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张宗逊回忆录里的芦山
我到中央休养连休养时,组织上让我担任休养连连长。在这之前休养连连长是侯政,政治指导员李坚真。我来休养连后,李坚真仍然为指导员,她是中央苏区的妇女部长,是个很能干的女同志,支部书记是董必武同志。
中央休养连是一个特殊的连队,大多数是休养人员,有体弱年老的领导同志,还有一些妇女干部和家属等。当时我记得有: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等老同志;蔡畅、邓颖超两位大姐;钟赤兵同志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致残,也在休养连休息。
休养连每到一地,工作人员就打前站,找向导、挑夫、找粮食,安排宿营地。休养连行军速度也很慢,体弱有病的同志更是艰苦。谢觉哉、徐特立等老同志,当时都只穿一身破旧棉袄,背个破挂包,里边就只有几本书、放咸盐的破纸烟盒和碗筷;林老在行军中手里总提着个马灯,以备夜间宿营时用;他们每走到宿营地都累得不想动了,找把稻草就躺在地上休息,可是谢老还常给大家讲历史故事,如"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过大渡河,清朝"大金川战役"等等,鼓舞大家的情绪。
到会理以后,休养连随大军从西昌城外通过,在冕宁休息了两天。接着,就要通过彝族地区,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先头部队的经验,每人都做了些准备,随身带几件小东西和零钱。经过彝族区域时,遇到彝族群众要东西、要钱的时候,就给他们一点,这样我们就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
以后,就是过泸定桥。主力部队已经过去了,九根铁索联成的桥身只铺了些门板,人走在上面晃晃荡荡,抬担架的两人脚步不一致,就会把担架翻到河里,有些民夫不愿意挑药箱和抬担架过桥,一时桥头堆着休养连的人员和药箱、挑子,幸亏军委纵队警卫部队上来,才帮着把担架、挑子弄过泸定桥。
过了天全、芦山、宝兴,就要翻过夹金山这座大雪山。在宝兴的时候,给大家传达了先头部队过雪山的经验;要在正午前过山顶,午后气候变得恶劣不能通过;在山顶上不能停留,要手拉手地集体通过;体弱的同志用拉着马尾巴的办法上山最好。
我们除了吸取这些经验以外,还根据休养连的实际情况,对年老的同志和重伤病员,作了妥善的安排和照顾。董老等老同志都坚持把马匹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拉着马尾巴随大队走了过去。
由于山上空气稀薄,人马走到半山腰就喘不过气来,拾担架和挑药箱的更是困难,大家咬着牙,有些人爬着走,终于把担架、药箱全弄过山去了。休养连翻过夹金山算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一个人掉队,那时在山上掉队就意味着死亡。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直属部队翻过夹金山,来到懋功县的达维,在这里遇到红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师,师长是韩东山同志。当天晚上,在达维镇召开了联欢大会,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大事,全国人民都会高兴,只有蒋介石反革命派不高兴,他们害怕得很哪!
会师以后,革命形势和过去相比就会大不相同了,我们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六月下旬,休养连在卓克基休息。在那里,傅连璋医生给我拔牙,当时没有麻醉药可用,虽然拔牙时有点疼,但在当时有这样好的医生治病,算是很难得的了。在卓克基休息后,我的伤口已经不用上药了,只是行走还有些不便,医生说不要紧的,经过一段时间锻炼,一定会恢复得同好人一样。于是,我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分配工作。
八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我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军长是许世友,政治委员是王建安。这时,中央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红四军、红三十军和红一、三军团组成。党中央随右路军前进。
红四军在八月中旬由哈龙一带集中到毛儿盖。八月二十日,我随红十一师(师长陈锡联)到腊子山(草地)向松播方面警戒。二十五日,由腊子山出发过草地,三十一日到达上包座。在上包座配合红三十军击溃敌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师,歼灭其一部。从九月一日起,红四军担任向南坪(现在的九寨沟)方向的警戒。
我在红四军工作不安心,写信给右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请求调动工作。当时,右路军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九月九日晚饭后,我接到右路军总指挥部的电报:宗逊星夜回总部,另有任务。
接到电报后,我立即启程,一夜走了六七十里路,在十日黎明赶到驻夹溪的总指挥部。当时,没有见到叶参谋长,我就在司令部休息。第二天,我睡醒起来,看到刘志坚和李伯钊,才知道张国焘阴谋用武力裹胁毛主席、党中央南下,发生了我党历史上有名的张国焘反党事件。
事出意外,使我感到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后来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已率领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开往俄界,脱离了险境,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同志,反对张国焘南下把红军带到战略上极为不利的地区、反对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
