、孙青霞、乔桂莲、郑飞雁、田亚莉、曹毛女、李福爱、孟梅芳、赵向峰、奕秋兰、史宏丽、樊晓梅、王西京、陈颖芬、武燕、李凤英、刘琴、李淑琴、张绵芳;甘肃的赵兴萍、惠富君、曹永琴、安慧玲、张雪峰、何霞;宁夏的伏兆娥、伏兆凤;山东的任凭、栾淑荣、齐秀花、齐秀芳、兰福梅、李强;河南的樊亚民、廉正义;河北的石俊凤、周广、周淑英、陈越新;福建陈秋日、高少萍;吉林候玉梅、陈维珍、张春颖、于凤贤;黑龙江倪秀梅;湖南刘雪纯、向亮晶;新疆刘秀蔷;内蒙古的刘静兰、孙二林、杨月英、张丽;安徽程兴宏;江苏的张方林、张茂莉;广东陈雁淑;上海王建中、奚小琴;香港李云侠;等等。

一些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认识到“艺术真谛在民间”,他们虚心地向民间剪纸作者学习,从民间剪纸艺术中不断吸取营养,并结合时代精神和现代气息,也创作了一些具有现代意识又不失民间剪纸特征的新作品,受到民众的欢迎和赞赏。

例如北京的滕凤谦、陈志农、申沛农、张正宇、吕胜中、乔晓光、徐阳、赵玉亮、滕迎年、王俊林;上海的林曦明、徐飞鸿;贵州的谢志诚、王少丰;云南的连维云、沐正戈、勾弦;陕西的高学敏;浙江的罗枫、林荣文、郭献忠、张候光;内蒙古的段建君、王红川、荣凤敏、包曙光;山东的于平、任凭、王雪峰、范云、王继红;江苏陈春燕;四川黄英等等。不过,这类优秀作者为数不多。

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农耕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农耕文化的生态环境、作者队伍、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功能目的也随之发生了巨变,这对产生、发展于农耕社会的民间剪纸影响较大,致使传统民间剪纸的发展产生了系列问题。

其一,民间剪纸艺术后继乏人。农耕社会中的民间剪纸作者主要是农村妇女。过去“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已不适应当今农村,许多妇女已不从事纺纱、织布、刺绣等女红,从家庭内务中走向田野,走进城市,从事各项工作。现代物质生活改变了她们的人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许多人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生活困难,不得已放弃了祖辈传承的剪纸手艺,改做它业。

子女和年轻人觉得学习民间剪纸得不到实惠,没有前途,不愿意继承前辈的手艺。因此,过去以农妇为主体的民间剪纸队伍逐渐瓦解,眼下已很难找到家家户户农妇会剪纸的“剪纸村”。

随着老一辈民间剪纸作者的去世,农村中会剪纸的中青年作者已不多见。加之从事民间剪纸保护和辅导工作的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民间文艺家协会人才和经费的缺乏,无力扶持民间剪纸,致使不少从事民间剪纸艺术作者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出现民间剪纸艺术后继乏人的衰落局面。

其二,民间剪纸艺术异化变质。目前,在城乡中仍从事剪纸的民间艺人,已完全脱离民间剪纸不为盈利的自娱自乐、自作自用的民俗功能,变成全社会、直接关系个人生活收入的商品生产。而生产者已不仅是家族或师傅的传承人,而是有各层次的人介入,包括-些从专业美术院校毕业对民间剪纸缺乏了解的创作设计人员和辅导人员以及一些商人,他们以纯粹赢利或沽名钓誉为目的,按照西方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来篡改、异化民间剪纸。

同时,用电子化、机械化等先进科技代替手工化,新材料代替旧材料,出现了“电脑刻纸”、“激光剪纸”,这对民间剪纸的发展既有有利的-面,但另一方面却产生了质的变异,出现一些不伦不类、严重脱离民间剪纸特征的“怪胎”和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

这些伪劣产品到处泛滥,充塞在旅游市场、展览、书籍中,误害消费者、观者和读者。有些单位或个人为了捞取“名利”,竟不择手段将他人作品改头换面或赤裸裸地盖上自已章,签上自已名去出售、赠人,严重侵犯他人著作权。

