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宾雁到胡舒立(二)
就在胡舒立的前景无比灿烂时,刘宾雁在二零零五年底的美国新泽西孤独的离去。中国的年轻一代记者中,很少知道这个名字了,更少人曾读过他的作品。刘宾雁去世的第二天傍晚,《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堂讲座上问在座的研究生,你们知道刘宾雁吗?在一片哑然后,有人小声说知道,卢跃刚继续追问刘宾雁的代表作时,台下又是一片寂静。
这一切令卢跃刚感慨不已。自从刘宾雁一九八八年离开中国后,不过十七年时间,历史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在八十年代,他是中国最有名的记者,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影响力或许只有方励之能与作比。
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撰写揭露官僚黑暗与社会现状的报道。在中国国内他是"社会的良心",而在中国之外,他则是这个国家最值得尊敬的人物。"中国最好的调查性记者,或许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写过《长征》一书的哈里兹伯格这样说。
"他在中国的地位和东欧知识分子相似,比如哈维尔式对于捷克,他没有权力,却对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Merle Goldman在《纽约书评》上这样评价。迷恋英文媒体的年轻一代或许偶尔在二零零三年的一期《时代》上看到Liu Binyan这个名字,它出现在"亚洲英雄"的名单里。
但很少会真正留心,他太陌生了,也太老了,那期杂志的封面是周星驰——他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我没有资格嘲笑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一直到两个月前,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刘宾雁的书。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相遇,这本书既不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人妖之间》或《第二种忠诚》,而是他一本讲演集,用英文出版。演讲集有这样一个标题《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希望》,除去"非常的八十年代",我再找不到更好的形容。
一九八八年秋天,刘宾雁受邀在哈佛大学讲演。倘若不是一年前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次美国之行或许还要推后。这已是他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上一次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他因撰写两篇报道而被打成右派,开始了二十二年的半流放生涯。
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曾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与其说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不如说它出于一个年轻人的单纯与狂热,和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便越是富于吸引力。"在他开始为中国共产党组织进行地下工作的一九四三年,他仍会在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热泪盈眶,并冒险收听重庆电台。国民党是抵抗运动的象征,但比起共产党,它始终缺乏"一个纲领,一套口号使青年人热血沸腾"。他日后感动中国的才能和给他带来个人灾难的性格,在青少年时期,已展现无疑。他有能力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牢牢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他也是个"嘴上不设岗"的人,坦诚的说出所思所想;他对自由的渴望从未减弱,本能性地反抗僵化和教条。
一九五一年,他加入了《中国青年报》。但他的才华却没得到展现。此刻的中国仍沉浸在一个新政权建立的欢乐之中。一种未经思考、却被本能接受的观念仍占据着大多数人的心——"中国土地上的一切污垢和伤痕,似乎都是国民党制造的;中国共产党则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是正义、真理和光明的化身","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它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