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正英迟到的道歉与中国的无责任政治
今年4月,主政水利部近40年的钱正英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终于承认今年西南及东南亚大旱主要是中国水资源开发过度的结果。于是有人试图拔高她的晚年反思,居然接受她对自己主管水利部的失政的总结:“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她发出这句轻声道歉之时,正是西南五省几千万生灵因严重缺水而备受煎熬之时,也是东南亚湄公河流域国家心急火燎地期盼中国能够停止在湄公河上游筑坝之时。与马寅初先生活着看到了自己的胜利相反,钱正英看到了自己的失败。如果她还能再多活几年,也许还会看到更大的失败。相对于钱正英主政水利部对中国水生态系统造成的巨大毁损,相对于众生正在遭受与行将遭受的水生态灾难,她那声细若游丝的道歉实在是太微不足道,让人无法为之喝采。
一、钱正英到底是水利专家还是水害制造者?
中国的水问题被行内人士概括为三患:“患水多,患水少,患水脏”。水多是指洪涝灾害频仍,水少是指干旱缺水,水脏是指污染严重。而这“三患”,无论是水利部内部的研究人员,还是外部研究者,都一致认为钱正英难辞其咎。
在中国的部长级元老里,如钱正英这般在同一部委担任三朝元老的可能仅此一例。1952年,钱正英29岁时出任共和国水利部副部长。因为部长是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钱正英因此是水利部的实际主政者。1975年以后钱出任水利部部长直至1988年退休。据新华社公布的官版钱正英简历,她“曾参与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海河等江河流域的整治规划,负责水利水电重大工程的决策性研究。在治理淮河及密云水库、刘家峡水电站、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等工程建设中,处理了出现的重大技术难题”。
将她这一辉煌经历与上述河流及水利工程的恶劣现状结合起来看,可以说钱正英主政水利部40年,就是中国水资源被系统地破坏与摧毁 的40年。她主持整治的黄河断流、海河缺水、珠江严重污染、淮河成了害河,如此业绩,有何“水利”可言?
一位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作几十年的专家对钱正英领导的水利工作之弊看得一清二楚,退休之后曾挥笔写下一篇“为什么中国至今水旱灾害无穷──简评50年来中国的水利工作”,以“陈实”之名发表。该文列举了钱正英的诸多政绩:治理淮河半途而废、推行了错误的“三主”治水方针、在河道整治方面忽视“以泄为主”的防洪工程、工程建设上以群众运动代替专家决策、废弃科研规划设计并大砍水利规划设计及科研机构、盲目上马一批愚蠢的工程、排斥不同意见和用人不当等等。比如作为负责人的钱正英曾想出一个“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所谓“三主方针”,完全忽略了全国各地截然不同的地理水文条件,违背了水利工程必须“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结果导致全国出现了许多“病、险”水库,有些水库一蓄水就垮,有的刚竣工尚未蓄水就垮坝崩堤。70年代初中期每年都要崩塌好几百座。又比如,水利部为了本部门利益,惯于用大型工程来“钓鱼”:先低报预算,骗取批准,同时抢先动工,造成既成事实;工程开工后就以此为“质押”,不断增加开支,最后工程的决算往往是预算编列数的几倍;一个工程未了,马上筹备下一个工程,为专职的水利施工队伍安排新“饭碗”。由于水利部能挟“水利”之名义要来巨额经费,所以水利部的各项工程向来十分浪费。如果用今天流行的语言评价,水利部是中国中央政府各部委当中最早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部,其利益集团化的结果是将水利变成了水害。
钱正英卸任之后,还留下了一个后患无穷的三峡工程。关于她与三峡工程的关系,在戴晴那篇著名的“忍向黄河哭禹功”(戴晴在国内发此文时,只能用笔名。)及王维洛的“钱正英与中国水问题”里有很清晰的描述。对于水利专家黄万里置政治内险于不顾,持之多年的泣血劝止,钱正英根本不予理睬。黄万里先生因无法阻止三峡工程因而抱恨终天。
这些事实有不少当事人所写文章为证。也就是说,钱正英主政中国水利事业时期犯下的错误,并非她一句轻轻的道歉就能够勾销,因为她那数不胜数的水害工程不仅祸及当代,还殆害子孙。
钱正英的反思与道歉并未将中国水资源系统的破坏与现有政治体制的关系联系起来,比已有的所有反思不知浅薄了多少。
她的反思远不如一个普通专家深刻。“陈实”说︰大型水利工程之所以在中国成为“政治需要,政治工程,是因为高层领导把这种工程看成是给其个人及共产党‘树碑’的政治性活动;而下级官员拚命迎合上级的这种需要,则是为了个人的升迁。无论是高层领导人,还是水利部的技术官僚,谁的眼中都没有民众的利益。只要‘政治’上‘正确’了,水利部的负责人无论制定什么样的错误决策,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都极少承担政治责任。”
钱正英的道歉缺乏诚意。她对政治权威的服从是一贯的,如果说毛泽东的淫威少有人敢不服从,那么她对江泽民的露骨拍马则足显取媚权贵早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例如1998年长江洪灾,科学界认为既是天灾,更是人祸,但江泽民却认定只是天灾。这时已经退休的钱正英挺身而出,以“水利权威”的身份坚决捍卫江泽民的“天灾”观点。当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出炉后,钱又与时俱进地把三峡工程和“三个代表”紧密联系在一起。
脱离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反思,注定是反思不出什么结果来的。从这点来看,她甚至不如她的政治后辈潘岳。潘岳在2006年2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还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中共的政治制度是种无责任政治。从毛泽东开始,任何政治领导人都无需为自己的罪错承担责任。大至国家领袖,如毛泽东杀人无数,至今还被官方奉为“英明正确的伟大领袖“,并被无数人怀念着膜崇拜着。小至如今的地方官,不少平民在拆迁中以自焚抗争,却未闻有官吏为些丢乌纱帽。中国的水资源系统在钱正英主政水利部40年之后濒临崩溃状态,却未闻钱正英有过任何谢罪之举。一声近于唇间嗫嚅、只触及皮肉的轻声道歉还被采访者加以表扬。中国人对权贵如此宽容的无责任政治什么时候才能终结?!
但民间自有口碑在。三峡工程决定上马后,黄万里先生生前表示:将来要模仿杭州的岳坟,在白帝城上立三个跪着的铁像,让他们向长江请罪,向中国人民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三铁像是钱正英、张光斗、李鹏。在铁像旁边还要另立上一碑,碑文是:“请原谅,我们没有能够阻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