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回忆录 李宗仁回忆录如何篡改史实?
何成濬日记中说的二十九军、六十七军,皆为川军,正是万耀惶口中所谓的“杂牌部队”。李宗仁对第五战区的原川军、西北军等“杂牌部队”可谓礼遇有加,自谓“推心置腹”。但其所图,则只是让杂牌军为自己所用,以对抗中央;至于这些部队祸害地方,李宗仁则坐视而已。
在回忆录中,李宗仁一方面回避所属部队军纪恶劣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指责“中央军的作战能力,均极薄弱,军纪尤坏”⑤。其实同在湖北,陈诚所属第六战区治下的鄂西,情况就好很多。陈诚在鄂西各地设立“军民合作站”,“对过往军队直接负责,这样,军队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对地方政府、当地民众胡作非为;军民合作站既代表军队向地方负责,又代表地方向军队保证。使军运畅通,安定了地方秩序,缓和了军民矛盾,达到了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战的目的。”⑥陈诚同时身兼湖北省主席,在鄂西实行各项改革,颇见成效。
为了佐证中央军的不堪,李宗仁还斥继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刘峙“胆小如鼠”、“极讲究场面”,并由此推断“所谓中央嫡系部队军纪的废驰,实在是相沿成习,所来有自,非一朝一夕所致。”李宗仁说,他“离开五战区不出数月,敌人便发动攻势,一举攻占老河口与襄、樊。”⑦
事实上,刘峙于1945年2月25日抵达老河口,3月日军就发动了对豫西、鄂北的强劲攻势。此时因为李宗仁将大部分幕僚带往汉口,刘峙身边仅有两三个参谋人员,指挥战事颇为不便。⑧此后襄樊两地失而复得,老河口则在4月8日被日军攻陷。
似是为了回避这一敏感时间点,以推卸个人责任,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几次三番篡改自己自五战区离职的时间:“我自从抗战初期起时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起,至三十二年解职时止,凡六年之久”“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委员长忽然将我自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⑨,将自己的离职时间说成是1943年9月。
对此,有学者明确提出质疑:1945年3月“参战部队是第五战区部队,部队战斗力差与刚刚卸任的长期担任司令长官的李宗仁的训练有无关系?而且各军布防大多照旧,刘峙还未来得及对原来的部署作大的调整,大战即发,连连失误,那么原司令长官的部署和作战计划有无疏漏或不严密之处?”所以李宗仁在回忆中将“卸职、接任的时间提前1年多”,不免让人觉察到其“有意回避之嫌”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