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供给侧改革 刘世锦等:要素市场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

9月11日,由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联合主办的“躬行与攻坚: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研讨会(以下简称“供给侧改革研讨会”)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指出,供给侧改革不能泛化,需要防止纳入所有内容。在此基础上,强调聚焦要素市场改革。

刘世锦表示,从宏观层面来看,供给侧改革需要减税,企业负担比较重,但目前是经济处在下行期,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下行压力比较大的地方,财政压力比较大,减税空间有限。

而从微观层面来看,则是要素市场改革存在空间。刘世锦说,解决马桶盖和电饭煲的问题,也是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表面看是创新、环保、有竞争力的产品,但背后是要素生产率的问题。只有全面放开要素生产准入,优化组合,降低创新成本,同时消除对要素的扭曲,才能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

刘世锦指出,供给侧改革过程需认识一些问题。第一,行政垄断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例如基础行业中,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服务业中医疗、教育、文化等行业行政性垄断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对要素和生产力的提升影响较大。

第二,供给侧改革培育新增长点,不仅仅是纯粹的新动向,还包括老领域换新机制。比如电信市场,在国外包括香港、斐济等地,其电信资费与国内相比都便宜,因此,在中国偌大的市场下,需要降低电信运营成本,降低后将带来新的潜力。

刘世锦说,对于土地要素,北京、上海、深圳近期飙升,有其合理的因素,中国进入大都市圈进一步加快发展,各种资源向城市汇集,住房需求增多,这是合理的方面;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些不合理因素。第一是城市规划人口数量,不能通过规划来限定或限制一定要多少人,如果按照规划计划,那么若规划的指标与最终数量有较大差异,必然会造成土地、公共服务等多方面资源出现问题。

第二,应放开农村基础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

“而高房价导致了已经突出的收入分配差距大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刘世锦认为,怎样减少泡沫经济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是现阶段面临的问题,高房价一方面带来了人们收入水平差异不断扩大,而另一方面,则是阻挡了创新环境。土地要素,房价的高门槛,使得年轻人认为城市成本过高,难以继续,企业创新也是如此,这也就磨灭了城市的创新意志。

刘世锦认为,现阶段的金融风险的确存在。由于房价高企,创新都用于买房,但是,中国经济不再一直高速增长,将维持较长一段时期中速,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环境已发生变化,应警惕金融风险。

滕泰:

要素市场需要突破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供给侧改革研讨会上表示,经过一年时间,虽然已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新计划经济,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也不能同扩大总需求对立起来,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供给侧结构改革方案。但是需要看到,一些涉及土地、资本和劳动要素市场的深化改革方面,还是期待着真正的突破。

在老百姓关心的一些民生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领域有:医疗供给侧改革、教育供给侧改革、交通能源供给侧改革。这些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还需要真正的攻坚克难,拿出有效的方案。

滕泰表示,从去产能去库存与新动能的关系来看,去产能、去库存和培育新动能、新供给是同向并肩而行的两条河流,不是说老化的产能企业关闭停产就是供给侧改革,而是要让落后的生产要素比如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转移到新领域中,才是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苹果手机为例,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苹果智能手机用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相关产业链占到美国GDP0.5个百分点,拉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但在此之前的一些老供给就随之消失例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等。

因此,滕泰认为,新供给、新动能和老供给退出必须是同时的。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是地方的,如果仅仅强调去产能和去库存,而不知道如何培育新供给、新动能,经济形势将会产生负面效果。

“不同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也到了真刀真枪的时候。”滕泰说。以医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例,不论是魏则西事件还是广东的伤医案,一个事件迅速引发了全社会的不满,已经反映了这个矛盾到了相当的程度。因此,应短期治表,增加医疗有效供给,中期疏通经络,改善供给结构和质量,长期治本,提高医生公信力,建立医护人员的培养机制。而这同样存在于教育、金融、土地、能源、交通等多个方面。

