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德苏菲的女儿 苏菲与马海德的一世姻缘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一个炼钢工人家庭。贫穷的家境,铸就了马海德倔强的性格,他的学业,是依靠自己半工半读完成的。他先是考入了大资本家洛克菲勒办的美国医科大学,并在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上海,与两位美国朋友开了一家诊所。再后来,经宋庆龄介绍,与斯诺冲过封锁线,1936年到达延安。在这里,他被高尚的共产党人深深地感动,并赢得了党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总顾问,在医学上成了有名的“万能博士”,从毛泽东到普通百姓,都喜欢找他看病。
1939年冬天,一个八路军女战士鼻子不通气,来找马海德治疗。马海德胡子满腮,穿着灰布军装,打着绑腿,除去高鼻子、大眼睛以外,和一些久经战争忍饿挨冻的红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这位八路军女战士,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她进得门来,红扑扑的脸庞,会说话的眼睛,粲然的微笑,如雪地里突然冒出的一支红梅,将乔治一下子给惊得愣住了。陕北延安四年间,他第一次窥见了东方女性的魅力。
这名八路军女战士叫周苏菲,1919年出生于舟山定海县一个以造船为业的豪绅之家,从小出落得亭亭玉立,自然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民族危亡之秋,她偷偷地飞到上海,成为左翼文化界活跃的“小鸽子”。
十六岁便走上银幕,与走红上海的蓝苹(江青)同台演戏。1937年8月上海燃起战火,她随同文艺团体撤到昆明,因积极宣传抗日,“周苏菲”三字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
组织上当机立断,送她上贵阳,走四川,终于到达了西安的七贤庄。在这里,一个大通铺上住了20多个女孩,都是去延安的,彼此亲同姊妹。一位姓朱的女孩常与一位姓王的姑娘开玩笑,让王姑娘“坦白交待”她和马海德的恋爱关系,王竭力否认,两人在铺上滚来滚去,逗得众人开怀大笑。
边上的苏菲,从这里第一次知道延安还有外国人,而且从小朱那里知道了这马海德是了不起的医生。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她来就医时,正是这个老外,被她身上洋溢着的东方女性的魅力所打动,径直奔向她来了。美丽有无限的诱惑力,这一见面之间便沟通了爱的源泉。
马海德自然不敢放过这天赐的良机。他细心为苏菲诊断之后,还特意配制了粉红、淡绿两瓶药水;翌日,又用淡绿、粉红两页信笺以歪歪扭扭的中文写了一封额外的信:“我衷心希望你能按时很好地服药,早日恢复健康,恢复你那美丽的微笑!”这次看病治病,在双方心里都播下了温馨而微妙的种子。
第一印象充满了敏感与激情,决定缘分的,仿佛正是这第一印象。而爱情之花的开放,则是在1940年除夕的娱乐晚会之后。苏菲在晚年专文记叙了这段甜蜜的往事——
“除夕那天刚吃完晚饭,就听见礼堂里锣鼓敲得震天响,不知是谁在门外叫着快走快走,晚会开始了。我和林兰赶紧提着马扎跟着人流跑去。礼堂里已经挤满了人……舞台中间是大名鼎鼎的马海德医生,他穿着五颜六色的戏装,正在跳加官,这是传统戏剧里过大年才演的吉祥剧目。马大夫脚下蹬着高底鞋,脸是画着大花脸,两只大眼睛闪闪发光……全场像开了锅似的,有的人大声喝彩叫好,有的人拍手称快。当我向前再看时,我发觉毛主席和中央几位首长在第一排的长凳上,也笑得前仰后合。
“加官跳完了,观众还不让他下台,他只好憋着嗓子唱了一段《桃花江是美人窝》的流行歌曲,大家被逗得更大声地笑起来。紧接着是京剧团的《打渔杀家》,我对京戏不感兴趣,就到宿舍里去了,但马大夫的精彩表演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们再次回来时,礼堂里已经开始跳舞了,人们双双起舞,我独自一人悄悄地站在大柱子旁边看热闹。一会,马大夫带着一个舞伴从我面前跳过去,温文尔雅地跟我打个招呼,他跳舞的姿势美极了,下一支乐曲开始时,他就过来约我,我说不会,他说没关系,便带着我跳起来。最初我踩了他几次脚,慢慢地跟上了步子,跳得合拍而且很有兴趣,一圈又一圈,一直跳到舞会结束。他说今晚不回城里去了,将在肖三那里过夜。肖三是著名诗人,也是我们文学系的老师,他一个人住一孔窑洞,在东山上。我们四个系的学生,都住在礼堂后的几排砖窑洞里,我和林兰住一个窑洞,里面有个较小的套窑,住着一位怀孕的李大姐。
