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批判蒲鲁东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原初视域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原初视域(9)_理论综合_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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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不是一个具有现成答案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晚年恩格斯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研究的指南而不是构造体系的方法,我们称其为历史科学,但这一科学性质仅仅是指核心方法论而言的,而不是说它在细节上已经很完备。它的不完备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关键的概念缺乏精确的定义。因此,在我们描述和运用这一科学的核心方法的时候,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便是概念的精确性,而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则又是最显著和典型的。

由于这一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诉诸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或在理论上“正本清源”,绝不意味着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表述,而是澄清他们分析意识形态的基本方法论要求和基于这种要求对今天的意识形态进行理论干预。

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正确处理两类问题:首先是19世纪末以来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经验和当代的复杂局势;其次是在这种历史经验中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这两类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干预世界历史而产生的,又是它自己必须加以分析的。分析它们的语境与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提出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的语境是极不相同的。

本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初视域,便是试图在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中澄清意识形态理论回应的基本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回应这些问题的基本方向。毋庸强调,这正是我们今天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言说的基础。因此,在这里,我们进一步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实践从三个方面简要地展开他们在为我们回应上述意识形态问题打开的基本方向。

(一)新的知识学实践和革命实践,必然包含着需要持续的意识形态清算,而这取决于对不同阶级和派别具体政治表现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问题加以讨论,前文已述,是在新的历史观形成之初。这具有双重的意味:一是基于新的历史观阐明历史变迁的客观逻辑和实际推动历史进步的道路;二是确立自身科学地位的需要。在这两个方面,意识形态问题都显著地存在,但它们又并非完全一致。在前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2](P92)

人类“解放”不是思想活动而是由历史关系决定的历史活动,而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主张的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旨在推动的共产主义运动亦包括对既有意识形态的清算,这便是上文所言的实践难题。不过,在新的历史观诞生之际,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自己曾经分享过的黑格尔历史观作为意识形态来清算,但他们并没有把意识形态清算作为直接的任务。

在他们看来,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2](P95)。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听到某种经济决定论的回声,恩格斯后来检讨类似的问题,其目标便在于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在另一方面,如科学史上的普遍经验一样,新的历史观一经诞生便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的纠缠,不仅是蒙骗无产阶级的民主派、自由派、波拿巴派等各种资产阶级的空谈,而且在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空想,这些都构成无产阶级运动的意识形态障碍,在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纲领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必须完成清算它们的债务。

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同蒲鲁东派、巴枯宁派、拉萨尔派等许多工人运动中的宗派进行过艰苦的斗争,也正是在这些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面旗帜出现的,并最终成为第二国际时代的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

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清除统治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走向成熟的必要手段。

因此,从政治学角度来说,这些斗争亦给马克思主义自身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如何在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上说清意识形态问题。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留下完整而成熟的见解,这就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斗争留下了一个政治学课题。

我们看到,十月革命成功与第二国际破产之后,卢卡奇和葛兰西在做历史回顾时,一个把阶级问题作为重点发展了阶级意识理论,另一个则把国家作为突破口发展出霸权理论,两者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