滕泰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抓住了中国经济运行的矛盾。“过去十年我们就是一脚刹车一脚踩油门,如果你是一个驾驶员,你三个油门都踩到底了,投资、消费、刺激出口的油门都踩到底了,你发现车子还在减速,怎么办?你只能停下来看看发动机有没有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发动机的角度提高中国经济的动能。”

滕泰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为了把中国经济搞下来,而是为了恢复它的创新方式,怎么把它搞上去。因此,应真正降低土地的供给成本、降低资金的成本和提高劳动的供给效率,对医疗、教育、能源、金融彻底改革。

王忠民:

要素市场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市场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在供给侧改革论坛上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在要素市场中充分落脚、着力和根本性改革,而且要素市场的着力和根本性改革的主要的方向应该是市场化的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

王忠民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近几年来着力、用力探索和出台政策最多的时期。前一阶段解决了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供给商品和服务的主体,包括引入外资、混合、国有混合,所有这些企业资本的组合方式和企业生产什么样的东西的问题,到现阶段已完成70%。

“而在此之后,需要认识到的是用什么样的要素生产出的商品,在市场上按时间价格交换,核算成本和利润,供给产生需求。萨伊说一旦当企业端形成供给的时候,要在生产要素端产生需求,而这一端我们只完成了30%的市场化。”王忠民说。

例如,现阶段互联网领域BAT全部的资本端口,不是用的中资的资本端口,而是外资的资本端口,到今天为止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还是软银和雅虎,雅虎都卖光了,但还占相当的份额。资本端口形成了偌大的民营资本,也形成了偌大积累的国有资本。

再比如,阿里巴巴先在香港上市,私有化又跑到美国上市,而这个路径的原因是此前的A股不允许中概股上市,这是因为我们资本市场化架构体系,我们所谓按照资本同股同权考虑的时候,没有容纳它的合伙人制度。这也意味着,生产要素市场仍然有很多约束机制。

王忠民同时表示,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的问题是税收没办法降。你降了税率就会减税收量,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降税率的同时,税收量还可以增加。

王小鲁:

开放土地市场势在必行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论坛上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决议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意味着开放土地市场。

对于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买卖方式,王小鲁认为,的确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获得大量的土地出让收入弥补地方财政不足,而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征地,避免了土地买卖双方之间的讨价还价,避免了很多投资项目久拖不决,它起到的作用能够保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快、见效快。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小鲁认为,现阶段土地的交易方式所带来的弊病,大于他的积极作用。

王小鲁说,一方面:地方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地,首先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政府征地而且获得土地的全部出让收入侵犯了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常常导致强拆强征,造成官民冲突,加剧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利益推动下,过度鼓励房地产开发,造成房地产大量空置,造成资产泡沫和资源浪费。

同时,地方政府独家征地卖地,排除了竞争,抬高了地价房价,因此加重了居民负担,抬高了商业成本。再者,政府高价卖地的同时,保留了大量的低价或者免费供地,这样一种不均衡的土地制度造成土地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和浪费,助长了不公平的竞争,不同的企业面临的是不同的地价。此外还存在通过权力配置土地资源,实际上导致了官商勾结,助长了腐败,导致了资源的错误配置,导致了公共资源的流失。

因此,王小鲁认为,现行的土地制度,明显的弊大于利,是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所以,这样一套土地制度是迫切需要改革的。

王小鲁指出,不应限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的流转,阻碍土地进入市场流通。同时,应警惕大规模的资本下乡。现在有这样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用大量的财政补贴鼓励大规模的资本下乡,要么不转,要转就给上万亩甚至几万亩,一下子把所有的地拿下来,然后你搞大规模的土地经营。

但一些经营者大规模圈地征地,但在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用完之后就陷入经营亏损、有的经营者借土地开发、农业经营为名搞变相的房地产开发,这其中少部分土地用于开发房地产了,大部分的耕地反而被闲置了,导致抛荒。因此,应对大规模的资本下乡要慎重,应保护农民利益,特别要鼓励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