“我上了床,却无法入睡,我的耳边久久回响着马大夫的声音。忽然,套窑里的李大姐呻吟起来,原来她临产了……我猛地想起了马大夫今晚住在肖三那里,我和林兰便把邻居的同志们叫起来,然后两人结伴上东山去请马大夫。
“漆黑的冬夜里,我们翻过了两座大山坡,少说也有一两里路,两个手电筒,电池的电也用光了,山里不时传来狼的嚎叫声,我们又急又怕,大冬天,两人都出了一身大汗……东山上所有的窑门都关得紧紧的,不知肖三老师住在哪一孔里,没处询问,也不敢敲门,我急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旁边的门响了一声,里面出来一个人,定睛一看,正是我们要找的马海德大夫。我抹抹眼泪,说有个大姐要生孩子了,快救人去吧。他有些犹豫,说他不是产科医生,我不由分说,催他穿上衣服,拉着他就走……到了我们窑洞里,他把闲人都打发走,留下我和林兰给他做助手……黎明前,一个小女婴终于顺利降生在人间了。李大姐高兴得流出了幸福的泪。李大姐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集体’。这是1940年除夕之夜我们系里的最大收获……
“人们都去睡觉了,我请马大夫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他却说:‘你看天亮了,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看日出好吗?’
“我俩出了院门,来到了延河边上,这是我们鲁艺师生晚饭后常来的好地方,但是清晨的情景我却是很少感受的,我发现天边的朝霞,抹着一片红晕,映照着河边上和沙坡上黄色的沙土,很美很美,一夜的劳累,似乎都消失了。
“我们沿着延河慢慢地走着、谈着。从当前的生活、学习、工作,谈到了彼此的家庭与身世……我对他了解得越多,心里越是觉得和他亲近,看他是那样的纯朴、可敬、可爱……他夸我的手特别美,像象牙雕刻出来的;又夸我动作敏捷,劝我改行学医;还说我的性格也像人一样美,既开朗又温柔……就在这个晴朗的早晨,年轻的马海德大夫向我倾吐了爱恋之情。他的言词虽然质朴,感情却真挚、热烈,温馨与甜蜜,逐渐充溢着我的心头。当他低头亲吻我的时候,我腼腆且乐意的接受了。就在延河边温暖的阳光下,我们忘记了一切,沉浸在幸福之中。
“道别的时候,他说,他马上去向组织请示批准我们结婚。后来,我听说,他骑着马一口气跑到了王家坪,冲进门去找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开口就说他要结婚了。谁也没有想到他找的是我,因为他常骑马来鲁艺,有人曾问他知不知道鲁艺有个刚从大后方来的漂亮姑娘叫苏菲。他说,见鬼,我怎么没有见过呢。结婚后他坦白告诉我,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认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怕知道的人多了,别人来追求,他就难以成功了。
“他认认真真地向组织打了一个报告,只过了两天就得到了批准,我们决定很快结婚,他拉着我一定要去边区政府办理结婚登记。那时在延安,我们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人,结婚都是向组织打报告,批准了就行,没有别的手续,但是马大夫认为不够,坚持要去政府登记。
那天,他硬是把我拉到边区政府所在的山坡窑洞里,大概叫民政厅。当时在根据地老百姓中间宣传新的婚姻法,要废除买卖婚姻,所以鼓励结婚办理登记。
这个登记处只有一张方桌和两条长凳,一个小鬼大约也只有十六七岁,正在那里工作。他一看来了一个高鼻子新郎倌要登记,不敢同意,也不敢拒绝,呆了半天,只说让我们在长板凳上坐一会儿,他自己却跑了,又过了好久他进来笑着说:‘你们登记吧。