有的商人或社团以组织展览、出书、出国交流名义,从民间剪纸作者身上收取高额费用,结果承诺得不到实现,以至于发生多次民间剪纸作者与举办方组织者的冲突,媒体曝光,造成了不良影响。有的社团违背评比标准和原则,乱评“剪纸大师”、“剪纸艺术家”等,你只要缴钱,就可以给你出书、评奖、授予称号。

而评委却是不懂民间剪纸没有资格的“外行专家”,致使出现“外行评内行”、“剪纸大师泛滥”、“初学剪纸就被封为大师、艺术家”、“垃圾书籍成堆”的恶果。然而这些人却打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剪纸”旗号,实质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为了名利,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歪曲创新,严重损害了中国民间剪纸的形象。

其三,民间剪纸精品的大量流失。20世纪80年代,我们-些民间剪纸伯乐发现了一批杰出的民间剪纸作者,对他们的艺术价值进行了评定和宣扬。而当这些作者成名之后,一些投机者却把这些作者当成获取名利的摇钱树。他们垄断作者的作品,以高价出卖给国外或港台,一些国外收藏者亦趁机到中国廉价收购民俗剪纸精品,致使大批民间剪纸精品流失国外。

更为可恶的是一些人仿制杰出民间剪纸作者的作品,盖上伪造的章去骗钱,严重损害了这些杰出民间剪纸作者的形象和著作权。

正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剪纸界表面上看来呈现“繁荣”景象,举办了不少剪纸展览,发表了不少剪纸文章,出版了不少剪纸书籍,而这些展览、文章、书籍的质量和水平大都是不高的。透过剪纸表面“繁荣”现象,我们看到了中国剪纸界混乱的实质,看到了中国民间剪纸正在日益走向衰落、变异的现状。

这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矛盾,是新动向和新时代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究其原因,除了上面谈到的社会转型的巨变外,还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外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和广泛。但是,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国门-旦开放,外来文化(包括剪纸)像潮水般涌进中国,良莠并蓄,泥沙俱下。而我们缺少“免疫力”的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眼花缭乱,辨别不清,猎奇媚外,全盘接受和模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的人总认为西方剪纸好,他们瞧不起本土的民俗剪纸,极力推崇西方现代派剪纸或写实主义剪纸。所以,他们的剪纸作品怪味十足、丑态百出,或者像“绘画化”那样逼真。

这些人根本没有读懂西方现代派剪纸,也没有学会西方现代派剪纸,更不了解中国民间剪纸的特征。其实西方现代派剪纸的造型和表现方法是从中国民间剪纸中吸取的养料。

二是精英文人的偏见。中国传统文化应包括文人文化(亦称上层文化,包括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和民俗文化(亦称中下层文化,包括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市井文化)。而且民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主体部分。可是,不论新旧社会,民俗文化似乎都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被视为下里巴人的“低俗文化”。

“精英”文人总认为精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正统文化”、“经典文化”、“高雅文化”,瞧不起民俗文化,把民俗文化拒之传统文化之外,视为落后、迷信的“旧文化”,站在“新文化”的立场来否定、破除“旧文化”,甚至排挤、打击民俗文化。

出现这种极不合理的文化现象,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精英”文人缺乏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热爱的思想感情,忘掉了哺育自已成长的“母亲”文化,而一直用没有文化的眼光看待民俗文化。这种现象至今在剪纸界也仍然存在。

三是政府部门的忽视。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重视民间剪纸艺术的继承、发展的。但在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为了提高综合国力,我们的精力更多地是放在了经济建设上,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虽然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要两手抓,两手硬,但在下面贯彻执行中还存在问题。

我们有些官员关注和投入的是显形的“形象工程”政绩,而对难以表现政绩的隐形文化建设,却没有感情,不愿投入财力和人力,特别在对待民间文化遗产上(包括民间剪纸艺术),更是认识不到位,缺少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用片面的现代化价值观去丢弃它,在民间文化(包括民间剪纸艺术)的挖掘、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工作中,各级政府、文化部门虽然也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近十年来,由于人才和经费缺乏,这些工作忽视了,个别地方的抢救和保护只是一纸空文。

