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峻书心经敦煌遗书中的《般若心经》译注

201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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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般若心经>属佛教般若类经典.它言简意赅,思想深刻,流传广泛,影响极大,是我们今天研究佛教的基本典籍之一.据我调查核实,在从三国至今的漫长岁月中,该经曾被译出达21次之多,历代的注疏则在百家以上,这充分说明人们对它的重视及它在佛教中的地位之重要.近几年我在整理敦煌遗书的过程中,发现敦煌遗书中所存<般若心经>的译本.注疏很多,这说明该经当时在敦煌也十分流行.不少敦煌<般若心经>写本的末尾附有题记,在此摘引几条,以反映敦煌流传<般若心经>情况之一斑.弟子押衙杨关

《般若心经》属佛教般若类经典。它言简意赅,思想深刻,流传广泛,影响极大,是我们今天研究佛教的基本典籍之一。据我调查核实,在从三国至今的漫长岁月中,该经曾被译出达21次之多,历代的注疏则在百家以上,这充分说明人们对它的重视及它在佛教中的地位之重要。

近几年我在整理敦煌遗书的过程中,发现敦煌遗书中所存《般若心经》的译本、注疏很多,这说明该经当时在敦煌也十分流行。不少敦煌《般若心经》写本的末尾附有题记,在此摘引几条,以反映敦煌流传《般若心经》情况之一斑。

弟子押衙杨关德为常患风疾,敬写《般若多心经》一卷,愿患消散。(斯32 52号)

诵此经破十恶、五逆、九十五种邪道。若欲报十方诸佛恩,诵《观自在》、《般若》百遍、千遍,灭罪不虚。昼夜常诵,无愿不过(果)。(斯4406号)

奉为母羊两口,羔子一口,写经一卷,领受功德,解怨释结。(斯4441号)

景云二年四月八日,孔道生妻张为男思忠敬写。(伯2884号)

天福五年庚子岁十月十六日,弟子吴幸通奉为龙天八部护陇右之疆场,我仆射福同海岳,永寿无亏倾;次为先灵考妣,神游净域之宫,往托菡萏莘(莲?)台;

现存护泰,永保长春;阖门大小,代无灾横之患,家富门兴,永充虔诚供养。(伯3045号)

上述题记说明敦煌居民当时把念诵、传写《般若心经》当作消灾招福、积聚功德的行为之一。

敦煌遗书中所存《般若心经》译注,有的已为历代大藏经所收,有的则未为大藏所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在此,据我已发现与整理的,介绍如下。

一、译本

1.《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唐玄奖译。

这是所有《般若心经》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由唐玄奘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四日在终南山翠微宫译出。该经只有正宗分,无序分与流通分,故学界称之为“小本”。该译本在敦煌遗书中保存很多,仅北京图书馆就存有40余号,若加上各地收藏,总数约在一、二百号之间。

在敦煌遗书中,常称此经为“般若多心经”,或“多心经”。传统认为这是割裂了“波罗蜜多”一词后形成的讹称。但日本学者福井文雅在考察了历代经录、初唐碑铭及敦煌遗书之后,提出“多心经”这一名称于玄奘在世时已出现,并在唐代广泛流传,其使用频率要超过“心经”。

从而主张从“多心经”到“心经”这经题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般若心经》观念的变迁;并指摘后人用“核心”、“精要”来诠释“心”字的含义恐有讹误。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论述。

本经为历代大藏经所收,是在我国人民中最为普及的译本,无论是否信奉佛教,都知道几句“般若波罗蜜多”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故本文也不拟多作介绍。

2.《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唐般若共利言等译。

本经于贞元六年(790)八月十一日译出。具足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学界称作“大本”。《般若心经》诸译本除文字互有参差外,有一特征性用语,可借此对各译本进行鉴别。即各译本对佛世尊所入三昧的称法不同。如玄奘译本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法月译本称“三昧总持”;智慧轮译本称“人三摩地,名广大甚深”;施护译本称“入甚深光明,宣说正法三摩地”。而般若共利言的这个译本则称“入三昧,名甚深广大”。

本经为《高丽藏》与《赵城金藏》所收。在敦煌遗书中仅见一号:斯6897号。

3.《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唐法成译。

法成是敦煌被吐蕃统治时期及归义军初期生活在敦煌的著名藏族僧人,又称管·法成。他学识渊博,曾将大批汉文佛典译作藏文,亦将不少藏文佛典译为汉文,本经即是他从藏文译出的。本经属大本系统,在诸大本译本中,它与般若共利言译本更接近。其特征性用语是称“人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异门”。

因本经译于敦煌,未传入中原,故未为我国古代诸大藏经所收。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该经被日本《大正藏》据以收入第八卷,编为255号,下注“敦煌石室本”,署名作“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昭和法宝总目录》所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称该经原件藏于大英图书馆,但未注明编号。