’于是办了手续,结婚证是用最普通的纸印刷的,上面写着马海德三十岁,周苏菲二十一岁,于1940年3月3日登记结婚。下面还有证婚人、主婚人姓名,结婚证上还盖了边区政府的大印。当那小鬼把证书交给我们时,马大夫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结婚证是两联的,应撕开男女各保存一张,可是马大夫不让撕开,他说我们一辈子也不要分开……”
这一对蓝眼睛与一双黑眸子相恋于延河边,简直热烈得发疯,又疯狂得可爱。每次与苏菲散步回来,马海德总要按西方习俗热烈吻别。开始,女同学们看着都怪不好意思,瞄见他们的身影,便赶快躲开。慢慢见过几次,窥得极端的热情也是娇媚之极致,而且也从远处感受到了那一份甜美与幸福,心里暗自羡慕。以后,估摸两人快回来了,姑娘们竟悄悄地佯装无事,故意踅到延河边,坐在石头上聊天观风景,其中的一道别致风景,就是马海德与苏菲那双方陶醉得天旋地转的接吻。
这浪漫、甜蜜的爱情,这让马大夫夸耀为“中美合作的早期成果”的爱情,在最初也曾受到少数同志的不解与怀疑。洞房之夜,窑洞里点上了洋蜡,机关供给部给他俩发了一床红绸面的新被子,那是当初红军打土豪从老财家没收的,窑洞里一片喜庆气氛,可苏菲躺在床上,坐在炕沿,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忽然庄严起来:想着自己三个最要好的朋友没来参加酒宴,心里很不是滋味。
本来,她们是一同满怀爱国热忱投奔到延安的,一路上千辛万苦,结下深厚的友谊。就在马大夫求婚以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的早上,他们四人结伴在后山游玩,苏菲正要开口向她们袒露自己的秘密时,突遇日本飞机轰炸,她们急忙趴在山坡上,一动也不敢动。那飞机在空中不断盘旋,趴在地上的苏菲忍不住了,仿佛对着空中的飞机大喊了一声:“我要结婚!”三个朋友一听此言,顾不得敌机尚未飞远,一骨碌全坐了起来,用惊奇的眼光看着苏菲问“是谁?是谁?”当苏菲原原本本“坦白”之后,她们异口同声,坚决反对。
伙伴们反对这桩婚事,倒不是因为她们在投奔延安的路上,曾天真地相约过“不到革命成功不恋爱结婚”,而是因为马海德是外国人,她们怕靠不住,长不了:“他家里有没有妻子你也没法调查”;“以后他要回国了,给你丢下一个孩子怎么办?”她们劝了苏菲半天,但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姐妹们说,结婚那天她们一个也不来参加。可不,结婚这天,她们果真一个也没有来。
苏菲在婚床上越想越伤心,她觉得自己失去了朋友,而朋友们的担忧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而善解人意的马海德,频频为她擦着泪水,诚恳地说:“我知道你的心情。对外国人有隔阂并不奇怪,这是帝国主义的压迫歧视造成的,我们可以分开,你还是自由的。”苏菲有福了,一个异族血统的男儿爱她竟爱到这步田地,对其已到手的美丽鸟儿甘愿还它最大的自由,这是何等的幸福!马海德的这番话,打动了新娘的心,新娘化啼为笑,一转身扑进了他温暖的怀抱。这时,蜡烛结上了一朵大大的烛花……
后来,马海德与苏菲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友玛。友玛非常可爱,人人喜欢他。延安老百姓为感谢马海德治病之恩,送给友玛一个可以吹响的小泥人——这是陕北民间常见的儿童玩具。
1988年10月,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顾问、七十八岁的马海德,在与苏菲共享整整半个世纪美好姻缘之后,无比眷恋地永别了苏菲。去世前,他曾拿出十万美金,设立了中国防止麻风病基金会。去世后,苏菲把马海德给她留下的四万美元养老金,也捐给了基金会。她和丈夫的共同心愿,是要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消灭麻风”,为国争光。
在苏菲晚年退出电影艺术活动而继承丈夫遗志、致力于消灭人间病痛之时,我们国家许多大中城市里后起的明星、新秀们,好多人远涉重洋,嫁与老外,其中也不乏追求金钱者。与延安这块土地上半个世纪之前所发生的爱情比一比,更显出延安时期的神圣,也更显出民族的好儿女永不移其根性与心志的珍贵与难得。真赤子,大浪漫,真挚的爱情不分国界与种族,与金子一样的灵魂是和谐、统一的。苏菲、马海德正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