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刘旭明案终审 神木民间借贷风波反思:两大案件击溃神木人信心
当“信天游”遇上全球化,自然会有断层。神木民间借贷风波,阵痛中也让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站在跨跃断层的节点上。在深深的一跃前,首先需要反思.
自从去年年底吸收存款达23亿的张孝昌案暴露后,神木民间借贷的风波逐渐聚集。神木民间借贷问题的集中暴露影响到底有多大?根源到底在哪?搞清楚这些,才能为民间资本如何从头再来,民营企业如何转型升级,找到跨跃的平台。
1、民间资本的“信天游”
“张孝昌与一千多人往来资金上百亿,却没有账务,没有会计,完全依靠白条”,神木县张孝昌集资案专案组负责人、县政协主席张宏智介绍说。
和张孝昌一样,大多数民间借贷靠的是一张白条,甚至没有白条,依靠记忆“做账”。
因为是亲戚朋友,因为天性豪爽,神木人在借贷或者入股中,经常靠口头协议,或者一张白条。与银行贷款繁杂的手续,担保和抵押,漫长的周期相比,神木人更喜欢从亲戚朋友中直接借款融资。重视关系,注重快速省事,是神木个人借贷的习惯和准则。
“外界媒体说神木有多少地下钱庄,是不准确的。神木的个人借贷,多数没有固定地点,更没有什么组织,随时、随地、随意发生,是真正的‘信天游’,饭桌上聊几句,打个电话,一次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就敲定了,一笔笔款就到账了”,主管金融的县长助理、中小企业局局长刘光秀说。
陕北信天游想唱就唱,想多高就多高,无谱无律——神木的民间借贷,确实像极了信天游。
虽然民间借贷历史悠久,但之前零星的民间借贷一般用于消费,生产过程中的流动性不足习惯用赊欠的办法解决。
“2000年左右,许多人把煤矿卖了,煤价上涨后又后悔了,再筹资买回来,发现还能赚,于是出现了炒煤矿”,熟悉神木企业成长史的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余清才这样总结炒煤矿的源起。正是在炒买煤矿中经常急需大量现金,出现了规模化的民间借贷,炒煤矿的高额利润又支撑了高利息。短期和长期投资煤矿,都使神木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民间借贷功不可没。到2008年左右,一批新型化工厂已经建了起来,煤矿的价格趋稳,看起来进入稳步发展的时期。2009年,在宏观政策刺激下,和全国一样,神木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迅猛增长,煤矿价格又开始大涨,大项目增多,热钱涌动,民间借贷出现大规模扩张。
无疑,民间借贷确实促进了投资,在开始几年也让参与者获得了高收益,可谓皆大欢喜。到2011年,神木看起来更富有了,街上的豪车随处可见,酒店的消费更高,普通人家的婚宴也经常喝茅台五粮液。财富的盛宴让许多人觉得,鄂尔多斯式的借贷危机离自己很远。到了2012年,宏观经济的持续走低,让神木的民间借贷有了阵阵寒意,借贷案件陡然增多。但靠着多年以来的坚实互信,大家普遍认为扛过去没大问题。
击溃神木人信心的,是两大案件。
神木民间信贷的发达,首先在于神木人的互信和一诺千金的性格。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张孝昌案和刘旭明案,神木的民间信贷很可能会坚持到经济复苏。击溃神木人信心的,首先是张孝昌案。张孝昌55岁,本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靠做小生意进了城。在2008年经营金店后,张孝昌学会了在网上炒黄金期货、白银期货。张孝昌正是以长期炒黄金期货能获取高利润为诱饵,以2.5到3分的高额月息,吸存了大批的资金。张孝昌今年春季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批捕。截至2012年12月案发,吸收存款22.74亿元,报案人数达431人。刘旭明案是目前认定的唯一集资诈骗案,年仅30岁的刘旭明以虚构的一个位于内蒙古的煤矿,以熟人亲戚为纽带,骗取了集资9亿元。
神木一位银行行长说:贵金属期货,是金融机构、专业团队都难以驾驭的全球化高风险投资,只有小学文化的张孝昌居然声称要控制市场,不计成本的大规模贷款炒贵金属期货,本身是一个笑话。但这一笑话在神木居然成为现实;刘旭明案中,几十个动辄上千万的放款人,居然没一个人去当地核实所投资煤矿的真实性,足可见神木民间资本粗放的“信天游”本色。
信天游式的个人借贷,完全处在监管之外。神木目前有经过审批的小额贷款公司22家,担保公司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所放出去的贷款,只有26亿。在被估测为200亿左右的民间借贷中,只占了零头。
2、借贷案实现了零上访
“媒体把负债逃跑叫‘跑路’,整天渲染‘危机’、‘崩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否则情况应该会好一些”,神木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老板刘先生说。