我曾遍查有关大英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全部资料,包括已发布缩微胶卷部分及未发表缩微胶卷部分,均未发现有该号遗书。近阅日本上山大峻撰《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之研究》(载《亚洲文化史论丛》,山川出版社,1978年),该文称《大正藏》所收的法成译本,实系据1919年北京刻经处编印的《心经七译本》录文,并提出该经原件可能藏于北京图书馆。

经查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及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敦煌劫余录续编》,均无此经。由此,关于此录文之原件的下落,还需进一步查访。

在敦煌遗书伯希和特藏中,存有本经一件,编为伯4882号。卷首署名作“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恰好补上《大正藏》本“国”字上面的残缺。伯4882号为梵夹装,从缩微胶卷看,似乎为两片,每片正反面书写,共四面。

与一般梵夹装留二个穿线洞不同,该件每片中间留一个圆形空白,打上穿线的洞孔。我想,也许这是因为本件的面积较小,不足以打两个洞孔。因未见原件,不知其质料为何。由于本件仅两片四面,故所录经文首存尾缺。

将伯4882号与《大正藏》第255号相互比较,可以肯定为是同一经的抄本,但行文各有错讹,可资互校。有些异文似两俱可通,究竟依哪一种为好,尚需研究。

4.《异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失译者名。

本经除敦煌遗书所存外,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前此亦未见有录文及专题研究。本经也属大本系统。可见敦煌遗书伯3919号,北李53号、北始55号、北海77号、斯5447号、伯3908号、伯3332号等。

日本上山大峻、竺沙雅章诸先生,均把此经与法成本混为一谈,据我考查,此经与法成本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

①敦煌遗书中之法成本抄本,均注有法成署名,而此本则无。

②如前所述,法成本的特征性语汇为“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异门”,此本的特征性语汇则为“入诸法平等甚深显了三摩地”。

③全文共五处提到观音,法成本均称“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此经则于其中三处称之为“观自在菩萨”。

④法成本的咒语系另行译出,而此经的咒语则参考玄奘本。

还有不少行文的参差,不一一列举。

此经仅见于敦煌遗书,因此,它的译者大约也是一个敦煌僧人。陈垣《敦煌劫余录》把它定名作“异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此处从之。

考察《异本心经》诸抄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个别抄本因受法成本的影响而引起本身形态的改变,其典型例子是伯3919号。该号有两处行文与法成本相同,而与本经的其它诸写本均不同。这种因相互影响而改变形态的例证的出现,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与整理敦煌遗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

本经仅存于敦煌遗书中,此次我共发现了5号。其中斯2464号最为完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署名为“慈恩和尚奉诏述序”的序文。慈恩和尚即玄奘的大弟子窥基。这篇序文主要介绍了《般若心经》的由来,称它是由观世音的化身在玄奘赴印前于益州空惠寺亲自授于玄奘的。

玄奘西行路上,凭此逢凶化吉。第二部分是汉注梵音本《莲花部普赞叹三宝》,署名为“不空奉诏译”。第三部分即正文《梵汉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署名作“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梵本,不空润色。

”卷首题下又有“西京大兴善寺石壁上录出”云云,可见这个本子的确曾经过不空之手。我们知道,肃宗曾把玄奘遗留在大雁塔的部分梵文经典交给不空翻译,那么,这本《梵汉翻对字音心经》的出现,是否与此有关呢?第三部分除了用汉字直注梵音外,还有种种读法的提示,并逐词注出汉文的意译。

其余4号敦煌遗书均不完整。其中斯5646 号缺窥基序,仅录后两部分。伯2322号只录第三部分。斯5627号也只录第三部分,但不附读法提示及汉字意译。斯3178号录有第二部分全文及第三部分前半,也缺少读法提示与汉字意译。因此,严格地讲,斯5627号及斯3178号不能算作是“梵汉翻对字音”,但它们的确是从《梵汉翻对字音心经》衍出的。

本世纪早些时候,日本矢吹庆辉去伦敦调查敦煌遗书时发现了斯2464号,曾将它收入《鸣沙余韵》,后日本《大正藏》据斯2464号录文后收入第8卷,编为第256号。不过,斯2464号原件上有一段是书手错抄后废弃的,为了提示人们注意,书手特意用“7”号将该应废弃部分前后标示出来,可参见缩微胶卷该件第四拍第六行至第十三行。但《大正藏》的录文者不察,把这段文字也当作正文抄入了,以致文意抨格。

二、注疏

1.《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一卷,唐慧净撰慧净,《续高僧传》卷三有传,系唐长安右街延福坊纪国寺僧人,为初唐时佛法之栋梁,僧徒之领袖。一生著述颇丰,影响较大。《心经疏》则是他晚年的重要著作。

