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湖南省长 关于谭组庵为湖南省长兼督军之公电
新读:谭延闿第二次督湘 中央要他下台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是湖南大公报1916年8月5日星期天的第二页报道,全是时政新闻,在这些新闻中,对湖南本省来说,最重头的莫过于湖南改易督军与省长。8月3日,众多公电一致推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此时先前段祺瑞政府要求吴光新任职督军,但吴目前仍滞留今岳阳一带)。
此时的谭延闿还在上海,电令8月3日下达,直到8月22日他才正式到长沙就任。这是他第二次督湘。
谭延闿是晚清进士,出生在浙江,他的父亲谭钟麟是湖南茶陵人,在晚清历任浙江巡抚、两广总督、直隶总督等封疆大吏。后人谈起谭延闿,总是将这一显赫家世与他的政治手段联系在一起。
但实际上,这种联系并非绝对成立。谭姓虽然是茶陵第一大姓,尤以谭钟麟家族为首。但谭延闿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多好处。
他在辛亥革命前,力主立宪,当了湖南咨议局的议员。后在辛亥革命期间,长沙新军起义,宣布湖南独立时,谭延闿被当地士绅推为参议院院长,兼民政长,当时新军推湖南浏阳人焦达峰担任由革命党人组成的军政府都督。弱小的革命党人显然与强大的立宪党人不是同一个族类。后者随即将其谋害,谭延闿自己当了都督。
这是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有意思的是,他出任都督时,并未口出谦辞,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他说是"奉母命"而为之。
谭延闿的都督职位后来被袁世凯撤掉,尽管他在孙中山下野之后立刻拥戴袁世凯,但由于他在孙中山二次革命时摇摆不定,宣布独立,袁世凯于是觉得谭延闿不是自己人,就撤掉了他,改任湖北人汤芗铭为湖南督军。当时是民国三年。
谭延闿说被撤就被撤掉了,他的同乡们没有人能帮他。他随后远走他乡,去了北京、青岛、上海。
第二次督湘,是他蛰居的三年之后。一上任,他就提出"湘人治湘"的口号,拒绝非湖南籍的人来担任督军。与此同时,为保督军位稳固,他在湘军系统大肆安插亲信,培植党羽。其中的做法之一,就是裁汰军队,理由是,军费太多了,财政顾不上,只能减员,其实减掉的多是那些不是自己人的人。
谭延闿的做法正好应了这张新闻纸上的社论:《湘省当务之急:裁兵善后,汰冗减薪》。
正待他理政如火如荼之际,北京中央政府政局已是硝烟四起。在1916年到1917年之间,总统黎元洪与段祺瑞争斗不息,段祺瑞愤而离京,黎元洪请张勋调停,于是张勋复辟发生了,黎元洪下台了。段祺瑞随后发兵驱张,再次入主国务院。
黎元洪下台严重影响了谭延闿的督军之职,因为谭延闿之所以能获任,来自黎元洪的授意(黄兴曾被湘军部将程潜等人推举,后者坚拒,他建议蔡锷或谭延闿任督军,蔡锷也表示有意回乡任职,黎元洪最终选择谭延闿)。
黎元洪倒台了,段祺瑞野心膨胀,一意推行武力统一中国大业。对于谭延闿,段祺瑞容不下来。于是后者借机任命其正在北京任职的亲信,湖南人傅良佐担任督军。段的理由是,谭延闿是文官,怕是不好当督军,但可以当省长。
时人对此任命无可奈何,一是中央政府的任命,有一定的权威。二是,傅良佐是湖南人,也合乎谭延闿湘人治湘的口号。
谭延闿一点办法都没有,尽管他各方活动,请西南军阀陆荣廷出兵相助,但后者没敢冒此险。加之湘军内部也不稳定,谭延闿没有留恋省长的职位,于是再次拱手辞职。
这时是1917年7月,他督湘还不到一年,跟他第一次督湘一样短暂。
谭延闿的督军职务,由北洋军阀中央政府所命,也由其所夺。他虽有挣扎,但各方摄于自己利益,没有帮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北京中央政府在各军阀眼中,还是具有相当的合法性,至少在地方大员的人事安排上,具有建议权,当地议会在法律上虽然有选举地方大员的权力,但多也仅限于形式。再者,汤芗铭、吴光新的任职建议表明,中央政府原则上寻求异地空降地方大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