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震云:我和小刚王朔凑一起喜欢包饺子
他不是很在乎穿着,他的衣服好像大了一码,看上去总有点拖泥带水。他也不讲究发型,他的头发总是随意的从中分开,冒出刚刚洗了飘柔的光泽。
在人群中,他总散发出来一种“悻悻然”的气味,然而,一旦处于朋友圈中,他又变得格外积极,容易兴奋,爱讲笑。
但最有趣的,还是他的腔调。他说话有一种故意的不诚恳,刻意的荒诞和非常明显的举轻若重。他这么说话似乎只有一个目的:你千万别把我说的当回事。
在他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他说话之绕已经绕到了极致。而在生活中,他同样如此。
助理过来问他中午吃什么,他说:“冯老师要什么,我就来一个double(双份)。”助理露出钦佩的神情,以为他刻意要在吃饭这件事上打败冯小刚(微博)。
刘震云继而解释,这个double,是说冯老师要一个,他也要一个,两个加起来,是冯老师原来要的那一个的double,而不是说,他在冯老师那一个的基础上再要一个double。
与冯小刚的合作:两个远见碰到一起
腾讯娱乐:你与冯小刚为什么能合作这么久?
刘震云:我觉得为什么会跟一个朋友会长期合作,首先不说合作的事儿,而是在生活中,为什么会成为那么长时间的朋友。
我觉得能成为朋友有几种因素,一种是利益关系,有相同的利益就在一起了,世界上这种朋友要占99%。还有一种是因为对一件事的认识是相同的,走到一起了。这种朋友他不会长,因为他对这件事情认识一致,不证明他对其他事情认识也一致,认识一致的时候成朋友了,对事物认识不一致的时候就不成为朋友了,所以朋友的分分合合也是正常的。
还有一个能成为长远的朋友是因为眼睛,就是他的目光能看多长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能看一年或看十年,包括看一百年,他做事的出发点和达到的目的肯定是不一样。
刘震云:远见就是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很远的地方交汇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朋友能够长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都看看100年,他可能做事的出发点和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只有目光长远的才能心胸开阔,只有心胸开阔的人他才不爱占这个世界和朋友的便宜。这样的目光交汇,不但会带来对一个事情认识的一致,他对生活整体认识也是一致的,我愿意跟这样的朋友长期合作,最大的好处是节省成本。因为你第二次再合作的时候,第一次合作过的成为了一个积累。
腾讯娱乐:可以说你们“三观”一致吗?
刘震云:大体上是这样吧,最主要的是目光。
这样的话,不会对一个事情出现根本的分歧。如果出现根本的分歧,那就证明在远处认识不一致,近处认识不一致,就跟摄像机的聚焦一样。所以不存在争论,只存在补充。你可能对这件事认识得比较多,他对那件事认识比较好,起一个补充的作用。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初始的判断,这个事能不能做,而不是做起来以后怎么样。如果做起来大家有那么多的争论的话,这个事就证明一开始出发点是不一点的。
腾讯娱乐:冯导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中说,第一次碰到你是在颐和园,和王朔吃饭的时候认识的,那一次你们两个探照灯已经照到一块了吗?
刘震云:我觉得这个探照灯的聚焦需要时间,因为一开始见面朋友不可能谈那么深,我觉得真正交谈不在表面,而在背后。
因为一个作者的目光有多长,一定会反映到他的作品里面。比如说这个人在生活中爱占朋友的小便宜,他到创作的时候,他一定占作品里面的人物的便宜。所以我们能看到好多的作者和导演特别想写一部好的作品,拍一部好的电影。但是你发现了,他们在作品里边和电影里边所有人物的起承转合和人物结构,跟剧里的人物没关系,是作者让他们这么做的,是导演让他们这么做的。
我们看电影特别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不合理,不合逻辑,它就占了作品里边的人物的便宜。我觉得生活中的态度一定决定了作品里的这种态度。
腾讯娱乐:你的书《一句顶一万句》中一个人为了一句话跋山涉水,话找话,很难。你和冯导还有王朔,话是能找到话的吧。
我觉得不管是小刚也好或者是王朔也好,他们都是目光特别长远的,这个不是我的独特发现,是大家的共同认识。
我觉得目光长远的人看一个事物,他一定有自己不同和独特的看法。其实小刚电影受大家的喜爱和追捧,不是因为他迎合了大家的看法和心理,恰恰他的看法和心理跟大家是不一样的,他每个作品里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包括像他拍的贺岁片,为什么大家喜欢?值得思量。
好多人就把他说成是一个商业导演,商业导演的电影必须里边有商业元素,比如讲暴力,比如讲色情。好多导演,我曾经说过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把奶都露出来了,商业元素足足的,还是没票房。
冯导演不吃奶,也不露奶,不杀人也不放火,但为什么大家爱看,就是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文的情怀。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一定有认识的不同,是思想的含量,使冯导演的电影得到了大家更多的认同,这一点没被大家认识到。
腾讯娱乐:《我把青春献给你》中有一段写你们仨之间开玩笑互相吹捧,王朔说你把题材写遍,只给世界留下“绝望”这一个题材。你说王朔是上帝在握着他的手在写作。在写《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有感觉到是上帝握着你的手在写作吗?
