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为何独爱莲花 周敦颐为何独爱莲
每读《爱莲说》,常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周敦颐为何独爱莲?
周敦颐不爱牡丹,容易理解:有“国色天香”之称的牡丹因其艳丽、雍容、华贵、多姿、繁茂,李唐以来就一直深得人们的喜欢。唐代李肇《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
……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刘禹锡《赏牡丹》诗中说:“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牡丹芳》诗中也写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徐凝的诗中则有“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的句子。
后来牡丹逐渐成为一种传统的民俗文化意象——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的代名词,孟郊“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功成名就之后自然的心态流露。周敦颐所谓“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归根到底是因为牡丹体现了一种世俗时尚,体现了世俗社会的一种价值导向。
但是一味的追名逐利显然与我们传统的道德取向背道而驰的,所以君子不耻。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喻义小人喻利”,“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等等,都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人有着一种怎样的道德追求,即便是“君子爱财”,也是在“道”的规范之下的,神往君子的周敦颐怎么可能一心拥抱牡丹呢?
但是周敦颐不爱菊花,就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了。菊、梅、兰、竹,自古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四君子”,得到传统文人们的赏识与追捧。朱淑贞“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郑思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陆游“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东坡“菊残犹有傲霜枝”,元稹“此花开尽更无花”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凌寒独立、不与世同流合污的菊花在中国文人眼里便有了君子之德,君子之风,成了孤标傲世、洁身自好的精神象征和精神寄托。以君子自诩的周敦颐如何能不爱菊?岂能不爱菊?难道其中别有缘故?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陶源明的人生,探究一下他喜欢菊花的原因吧。
陶渊明,晋末宋初人。少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济世大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可是命运多舛,虽也曾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一些小官,却一直郁郁不得志,在那个漆黑如夜的时代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这使他对仕途前程灰心丧气。
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很熟悉了,陶渊明被封为彭泽县令,因受不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奴颜卑膝,“为五斗米折腰”,愤而辞官归隐,以赏菊饮酒为乐。
也许是菊花的凌寒独立、孤标傲世、洁身自好的品性暗合了陶渊明的性情,因此与陶渊明结下不解之缘。诗人吟咏感怀,留下了许多与菊花相关的诗篇,以此抒怀言志,菊花因此而有了文化上的普遍意义——隐者的象征。东篱下悠然采菊的陶渊明,以田园诗人和隐逸者的姿态,赋予菊花独特的超凡脱俗的隐者意义和灵性。
我们习惯于将陶渊明的归隐归之于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实我以为并不尽然。每看《论语》,我常想儒家不仅仅有入世的激情,也有出世的洒脱。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也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孔子还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孟子也这样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是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而成为一个心如止水的“隐士”,我看未必。“云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神释》)“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字里行间蕴涵的是理想破灭后的痛苦与失望,是人生十字路口的徘徊与犹豫,是面对现实的感慨与愤懑。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家熟悉的诗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有别的味道在里头--是恬静淡泊下的一种失落与无奈。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里面所包含的也许就是陶渊明欲说还休的真心吐露吧。也许对于陶渊明来说当理想与现实产生深刻矛盾而又无法调和的时候,“独善其身”是其最好的选择,这并不违背儒家的处世哲学。
所以我说,陶渊明的归隐是一种逃避,一种以归隐为借口而躲避现实矛盾与人生痛苦的逃避,是因“心为形役”(《归去来辞》)而不得已寻找的一种解脱。归根到底,陶渊明爱菊是对于社会绝望的消极体现,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受挫后的一种近似道家方式的解脱。
是不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周敦颐不爱菊?我们再来看看周敦颐,寻找一下周敦颐爱莲的心理情愫。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北宋道州营道人。生前官位不高,曾任分宁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桂阳令、南昌知、合州判官、虔州通判、郴州知、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等,但所到之处,深得民望,颇有政绩,“治绩尤着”,“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行部不惮劳苦,虽瘴疠险远,亦缓视徐按”,“人心悦服”(《宋史》)。
黄庭坚对他评价颇高:“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宋史》)溢美之情自在其中。从这一点上看,周敦颐的品格是不容置疑的。同样的不得意,周敦颐并不像陶渊明那般消极避世,而是积极进取,有所作为。我想对于周敦颐来说,有如此这般的人生情怀,要他去喜欢避世的菊花,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其一。
其二,莲在我国俗文化中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的,特别是在婚俗以及生殖崇拜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这当然不是周敦颐所想要的。周敦颐之喜欢莲,表面上看是莲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这样一种清高脱俗而圣洁大度的美,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周敦颐与佛教有着深层的思想渊源。
宋代禅宗大行其道,士大夫参禅成风,“凡闻有禅林名德,皆不辞路遥,涉水登高以相访”。禅学深刻的影响了宋一代文人的文风和思想,作为周敦颐也难免其俗,明代黄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周敦颐的号)、明道、横渠、象山由于上乘;伊川、晦庵皆由于下乘。
”周敦颐在其诗文中亦时以“穷禅客”自称,并时常与苏轼、黄庭坚等人参禅问道,乐此不疲。我们知道莲与佛教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佛界上有“莲”即“佛”的说法。
寺庙里我们常见佛或端坐于莲台,或脚踏莲花,或手作莲花状,不一而足。佛教将佛座称为“莲台”,将结跏跌坐称为“莲花坐”,将西方极乐世界称为“莲邦”,将庙宇称为“莲刹”……,就是佛经也有以莲花取名的,如《妙法莲花经》。
佛教如此推崇莲花最主要的是因为莲花的品格与佛教教义相吻合。佛教是寻求解脱人生苦难的宗教,帮助人们从现实痛苦的“此岸”济渡到未来愉悦的“彼岸”,能借为表达这种思想观念的最好的形象对于佛教来说就是莲花了。
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意思在佛经上并不少见,《大智度论·释初品中户罗波罗蜜下》上说:“比如莲花,出自污泥,色虽鲜好,出处不净。”《从四十二章经》也说:“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污染。
”很明显,周敦颐的《爱莲说》与之有着一种意义上的传承关系,或许《爱莲说》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周敦颐的参禅悟道吧。也许对于佛教来说,莲生于淤泥如人在浊世,邪恶污秽的浸染容易使人迷失,使人厌世;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如人借佛性而保持本性;根植于淤泥而“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更是体现了佛教倡导的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的基本教义。
不因为社会的污浊黑暗而推卸、逃避自己的责任,以自己的人格与精神,以自己的纯洁与高尚影响社会,改造社会,莲的这种魅力岂是菊所能体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敦颐爱莲是儒释两道共同影响的结果,它体现的是对社会污浊的积极面对,是一种佛教“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的体现,是在佛教影响下的儒家思想的发扬与光大,因而更具有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敢与韧劲。
想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周敦颐为什么独爱莲了。同样面对污浊不堪物欲横流的社会,陶渊明选择的是“我惹不起但躲得起”的消极逃避,而周敦颐选择的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积极参与。也许在周敦颐的心里,与菊相比,莲才是真正的儒者,真正的勇者,真正的仁者,真正的君子。即便是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儒家思想而言,两者孰高孰低是不言自明的。
记得《孟子·公孙丑上》有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周敦颐为何独爱莲”这个问题的注脚,我以为很有意思:
(公孙丑)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
陶渊明,伯夷也;周敦颐,伊尹也。所以然者何?道不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