刘先生搞过建筑,有过煤矿,刚刚前年从煤矿中退出股份,手上有不少流动资金。他的小额贷款公司吸收了6000多万存款,全部放了出去。“去年开始出现问题后,我们是有底气的,拿钱的人都有生意,存钱的人都是手头的余钱,如果实在不行时,坐下来互相把高利息免除后,互相还本金是没问题的”。但媒体整天报道“借贷危机”,说这个“跑路”,那个“跑路”,这样一段时间后,大家的心理撑不住了,有一天存款的人把我家围住了,要求我不能离开神木,要求到拿钱的人那里查扣资产;消息传到拿钱的人那里,真的有人跑了……
刘先生说,多少年以来,神木极少有人借钱不还,负债逃跑被视为自绝于社会的行为为人们不耻。但是,自从温州借贷危机以来,媒体创造了一个词叫“跑路”,把为人不耻的借钱逃跑行为中性化,直接助长了不负责任的借钱逃跑行为。加上未经科学研判、外地媒体突然定义的“危机”说,诱发了人们的恐慌。许多神木人认为,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动辄用“危机”、“跑路”,在神木借贷风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曾经豪车遍地的神木,如今豪华车减少了一半。当地人介绍说,直接或间接参与借贷或给别人担保的人把车藏起来了,因为怕被扣;还有部分已经被扣了。神木县公安局副局长郭小平说,在公安局立案的23起案件中,除一起集资诈骗、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外,大部分的借贷案,是信心丧失后发生“挤兑”才出问题的。“这里面有不少是三角债、多角债,如果能维持信用,合理处理的话,结果会比现在好”。
三十多岁的郝军,从2011年开始放贷,以2分5吸收资金,再以3分到3分2放出去。最高峰时,郝军放出去的资金有5000多万。去年以来,郝军处理掉了大部分借贷款,目前放出去的有1000万本金难以收回,在他这“存款”的还有500万本金没法偿还,放出去的另外500万,是郝军从家里拿的起步资金和前两年的利润。目前,在神木法院,有十起借贷案和郝军有关,作为原告四起,被告六起。既被追债,也是追债人,郝军的体会是:媒体从去年以来对神木“危机”的报道起了引导作用,一些本可以维持的借贷关系也人为出现问题;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能力,普遍变得很急,都想马上要回“存款”,这就必然出现“挤兑”,出现问题。郝军说,如果最后这1000万能要回来一半多,就能偿还“存款人”了,再把家里的起步本钱还掉,就当自己这几年白干了,然后从头再来。
民间借贷出问题后,除了私下调解外,多数在法院解决。由于案件太多,神木法院今年买了一台银行大网点才用的叫号机。
神木法院有办案人员八十多名,截至今年7月10日,仅信贷讼案达2893件。为了尽量多尽量快的审结案件,办案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许多工作人员一日两餐都在法院吃,孩子没地方去,只好也到法院食堂吃饭,院里不得不增加两名炊事员。由于工作量太大,执行庭先后累倒了三名壮年工作人员。立案庭副庭长是位女同志,刚做完手术的第二天,由于人手不够,由丈夫陪着到办公室加班……
为了查清借贷案被告的房产、汽车,神木法院平均每天都有人员在西安。神木法院的人一去,西安市房管局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一般都能认出来。了解到神木法院的人成天上来为案子奔波,陕西省高院的一位院长曾提出给神木法院提供一间办公室。
但案件多到法院用上叫号机,长期超负荷办案,也让一些涉案群众担心,这么多案子,能及时办吗?超负荷办案,能保证质量吗?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吗?
神木县人民法院院长李保平说,民间借贷案不会拖延,“这类案件推一推,不仅影响稳定,且办案难度会不断增加,后果会不断聚集,对我们也很不利。”据了解,神木法院去年受理的2015件借贷案,当年审结1943件,没有一件出现上访。李保平说,案件数量大,审结率高,并不影响办案质量,这点请大家放心。
在神木县法院2012年审结的10.35亿的借贷纠纷案件中,执行回来2.7亿,执行率为26%。考虑到诉讼标的大多数包含了高额的利息,据测算,按本金执行回来40%左右,损失过半。
神木民间借贷的规模有多大?广为流传的200亿,是时任县人民银行行长郭辅平在2010年委托专业机构测算的。
神木民营资本的损失有多大?目前,神木公安局受理的案件,涉案金额为31亿;神木法院去年至今受理的案件,总标的为33亿。考虑到这些金额中多数包含平均30%的利息,进入法院和警方处理的借贷本金应在40多亿。相对于神木至少500亿的民间资本,(也有机构预测是700到1000亿)目前“出事”的不到10%。
神木恒德煤焦电集团总经理张雄虎说:虽然借贷风波涉及面广,但神木的实体经济并未受到创伤,资源的价值依然在。“枝叶受损,但根依然深深埋在地下”。在神木实业界看来,信心发生动摇的民间借贷风波,是一次震荡,但还构不成危机。
3、成于“不学习”,败于“不学习”
虽然程度不同,但神木借贷风波自然让人联想起温州和鄂尔多斯。由于神木拥有诸多更过硬的因素,许多人在考虑:神木是否本可以安然度过?