慧净的这篇疏,国内原无传本。日本《卐字续藏》据江户时代抄本收入。该抄本卷末题记称:“开元三年九月于台州大云寺得。”可见是由入唐求法僧带回日本的。抄本原件现藏京都大学图书馆。

在大谷光瑞西域探险队带回日本的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心经疏》,首尾俱残,无经名。日本学者研究后,认为它就是慧净疏。后将该件首尾的照片及全部录文发表在《西域文化研究》第一卷中。原件现存龙谷大学。嗣后,日本福井文雅在斯坦因敦煌遗书中发现斯554号,亦是慧净疏的抄本,录文曾在《大正大学研究纪要》发表。

此次,我从敦煌遗书中共发现三件慧净疏写本。一件即前述斯554号,该件卷首略残,尾全,全疏内容基本保存完好。一件为北昆12号,首残尾全,亦基本完好,但首部残缺比斯554号略多。一件为斯5850号,首尾俱残。至于前述龙谷大学本,我认为它是在慧净疏基础上衍出的另一种《心经疏》,已与慧净疏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

慧净疏前有序文一篇,从内容看,它应出自慧净本人之手。疏释中,慧净以十门诠疏《心经》,反映出他与玄奘直系弟子们不同的独立立场。(参见窥基、圆测疏)《续高僧传》载,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西域返回长安,唐太宗为他设立译场,诏请慧净加入,慧净“谢病乃止”。

慧净的这篇《心经疏》对后人影响较大,下文要提到的智诜疏,上面已提到的龙谷大学本《心经疏》都是在慧净疏的基础上衍出的。

2.《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一,卷唐智诜撰。

在敦煌遗书本疏写本下,有署名作“资州洗禅师撰”,故知该疏乃弘忍门下弟子智诜所撰。智诜独立于“南能北秀”之外,在四川资州德纯寺弘传禅宗,是弘忍十大弟子中比较重要的一位。敦煌遗书《历代法宝记》中有他的传略,并称他撰《般若心经疏》一卷,由此亦可旁证本疏确为智诜所撰。

不过,考察本疏的内容,与慧净疏颇多雷同之处。首先,从总体结构看,慧净疏以十门分别;智诜疏以九门分别,智诜之九门几乎完全袭用慧净之十门。兹列如下:

慧净疏

第一,初入观门缘起分;

第二,了蕴虚通度厄分;

第三,空色一如无二分;

第四,垢净唯真无妄分;

第五,十二入中如幻分;

第六,三处体同名异分;

第七,三乘境观俱空分;

第八,举胜离空明障分;

第九,大智乘因至果分;

第十,护难流通神咒分。

智诜疏

第一,初入观门缘起分;

第二,了蕴虚通度厄分;

第三,空色一如无二分;

第四,垢净唯真无妄分;

第五,根尘体同名异分;

第六,三乘境观俱空分;

第七,举胜离空明障分;

第八,大智乘因至果分;

第九,护难流通神咒分。

其次,从文字看,智诜疏的很多内容都源自慧净疏。有的是略有润饰,有的是次序颠倒,有的干脆原文照抄。当然,文内也有不少智诜自己发挥的内容。

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是不能允许的。但古人既不讲版权,也没有稿费,智洗见到了慧净疏,觉得不错,但又有若干不满,便以慧净疏为基础,自己开合增删,另搞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心经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先发现并整理敦煌遗书中的智诜疏的,是日本的柳田圣山。他从龙谷大学井之口泰淳那儿得到从巴黎携回的该疏的照片,随即展开进一步调查,共发现了5号敦煌遗书,均为智诜疏的不同抄本。柳田圣山据这5号遗书,参考各种慧净疏本及前述龙谷大学本,发表了录文。

我在这一次整理时,在柳田先生已发现的5号之外,又发现了2号,亦为智诜疏的抄本,这样总数就达7号。它们是:伯4940号、北为52号、北阙9号、伯3229号、斯839号、伯2178号背面、斯7821号。

智诜疏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

3.《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一卷,失作者名。

此件即前面多次提到的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我认为它并非慧净疏的主要理由,在于它与智诜疏一样,虽然在结构与内容上与慧净疏颇有雷同之处,但毕竟又有变化,从而也与智诜疏一样,取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该疏以八门分判:

第一,初入观门缘起分;

第二,了蕴虚通度厄分;

第三,空色一如无二分;

第四,垢净唯真无妄分;

第五,根尘体同名异分;

第六,三乘境界俱空分;

第七,大智乘因至果分;