四是传统教育的失误。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教学模式,由于受西方教育和精英教育影响很大,只提民族的、西洋的,不重视民间的。盲目地将民族文化称之“国粹”,西洋文化称之“科学”,民间文化称之“迷信”。将读书识字多的人称为“有文化”,将不认识字的人称为“没文化”。

因此,在中小学校课程设置上,民间文化艺术是作为可有可无的课程,不少学校干脆没有这门课,即使开了这门课,也是挂羊头卖狗肉,教西方文化艺术或精英文化艺术。

在以前有些大学还开设过民间文化艺术课,极少数艺术院校、师范院校还有工艺美术系、民间美术系,但近十年来,并系的并系,撤消的撤消,所剩无几。在我们的学校中,西方文化、精英文化教育受到重视,一直占强势地位。

正因此,我国民间文化艺术管理人才、教学人才、专业人才严重缺乏。尽管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进行民间文化艺术抢救、普查工作,但文化部门许多干部都未曾受过民间文化艺术专业教育,开展这项工作受到很大制约,遇到不少困难。

尽管现在各级学校都在要求加强民间文化艺术教育,但许多学校因无这方面的教师而开不了课。正因为我们的学校、社会、家庭缺少民间文化艺术素质教育,所以,不少国民(尤其是青少年)对民间文化艺术不了解、不认识、不热爱,缺乏保护民间文化艺术(包括民间剪纸)的自觉性和责任感,缺少辨别各种良莠文化艺术(包括剪纸)的审美能力。

1.3.3抢救保护民间剪纸艺术

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论坛”演讲中说“20世纪是我们民族从救亡图存赢得解放的辉煌时期。尽管我们取得不少成绩,但是20世纪的战争、动乱以及文化上的失误,也使之成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破坏最严重的世纪,就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而言,这是一个有着惨痛教训的时期。

”(见孙家正《提高民族文化自觉,做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民间剪纸艺术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孙部长对20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状况评估,同样适合民俗剪纸艺术。

孙家正部长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自觉程度的提高,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逐步增强。2003年,文化部、财政部会同国家民委、中国文联正式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是2005年3月,***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陈至立同志到会做了重要讲话。

2005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这些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在逐渐成为我国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党和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激励了广大文化教育专家学者和工作者的积极性。不少人自觉投入并参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民间剪纸艺术的抢救、保护工作也积极开展起来,其中重大的有影响的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高等院校对民间剪纸艺术教育的重视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其关键是教育。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高等院校中一些从事民俗艺术教育的教授即开始认识到民间艺术教育的重要作用,他们率先在本校成立了研究民间艺术的机构,开设民间美术、民俗艺术(民俗剪纸)专业课程和素质教育课程。

在这当中,南京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南京大学起到了龙头作用。80年代初期,当时在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系任教的张道一教授,即开设了中国第一个艺术学博士研究生点,培养了一批民间美术高等人才;1986年,中央美术学院杨先让教授将年画系改为民间美术系,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创举。

从1993年开始,我在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范围内率先开设了“中国民俗艺术(剪纸)”素质教育选修课,并成立了民俗艺术研究室,至今参加选修学习的中外学生已达到一万多人。

在这些学科创始人的带领和影响下,全国一些高校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民间美术教研机构,开设了民间美术专业或选修课。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吉林通化师范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中南民族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中国地质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大学、包头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安美术学院、重庆涪陵师范学院、同济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延安大学、河南南阳师范学院、江苏徐州师范学院、山西运城师范学院等。

其中在民间剪纸艺术教育和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授、副教授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孙健君;中央美术学院靳之林、冯真、薄松年、李振球、吕胜中、乔晓光;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潘鲁生;吉林通化师范学院王纯信;内蒙古师范大学阿木尔巴图;中南民族大学何红一;中央民族大学邢莉;南京艺术学院徐艺乙;西安美术学院杨学芹、程征;中国美术学院顾方松、王伯敏;中国地质大学郭宪;清华大学杨阳、赵玉亮;同济大学王建中;延安大学裴小旗;陇东学院李建荣;北京轻工专科学校李友友等。