人民银行神木分行行长刘向明说:神木与温州最大的不同是资金流向的不同,实体支撑的不同。温州的民间借贷资金大部分流向是炒房炒地炒资源,其实体支撑是平均利润率在5%—15%的批发零售业和制鞋制革业。而神木大部分流向了实体经济,而且这些实体经济在当时的平均利润率都高于15%。
与鄂尔多斯过半资金流入空中楼阁般的康巴什新城相比,神木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明显好一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鄂尔多斯民间借贷风声鹤唳之时,神木看上去风景独好。
神木人缺乏常识和过于自信,使得最终没有免于风险。
其实金融机构较早已经预料到金融风险,并且加以防范。神木农商行董事长余清才说,2009年他们请了市场细分机构对神木的金融风险进行评估。专家们认为,神木的经济结构过于依赖煤,必将带来较大的产业风险和金融风险。从2009年开始,农商行将单笔信用贷款的额度不断降低:从2009年的300万,降到2010年的200万,再降到2011年的120万,2012年进一步降到100万。
占有神木各项存贷款40%以上的农商行是当地经济真正的“晴雨表”,可是参与借贷者没有人管这些。民间借贷最火爆的,反而正是2009年以后。
农业银行神木分行行长乔业军说:“大型商业银行都有专家团队,并有咨询业务。这几年到我们这咨询贷款的人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人咨询过宏观经济形势和理财产品。神木人不管宏观经济,也看不上银行理财产品的利润,只盲目相信神木的经济,相信这个‘聚宝盆’。”
为什么信天游式粗放经营资本的神木人,在宏观经济走低的背景下,依然相信高利润,敢于继续投入民间借贷?
“小额贷款公司,和没有注册的‘影子银行’大多是老板开的,这些老板普遍都有煤矿。矿在那放着呢,一个十几亿几十亿,还有什么担心的呢?”一位民间借贷的参与者说。
“这些老板基本上是靠‘灰胆大’突然暴富的,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他们不喜欢学习,凭感觉投资,神木民间借贷的‘主心骨’就是这批人”,神木县工商局局长武秀元说。
不懂宏观经济,不愿意学习经济常识,不懂法律,被认为是神木最终不能免于借贷风波冲击的重要原因。“十年来煤炭产业的‘井喷’中,暴富最多的是不懂经济的大老粗,可以说受益于不学习;这次借贷危机,也是不学习、不懂经济造成的”,余清才说。神木人总结说,这是成也“不学习”,败也“不学习”。
4、长期的空白
神木借贷风波,也让人们开始追问:地方政府能不能管住民间借贷?
早在2010年,鉴于借贷案件上升了40%,神木法院进行了两次专题调研,并向榆林市银监局、政法委寄了《司法建议书》,提出民间借贷案件正在大幅上升,应防范民间借贷的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而在此之前,神木县政府已经注意到了民间借贷问题的端倪。县金融办在这一年加大了防范金融风险的宣传,并联合工商局对一百多家担保公司进行整顿,最后担保公司只剩下两家。其余一百多家担保公司,注销了一批,提升转化了一批,部分担保公司整合转化为小额贷款公司。
许多神木人都记得2011年在广场上、LED屏上看到的警惕个人借贷风险、认识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的“那些话”,在当时显得那么遥远。当时鄂尔多斯借贷危机尚未爆发,非法集资、金融诈骗案例,都来自于遥远的外地。宣传进行了整整一年,有些宣传直接在小额贷款公司的LED屏幕上进行,有的横幅直接挂在小额贷款公司门口。“当时有的小额贷款公司有意见,觉得我们在针对他们。作为政府,我们只能宣传引导,我们已经尽力了。”金融办主任刘琦云说。
神木是少数设有金融办的县之一。在县级部门中,金融办是唯一对民间借贷有直接管理职能的部门。2009年成立的金融办,由于编制一直没有获批,至今还是临时机构,七名工作人员全部是临时借调。因为没有行政执法权力,金融办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对民间借贷进行直接干预。金融办能做的,是对全县22家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和对社会公众的宣传。
工商部门是否可以介入民间借贷?记者从神木县工商局了解到,小额贷款公司、民营担保公司的注册经过工商局,工商局可以管理其业务是否超范围经营,但对于没有经过注册的、纯粹是个人行为的民间借贷,工商局没有职能可以介入。
在县一级政府的机构设置中,没有一个部门和单位,对民间借贷真正有管理职能。对民间借贷的管控,长期是一片空白。
针对职能的空白,今年5月,神木县在陕西第一个成立了打击非法集资办公室,空白开始被填补。
5、最大的“软肋”