对于出现偏差的原因,王小鲁说,一是维护现有既得利益,二是怕乱。他认为,对于政府财政来源减少,应截流和开源。截流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开源则是,针对拥有大面积、多套住房的买房、囤房用于投机性或者是投资性目的的房地产拥有者,尽快开征房地产税。对土地转让收入中形成的暴利征收土地增值税,例如,一个四合院转让出去,应以征土地增值税收回一部分,用于公共服务,用于社会保障。

王小鲁最后强调,开放土地市场应该循序渐进,要防止以开放土地市场为名,政府和开发商联手推动征地拆迁,低价格拿地;防止一哄而上,助长房地产泡沫;防止集体所有权的虚置,农民利益得不到保护;防止土地无序开发,防止破坏耕地保护和国土规划现象,要加强监管。

王小鲁指出,开放土地市场势在必行,其能够抑制房价地价过度上涨,减轻居民负担。其次,纠正低价无偿供地,提高土地效率;第三,能够盘活大量农村闲置和废弃的土地资源。

胥和平:

创新的根本是新的想法并且可以挣钱

科技部调研室原主任胥和平在论坛上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必须从创新角度回应。其不是把原来的家底激活再度释放,而是要瞄准明天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不是供给侧结构量的问题,而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因此,用传统的模式和业态考虑产业发展的问题是不行的。

胥和平指出,从创新角度我们谈新供给、新动能、新需求,很大的机遇在创新上。我们希望有很多的科技成果能够用起来,创造出新业态,真正用来创新,不能光是科研,只有用起来创新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从要素角度谈创新的问题,那么创新要素的市场化又是非常重要而且极其短板的。从科研角度上讲,大量的科技资源现在配置不好,许多科技资源被捆起来了,现在越捆越倒退。”

因此,胥和平指出,对于创新,大家简单地把创新理解成科研,把创新理解成科技,理解成专业知识,这有极大的偏颇。创新的标准定义是科技成果的应用,他认为,在基本定义上研发不算创新,做几个团队实验室不是创新,只有将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做出来才是创新。

“美国人对创新最新的定义是这样的:创新是一个新的想法并且能够挣钱。这个想法写进了G20路线图。“所以,我们将来围绕着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否培育的改革,恐怕还要围绕在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的规范,新的产业规制管制上下工夫,这是真正的围绕创新来讲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

顾强:

供给侧改革需在细节上发力

工信部规划司原副司长顾强在论坛上表示,在供给侧补短板怎样看政策细节,即使宏观大方向都是正确的,但细节上如果没有精准发力,新动能、新供给就很难形成。

顾强说,2013年领导让我们做了研究,中国为什么不出特斯拉?为什么美国能够出?结论很简单,中国有发改委就出不了。因为这个汽车要经发改委报国务院审批才能新生一个汽车整车企业,汽车整车企业要经过三层准入:企业准入、项目准入、产品准入,产品准入要上公告,一般都上不去。

“现阶段虽有部分改进,但体制仍然没有改变。”顾强说。直到今天新能源汽车准入,各个部门都在出一些内部办法试图规范,但我们规范的思路基本是提高门槛,而降低门槛的越来越少。

顾强指出,由于政策体系不变,通用航空至少10年以上,三网融合要20年。每次中央文件都积极推进。但三网融合推得怎么样?部分地区有进展,整体进展不大。事实上,只要将其中一家公司变成广电网络,这样也可以真正增加基础运营商,或者对基础运营商进行适度的改造。

以通用航空为例,在我国通航起降点仅400至500个,但美国有几千个。对于美国通用航空是传统产业,但对于中国仍然属于没有起步的产业。而造成难以推广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技术上存在问题,而是体制上的阻碍。