特别要提出的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李振球教授、乔晓光教授和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潘鲁生教授,他们接过前辈导师打下的良好基础,开拓进取,在民间美术教育和研究中做出了新的贡献,成为新一代青年学科带头人。2002年5月乔晓光积极拓展新学科,首先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担任主任,承担了中国民间剪纸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任务,召开了“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推出了面向中国教育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提出了把每年元月一日定为“青年文化遗产日”的倡议。

2005年又发起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国际剪纸学术研讨会”。潘鲁生担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后,十分重视民俗美术教研工作,专门成立了“中国民艺博物馆”和“民艺网”,积极培养民艺人才,将民艺研究落脚于对民间文化生态的调研、考察与保护,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职能和服务社会职能。

在高校的带动下,全国不少中小学也开始重视民间剪纸艺术的教育和教学。但不少教师没有经过民俗剪纸艺术教育和培训,他们不了解民间剪纸艺术的特点、技法和文化内涵,只能用美术工作者惯用的刻纸方法教学生,致使学生学习误入写实的剪纸“绘画化”歧途,失去了民间剪纸艺术的造型语言。

近年来,我国几千年农耕社会时期积累起来的民间剪纸艺术,其消失、毁灭的速度是令人吃惊和痛心的。因而抢救、保护农村原生态民间剪纸艺术成为有识之士重中之重的责任。抢救首先是人的抢救,即对民间剪纸传承人的抢救。

为此,一些有识专家学者经常深入农村调查传承民间剪纸作者,帮助一些地区抢救、保护、复兴传统民间剪纸艺术。2001年靳之林教授以陕北延川县小程村为试点基地,建立了“小程民间艺术村”,举办培训班,恢复了民间剪纸等民间艺术。

2002年7月,原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年会在延川县召开,与会代表参观了“小程民间艺术村”农妇民间剪纸等。2007年2月,延川又举办了“相约小程村——国际民间艺术活动”。在靳之林教授的策划和指导下,小程村以民间剪纸为主的民间艺术得到了复兴。

2004年10月,我在南京策划举办了《首届国际剪纸展览》,展出了二百多件来自国内外的优秀剪纸作品,其中作者大多是中国传统民间剪纸传承人。2004年又在山西柳林县孟门镇,建立了南京大学和东西方艺术家协会民俗艺术委员会教研试点基地。

并多次带领中外大学生到孟门乡村考察民俗文化艺术,发现了原生态的缫丝、造纸等工艺技术和剪纸、面塑、雕刻、秧歌、盘子会等民俗艺术,并发现了一些原生态的民俗剪纸传承人。2005年2月,我以东西方艺术家协会民俗艺术委员会名义发起,并联合中国民俗学会、柳林县人民政府等单位举办了“首届中国(柳林·孟门)黄河黄土高原年俗文化节”。

2006年3月,靳之林与我一同考察了内蒙古和林格尔原生态民俗剪纸后,决定以东西方艺术家协会剪纸艺术家协会名义,联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和林格尔县人民政府,在呼和浩特和林格尔举办“第二届国际剪纸艺术展”。

八月开幕时,展出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二百多件优秀剪纸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农民创新的民间剪纸。

同时,展出了和林格尔县原生态的民间剪纸和创新的民间剪纸。期间,还召开了“保护和发展民俗剪纸论坛”,指出了当前阻碍民俗剪纸艺术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发表了“保护与发展民间剪纸艺术和林格尔宣言”。

以冯骥才为首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开展了一系列抢救、保护民间剪纸艺术的活动和措施。2003年8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河北省蔚县召开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剪纸专项工作会议”,启动了中国民间剪纸的普查工作,发表了《抢救中国民间剪纸蔚县宣言》,制定了出版《中国民间剪纸集成》的计划。

2006年6月,由冯骥才总主编的《中国民间剪纸集成·蔚县卷》示范本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此影响下,一些省市也在准备出版分卷。

河北省张家口市贺宝贵、郝志熹、任智广同志在市人大领导的支持下,深入调查挖掘王老赏的历史文献和优秀遗作,整理编著成《中国剪纸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给研究当代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学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真实资料。

文化部领导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和各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各地文化部门的干部,在抢救、保护民间剪纸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他们推荐、评审的各地民间剪纸项目中,已有一批地方的民间剪纸进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不少地方的民间剪纸进入了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