第八,护难流通神咒分。

与前此之慧净疏及智诜疏相比,看来它是在智洗疏的基础上重编的。从内容上看,结论也同样如此。

4.《注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唐净觉撰。

净觉,唐中宗韦庶人的弟弟,《楞伽师资记》的作者,禅宗五祖弘忍的再传弟子。本疏卷首有李知非撰序文一篇,称弘忍传法给神秀、老安、玄赜三禅师,而玄赜又把摩纳袈裟、瓶、钵、锡杖等付嘱净觉,企图说明唯有净觉才是禅宗正统之所在。

这与净觉自己在《楞伽师资记》中所提出的传法世系也是一致的。不管这种说法的真伪如何,它为我们研究早期禅宗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据李知非序,本疏是净觉于开元十五年(727)应金州司户尹玄度等人之请撰著的。该疏文字精炼,引证丰富,是《心经疏》中较好的一篇。

该疏在我国历代经录中未见著录,日本《灵岩和尚请来法门道具等目录》虽有著录,但该疏在日本亦早就亡佚。此次得以在敦煌遗书中被发现,实为幸事。

敦煌遗书中此疏共有两号:一为斯4556 号,一为敦煌任子宜先生藏本,现归敦煌县博物馆收藏。

最早发现该疏的是向达先生,他在1943 年赴敦煌访查期间,于任子宜先生处得见此本,当时作了录文,并将此事记录在《西征小记》中。此后,日本竺沙雅章从缩微胶卷中发现了斯4556号,并写了研究论文,发表在1958年10月的《佛教史学》上。

1961年4月,吕澂先生在《现代佛学》上发表了任子宜本的录文。从录文可知,他没能看到该本的原件,估计是依据向达的录文又重新过录的。但吕激先生以他深湛的佛学功力对原文的许多错误多有补正。

后来,德国的里本达尔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看到并抄录了向达当年的录文,他返国途经印度时,遇到日本的春日井真也,向春日井氏出示了这一过录本。春日井氏再次转录后,托横山文纲带给当时在日本国内的柳田圣山。

柳田圣山得到这个宝贵的抄本后十分高兴,将它与斯坦因本对校后,收入《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法藏馆,1967年)。但由于任子宜本是几经辗转过录才到柳田手中的,这不能不影响柳田录文的质量。此后柳田又得知并找到吕澂1961 年的录文,但此时他的《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已经出版了。由于柳田先生未能看到任子宜本的原件,致使他未能对吕澂录文作出公正的评价,亦未能充分重视与吸收吕澂录文的优点。

我在这儿不嫌其烦地叙述上述过程,只是想藉此向人们介绍一下研究工作的一个侧面:搜集资料之难。这些困难有时单凭研究者个人是难以克服的,需要各方面的谅解、配合和帮助。

5.《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一卷,唐智融撰。

敦煌遗书中本疏存有2号:伯3131号,北姜46号。原件署名作“江南禅师智融注”下注“义和寺僧”。

智融,生平不详。颜真卿撰《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中提到一个“招提智融”。抚州(今江西抚州)虽可归入“江南”,但那个智融是招提寺僧人,且据颜文,他精通律学,则恐怕不会是撰写本疏的义和寺禅师智融。在本经的序言中,还有这么一段话:“立本少好斯文,研精日久。

交友之际,劝令修习,或有未悟。今本住处,故以略述指归”云云,则本疏的作者或名为“立本”?又,本文下面要提到的《挟注六家心经》中,有一家为“道”,所系文字全部是从本疏中摘出的,则这个“道”又是何许人?是否本疏的作者?与“智融”、“立本”又是什么关系呢?总之,关于本疏的作者,仍需进一步研究。

本疏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心经》分作“用智慧照五蕴空章”、“五蕴空章”、“空相真身章”、“空身成菩萨章”、“成佛具无上道章”、“照五蕴空咒除身心邪见章”等六章。此外,本疏的疏释也比较自由、简明。

6.《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一卷,辽文沼撰。

敦煌遗书中本疏存有2号:斯5771号背面及斯2421号。其中斯5771号背面是一小残片,系原卷卷首的右下部,剩有作者署名“中京招福寺沙门文沼注”及十余行经文的下部;而斯2421号卷首右下部恰好残损,无作者名及残缺若干行文字的下半部。所以,两者虽然原非同卷,但恰可互补,使全疏内容大体补齐,这是很可庆幸的。

最早发现本疏的是日本矢吹庆辉,但他只发现了斯2421号一件。后据以录文,收入《大正藏》第85卷,拟名作“挟注波罗蜜多心经”。因其时不知斯5771号,故《大正藏》本录文残缺较多,且佚作者名。

中京,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大明城,原为奚王牙帐地,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建都城,号中京,府名大定。中京建成后,皇室及辽朝中枢机构多驻于此,并设驿馆招待邻国使臣。敦煌与辽有使节往还,此疏想必是此时传入敦煌的。文沼,生平不详。本疏是我所见到的《般若心经疏》中篇幅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