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式廓的血衣解析 王式廓和他的《血衣》
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是少年的我,常被教美术的母亲带去看画展。记得在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上,母亲站在一幅大素描作品前端详,久久不愿离去。她早年是学油画的,看了这幅素描说:“这位画家功力很深厚,这件作品可是一幅了不起的油画素描啊!
” 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也细细端详起来。画中有一个半低头的谢顶的地主和一位悲痛欲绝的妇女。
那位妇女高举起一件血衣,挥动中的衣服飘在空中,周围的人们,有的悲痛欲绝,有的怒火万丈。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农妇欲哭无泪,一个半大孩子身边放着讨饭篮和打狗棍;那位老汉双手紧握卖身契,那个中年农民紧锁的双眉下眼里喷发的是怒火……激愤人群的背后,是漫漫迷雾,起伏的山峦。
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声的画面有震撼人心的控诉,把观众带到那个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年代中去。沉郁浑厚的黑白色调中孕育了油彩的艺术魅力,使人能想象出将来油画绘就成巨作的感染力。
我从此记住了一个名字——王式廓。 巧得很,前几年我有机会采访油画家王其智。
进门时,年近八旬的王其智老人正在画油画。画面是胡锦涛总书记正在挥手,背景是一列刚刚启动的和谐号列车,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幅以和谐为主题的巨作。我知道王其智老人一辈子以画伟人像为主,二十岁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前身国立北平艺专,分配到专门画伟人像的“肖像画室”。
画天安门悬挂的巨幅毛主席像,为国家重要会场画马恩列斯等伟人画像,直至高龄才离休。和王其智老人聊起他从艺经过,他说是父亲王式廓引他学习绘画的。
王其智小的时候,很少见到父亲,但兴许是受了父亲的遗传,他从小就喜欢绘画。记得他六七岁时,父亲放假回家,看了他的画,高兴了,先教他练墨笔字,告诉他画国画要从书法练起。用笔是“钉头鼠尾”:下笔时笔锋如钉子般有力,起锋时要像老鼠尾巴一样渐渐减力,最后再回锋。
还给他讲“墨分五色”,使得小小年纪的王其智知道水墨画的基本知识。如今,他说:“父亲是我画画的启蒙老师。”由于他父亲是兼学国画和西画的,还指导他画素描,为他以后学油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指导和支持他画领袖像。
于是,我请王其智老人说说他的父亲,特别是《血衣》的创作过程。
王式廓生于一九一一年,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用树枝在地上画花画鸟,画得惟妙惟肖。
十八九岁时,王式廓考入山东艺术师范学院学美术,学校里有李苦禅等诸多名师。在名师们的引导下,他艺术意识超前,不满足于只画国画,想尝试西方绘画技法,就先后转去北平、杭州和上海求学。
那里的“美专”当时是中西兼学的,他有幸成为刘海粟的学生,毕业后边学画边教书。为了系统学习油画,家里又把土地卖了,供他去日本留学。回国就赶上“七七事变”,他马上回山东,在聊城参加了范筑先的部队,做文化宣传工作,佩中校军衔。
范筑先是抗战名将,和日本侵略军打得很厉害。在日本重兵围攻聊城前夕,范筑先表示与日寇血战到底,与聊城共存亡。历来爱护文化人的范将军,坚持要在日军围城前,把军中的文化人都转移出去,将军自己则血洒聊城。
王式廓等人被转移去了南京,来到国防部第三厅。那时国共合作,第三厅是在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下的部门,郭沫若让属下的画家们拿起画笔做抗日宣传。王式廓画了大量宣传画,在黄鹤楼展出,起到了唤起民众的积极作用。
一九三八年,王式廓因不满国民党对日寇的退让政策,历经艰险,奔赴延安。一九四〇年他入了党,在延安鲁艺教书。新中国成立后的著名艺术家力群、华君武、钟灵等人,都是王式廓当时在鲁艺的同学。他们在延安的窑洞里,边学习边继续以画笔和刻刀为自己的抗日武器。
第二年,王式廓在延安以版画形式刻了毛主席像。七大会场中,是党中央会议中第一次悬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油画像,就是出于王式廓之手的。他创作的油画《近卫军宣誓》由党中央作为礼品送给了宋庆龄女士,深得艺术修养极好的孙夫人的赞赏。
解放前夕,王式廓从延安到了河北涿鹿,在华北大学三部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大学同国立北平艺专合并,一九五〇年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王式廓任研究部主任。 关于《血衣》,王式廓曾说:在延安时,他就想创作一幅翻身农民题材的作品,但一直没有构思成熟。
直到一九四九年冬天,在北京南苑机场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参加斗地主的活动。
几年来的苦苦追寻,在这次会上找到答案。农民们拿着卖身契、地契控诉地主的现场,打动了画家。
回来后,王式廓又从一个报道中受到启发:一位农民,抖着血衣控诉地主,攻心之战,斗垮了地主。唤起了民众。于是他把抖着血衣的农妇作为画作的重心,周围是激愤的群众和泄了气的地主,几易其稿,成就了素描作品《血衣》,公展后引起轰动。
今年五月二十三日,当我在中央美院的“王式廓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从延安到北京——王式廓百年纪念展”会场,再一次看到老人著名的《血衣》时,又一次感受到一位从延安走来的革命画家带给我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