从中国汽车来看,现阶段产量销量都已成为世界第一,由多个部门管理。例如新能源汽车是鼓励老企业,还是鼓励新企业?在发展方向上,有的部门主张推广平均油耗和新能源汽车,而有的部门则指出说要搞零排放和碳排放,多龙争霸,难以判断应以怎样的路径发展。

因此,顾强认为,怎样建立一套有效的体制和有效的管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问题。每个行业都有特定的规则,每个行业都有若干规则和特定规则,如果这些规则不提到一定层面来研究推动,那么相当一部分的新动能新供给就难以达到效果。

李锦:

供给侧“非改革因素”降低改革作用

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李锦表示,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总体上看,改革动力不足,结构改革的新动能不足。供给侧改革的“非改革因素”,使得这场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

李锦认为,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去旧产能,而是增新产能;不是去产能,而是通资本;从思路上看,不是投资刺激,而是供给拉动;不是找新动能,而是找新动力。他认为,资本的释放方向是国家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矛盾。

“目前,中国存在两大过剩:产能过剩与资本过剩。”李锦说,一般情况下,人们注重去产能过剩,而忽视去资本过剩。中国经济风险根源是资本过剩,产能过剩是表象,资本过剩是实质,目前的“恐慌性购房”便是一种表征。李锦指出,目前有些地方的供给侧改革是“不改革”的改革,没有改革的供给侧结构调整并不能称为供给侧改革。他认为,改革的关键是“放权”,同时,要市场化,要政企分开。

李锦认为,现阶段我国改革应摆脱“顶层设计依赖症”和“央企试点依赖症”,应从实践中基层创造、总结经验。通过动力机制,解决好“谁来干”的问题。

钱智:

寻求要素资源效率最优化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改革处处长钱智表示,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即要素新供给,也就是寻求要素资源效率最优化。实现要素新供给,首先要强化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资源要素的产出效率,这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

另外,对于持续增长的外在动力,钱智认为是制度新供给、结构新供给、政策新供给,也就是寻求经济运行效率的最大化,也是对资源要素有效供给和市场优化配置的保障。

例如:完善资源要素有效供给的市场制度,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合理定价、公平交易等;完善资源要素有效配置的市场制度,强化企业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竞争活力,释放企业创新动力;打破原来的制约资源要素市场化供给和配置的制度藩篱,包括推进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等。

结构的新供给着眼于化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包括投资与消费的矛盾、经济增长动力的矛盾、产业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等。

钱智表示,从上海来看,上海放宽“互联网 ”等新兴行业市场准入管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其次,强化资本市场对创新的支持力度,设立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科技创新板,加快战略新兴产业板建设;推动建立覆盖全市的科技银行服务网络,推动设立民营银行及专注服务科创企业的专业证券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构建以科技园区为重点的科技融资服务平台等。

第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修订一系列涉及知识产权的法规与政策;谋划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完善知识产权估值、质押、流转体系。同时,优化人才管理机制,优化社会创新服务网络,优化创新工程和创新载体布局。

钱智表示,目前上海也面临着包括经济增长支撑动力不足、科技创新活力不强、要素供给面临突出矛盾、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等问题。

钱智指出,未来实行要素新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技术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推进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升级,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包括加快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高度集聚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实行制度新供给加强市场机制。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对接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新变化,构建高水平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体系,建立适应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金融开放创新体系,推进边界内措施的压力测试和改革试验。

此外,实行结构新供给,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服务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壮大主导产业和潜力产业。同时,实行政策新供给,改善发展环境。完善必要的配套政策,解决短期的迫切问题,为推进结构性改革创造稳定的环境。

包括降低企业成本,清理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扩大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社保成本和电力、物流等成本。二是防范和消除金融风险。特别是防范地下金融和影子银行风险,聚焦非法集资、P2P网络借贷等领域,遏制案件高发态势。

加强银行理财产品、信托、民间融资等领域风险监管,加强房地产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控。三是弥补短板和薄弱环节。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加大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的有效供给,加强环境整治和交通拥堵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