刘震云:首先跟王朔包括小刚在一起是一种玩笑,是大家在说笑。
我觉得比这更重要的,可能相互欣赏还是要归结到目光,一个是长远,还有一个是探照灯的角度可能是独特的。比这更重要的是气氛,人是需要朋友的,人是需要学习的。
学习从哪儿学习,当然你可以背后学,从书上学就叫背后学。还有一个是当面学,就是从家门里走出来,在生活中碰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到东西的。但是在这些人中间一定存在着有见识的人和没见识的人,有远见的人和没远见的人。
有远见的人一定是少的,但是你要是碰上了那么几个,这种远见的重叠和交叉,它会使远见放大。两个远见碰到一起的话,不是两个远见的平行,而是延伸。碰到这种目光延伸的朋友,你一定能使自己的目光也变得更延伸一些。
我,小刚,包括王朔,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大家喜好的东西可能都是特别简单的东西,比如说饺子,大家特别喜欢包饺子。所以我跟小刚还有王朔见面的时候,包饺子的机会比较多一些,在包饺子的时候就说些似是而非的话,但是相互感觉到对方的那种目光的力量,这种力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腾讯娱乐:之间你们多次提过《一九四二》能够照见民族的劣根性,后来冯导又担心过度解读会伤害这部电影。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说说所谓的民族劣根性吧。
刘震云:首先我觉得镜子是对的,但这不是创作《温故一九四二》以及电影《一九四二》的主要目的,因为你可以说任何一个文学作品和任何一个电影都是一面镜子。
这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要把它从小说改编成电影,这部小说没有情节,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就是说它没有电影元素。那可能冯导认为,有比电影元素更重要的,那就是电影背后的态度。
当一个民族发生灾难的时候,当自己面临生死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会追问,我为什么要死,你为什么把我饿死了?但河南人最后给世界留下的是一次幽默,他临死前,想起了老李,老李三天前就饿死了,我比他多活三天,值。为什么会采取幽默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死亡,而且是300万人的死亡。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
不管是我写小说还是导演要拍这个电影,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民族面临得同样的灾难太多了,让你回忆去年的今天你中午吃的是什么,你能回忆得起来吗?回忆不起来。对于灾难回忆不起来的原因是,灾难跟家常便饭一样。这个时候来不及追问,追问也没有用。他可以自嘲,用幽默来化解。
还牵扯到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导演19年老想拍一个片子,他可以拍别的,他为什么非得拍它呢。你就是一个女的,19年也人老珠黄了。那是因为这个情感超过了电影本身,他这里有300万人的情感。情感我觉得是不准确的,应该是一个态度。
腾讯娱乐:其实你拍出来以后就不仅仅是拍这300万人了。
腾讯娱乐: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里面,感觉到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在里头,同时也有你的作品里面一贯的荒谬在里头。你觉得这两种情绪都传递到电影里面去了吗?
刘震云:我觉得这两种情绪其实是一种情绪。
小刚说的对,所有看过电影的人,原来他不管是什么观点,不管是什么世界观和方法论,不管他对生活,对电影,对中国,对世界是什么样的看法,他看了《一九四二》后,他有一点变得善良了,再刻薄的人在谈论《一九四二》的时候,他感动了,他被震撼了,接着他变得善良了。
我觉得这个不会是因为我和小刚,肯定是因为电影里300万人,那是他是自己的来源啊。面对这个灾难他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悲天悯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作者的情怀是悲天悯人,这是居高临下的一种姿态。我觉得电影赞同灾民的这种幽默的态度,如果存在悲天悯人的话,他会有一种同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还有你说荒谬。我跟小刚没说要荒谬,是生活本身它是荒谬的。
当时就出来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本身,从戏剧理论来说是不成立的,因为你看灾民这一块,委员长这一块,白修德这一块,宗教这一块,日本人这一块,几大块的主要人物相互是不见面的,没有具体的矛盾产生,这从戏剧理论上绝对不成立的。但是它为什么成立了?那是因为他们在对1942年灾难的态度上是非常不一样的,他的态度相遇了,人并没有相遇。
几个不同的态度,包括委员长对灾区的态度,包括白修德一开始也是想得普利策,宗教是想利用灾荒传教,态度本身交汇在一起是荒谬的,所以出来的结果也是荒谬的。这个荒谬不是我们故意要把人物关系编得很荒谬,而是不见面的人共同做了一盆杂拌粥,它是荒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