“神木民间借贷问题暴露后,银行更加惜贷,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更难了”,人民银行神木分行行长刘向明说。
“作为西北第一工业县,神木经济体系最大的软肋是金融”,人民银行神木分行前行长郭辅平说。
神木和一般县域相比,经济结构里最大的特点是境内有神华、陕煤、延长等超大型国企,还有一些中大型国企,工业产能比重超过本地民营企业。
据悉,每年神木的大型商业银行上报的贷款计划,有不少大型国企,也有部分民营企业。最后,获得贷款的多数是国企。
中国农业银行神木分行今年投向企业的13亿贷款中,投向民营企业的,仅仅占了25%,其他都投向了国企。其他国有商行和股份制银行情况也大体如此。“银行当然更愿意给国企放贷,一是政策鼓励,二是风险本身就小”,农业银行神木分行行长乔业军说。据悉,为了能给国企放贷,即使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每年都得上门找国企做大量的公关。
相比之下,民企则是冰火两重天。在2008年之前,神木的民企和国有四大商行基本是陌生的。2009年至今,情况虽然有所改观,但神木民营企业从大型商业银行贷款依然较少。神木有21家银行,包括国有四大商行、股份制银行和本县的农商行(前身是信用社),但2013年民营企业和个人的贷款,70%来自于其中最小的银行——神木农村商业银行。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多年以来,神木民营企业从所依赖的农商行取得贷款,80%以上是以个人小额贷款形式获得。每笔贷款的上限,今年是100万。西部第一县神木,占了GDP产出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所处的金融环境居然如此。
本地的信用社——也就是现在的神木县农商行,奇迹般的发展,也与多年来民营企业难以从大型商行获贷直接相关。近六七年来,作为地方信用社的神木农商行存款余额一直在200亿以上,神木全县包括国企、机构在内的全部存贷款中,农商行都占了40%以上的超高比重。
目前,神木银行业的存贷比是100∶50,而经济活跃地区一般在80%以上。也就是说,神木企业和个人每在银行存款100亿元,最终能贷出来的,只有50亿。而且这50亿,大部分是以个人小额贷款的形式,从本地农村商业银行贷出的。一笔笔小额贷款或者民间借贷资金汇集在一起,流向最缺钱或者利润较高的企业,这就是神木民营企业多年来的融资模式。
当然,和大型商业银行的“陌生”,部分原因也在于自身。“一些资产过亿的企业,老板开个豪车,夹个包包,老婆就是会计兼出纳,没有账务,或者刚刚才建立账务,对这种企业,我们怎么能给他放贷?”农行神木分行行长乔业军说。
“神木的民营企业老板,普遍对国有商行认识不足。只知道大银行要求高,却不知道这样可以促进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和长远发展”,乔业军说。在管理上,在法人治理水平上长期徘徊不前,以至于难以和银行对接,是神木民营企业比较普遍的一个“软肋”。
目前神木各项存款余额680亿元,处在历史高位。银行平均呆坏账率很低,对神木民企贷款最多的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只有0.47%,远低于8%的警戒线。银行体系相当平稳。但企业存款的持续走低,说明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民间借贷冲击的,不是银行,而是实体经济。
民间借贷是神木民营企业的融资主渠道。据测算,民间借贷资金,最后约80%流向了实体企业。神木恒德煤焦电集团总经理张雄虎说,如果神木的民营企业能正常从银行拿到贷款,民间借贷的空间就没有这么大,借贷风波很可能得以避免。
早在2008年,金融专家、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史建平教授就开始关注神木独特的金融现象。“一个重要而庞大的工业体,主要的融资来源于民间借贷和信用社小额贷款,是非正常的,也是高风险的。当这个工业体扩张时,借贷规模也放大倍数扩张;经济一不景气,就会出现金融风险”。
史建平认为,神木民间借贷风波带来阵痛,也带来凤凰涅槃般提升实体经济、资本管理的一大契机,金融机构也应借此补上长期的缺位。“神木以能源动力处在中国经济的上游,重要性不言而喻;占有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多年来在资本管理上、企业管理上都是‘信天游’般粗放随意;相信神木的‘信天游’融入全球化的那一天,就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时候”,史建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