刘志坚、李伯钊等同志是带着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到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来慰问的,事件发生后,他们也没有赶上红三军团的部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告诉我,毛泽东曾亲自对在红军大学工作和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同志说:你们想回去的可以回去,你们将来还是要北上的。
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当我知道毛主席、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的消息以后,懊悔极了,都怪自己遇事不敏感。
其实,我在前一天晚上赶往总指挥部的路上,曾遇到红一、三军团的收容队,但我没有主动向他们问清情况,他们误认为我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员,错过了联络机会。我万分难过,当天曾想逃跑,但因为道路不熟,也不懂藏语,毫无办法,因而精神恍惚,情绪消沉。
九月十一日,彭绍辉同志从红三十军调来总指挥部,他也是从红一方面军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当时任红三十军参谋长,有了他来作伴,我的情绪才稍好一点。
九月十二日,我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红 军大学干部队当教员,由李特和何畏介绍同学员见了面,该队有学员一二百 人,随总指挥部沿老路由夹溪南下,重过草地,在九月三十日到松岗附近的 邓家桥休整。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马尔康县的卓木碉公然打出反党旗帜,组 成非法"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继续破坏了党和红军的 团结和统一。
十月九日,以原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干部队为基础,在卓木碉 又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以下均称红军大学)。张国焘任命刘伯承总 参谋长到红军大学兼任校长,刘伯承就利用这个阵地,有计划地提高红四方 面军指挥员的军政素质和管理教育部队能力,耐心地向干部和学员宣传党中 央的正确主张,引导他们走上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团结一致,北 上抗日"的正确道路。
红军大学的领导机构很精干。校长刘伯承,政委何畏。 我任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协助刘校长做教学组织和行政工作。参谋长 下面设有一个行政科(后来改为供给科)负责行军、宿营、伙食和生活管理 工作。
以后随着学校扩大,又增设了卫生科和警卫连。原红九军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任红大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下设宣传科。 红军大学干部队的学员都是团营两级军政干部,组成上级政治科和上级 指挥科两个队。
上级政治科科长彭绍辉,教导员李井泉;上级指挥科科长周 子昆(后为陈伯钧、曹里怀、马良骏),教导员李培南(后为李园芳、黄志 勇)。高级指挥科的学员是在卓木碉新招的,从部队抽调了三十多名军师干 部来学习。
当时,规定在作战行动中师级干部可以随带牲口两匹,饲养员、 炊事员、勤务兵各一人,警卫员二人;军级干部可随带牲口三匹,文书、勤 务兵、炊事员各一人,警卫员三人。
这样,只有三十几个学员的高级指挥科 实际上就有一百多人,宿营的时候也要有一个村子才能安顿下来。红大的每 期学员规定学习时间为三个月。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开始南下过草地。就在这一天,我和彭绍辉被调到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的学生队(红一方面军的学生队已北上)当教员,学生队有学员一二百人。南下的路线仍是北上时走过的路线,由巴西过草地,经过毛儿盖,上下打鼓、黑水芦花、马塘、卓克基。红军大学学生队在九月三十日到达松岗附近的邓家桥休整。
十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公然打出反党的旗帜,组成他自己非法的"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十月五日,张国焘找我和彭绍辉两人到卓本碉去谈话。我们到卓木碉时,非法"党中央"正在开什么会,我们一进门,有一位同志就站起来骂彭绍辉同志挑拨红军团结,一边用手摸盒子枪,声言要枪毙彭绍辉。
虽然被旁边的朱德同志拉住了,没能用枪打,但他还是伸过手来打了彭绍辉两个耳光。事情的由来是,绍辉同志曾给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和意见,不料这封信落到张国焘的手里,张把信交给一部分人传阅了,其中就有这位同志,后来晓得他是王树声。
本来我也给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写了一封信,报告我所知道的"分家"情况和我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信写好后没有发出,但有人向张国焘汇报,说我和彭绍辉一起讲过对南下不满他话,因此张国焘叫我和彭绍辉一起去谈话。
那位动手的同志只知道彭绍辉写的信,不知道我的情况,他这样一闹,张国焘也没有再讲什么话。朱总司令以极不满意的脸色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表示抗议。"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张国焘阴谋以武力迫害毛主席、党中央的事实和这次同我们的"谈话"过程,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党分裂主义路线和军阀主义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