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广电前台长周莉:“百亿大台”的台长之道

【提要】2003年4月30日,52岁的周莉从工作了7年的南京广播电视台调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任台长。这一调任在江苏历史上尚属首次:从来没有发生过市台台长调任省总台台长的先例。

懂得如何调动创作者个人积极性的周莉有尊重个人价值的一面,慎独、重视系统思维、深入研究体制规则也让她能和体制打好交道。

作为国有传媒机构的领导,江苏广电总台前台长,遵守国有体制运转规则和尊重个人价值追求的矛盾统一一直同时在周莉的台长生涯中,有惊无险地共存。

直到2013年离岗退休后,周莉对平台与个人的关系有了更复杂的认识。

百亿,“她很要强,心也大”

今年8月,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前台长周莉和江苏籍导演胡玫在扬州聊天。胡玫说起周莉在位这10年来江苏卫视从全国落后上升成全国“保二争一”时,夸了一句,“哎呀,没有江苏卫视这个平台哪有孟非啊。”

如果是在两年前,周莉从未细想过只讲平台成就这句话有什么偏颇。1951年出生的周莉一直是体制内的人,从基层干部做到省台台长。体制内的教育一向如此,如果做出成绩,大家都归结为这个平台好,什么人来干都一样,你的机会是平台给的。

直到2013年,她离岗退休去民营企业调研学习,这句在体制内已经听惯的话却让她感受最深,她现在觉得平台与个人的关系要辩证地看。

2003年4月30日,52岁的周莉从工作了7年的南京广播电视台调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任台长。这一调任在江苏历史上尚属首次:从来没有发生过市台台长调任省总台台长的先例。

江苏总台由原江苏电视台、江苏有线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等20多个单位整合成立。当时,虽然江苏省经济位于全国前列,省电视台的排名却是落后的,而由周莉执掌的南京电视台则在全国城市电视台中处于一流地位。即使省市两个台在同一个城市竞争,省台有时也落于下风。

周莉从没想过离开南京台,那时她对平台的忠诚和一种在其位谋其政的情怀融在一起。有的官员到了一个地方就想去更高的位置,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多是考虑有利于提级,但周莉更看重的是不断倾注与陪伴对一个地方的意义。

形成这种为官意识是在30多岁时,她第一次去华西村,被打动的重点在于:她看到一个人如何把一生的时间用在一个村庄里,不谋求更高官职,只是把这方小小的天地做到它的极致。她因此立志要把南京台打造成一流的城市台。

那时,为跟省台争抢好的电视剧片源,她曾集合江苏省13个市级台组成了购片联盟,并且为这个联盟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购买电视剧的成本,南京台独自承担了50%。购片联盟设立了一个共同审片组,买回电视剧,13个市级台同时放。凭着13个电视台提供的资金和话语权,周莉购买了大量的优秀电视剧,“一年52周,多数周冠军都是她们南京台承包,那就把省台逼到墙根儿上了。”

时隔多年,曾任江苏电视台副台长,跟周莉当时正面竞争过的凡兵,谈到当时的竞争情况,依然情绪激动。受此启发,全国一些市级台彼此之间也联合起来,经常交流节目,互相扶持,每年还搞一些全国性的互拍,“当时周大姐、周大姐的在全国的市级台里头,那是赫赫有名。”

“所以我说人没有前后眼,5年前她是我的竞争对手,5年后她是我的顶头上司。”凡兵笑着回忆。但更感到意外的是当时跟周莉结成联盟的市级台们,他们很快发现周莉由盟友变成了竞争对手,周莉立刻站在省台立场,快速提高全国市场占有率不可避免地挤压了市级台的生存空间。

市台反击的结果,最终导致苏州台、无锡台、常州台、南通台,4个最厉害的市级台,联合起来拉掉了省台的节目,除了保留省台一套之外,其他频道的节目无法在该市落地播出。

省台有人提出停止向市级台分销电视剧,实行制裁,但这样势必造成矛盾激化,周莉代表省台与市台反复沟通,也没有形成解决方案,无奈只能向有关管理部门汇报事态发展。

广电总局给出评价,称“市级台这种行为违规、违纪、违法”。因为当时市台办有线网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转好中央台和省台的节目。最后由省分管领导出面,约谈了4个市的常委宣传部长和广电局局长,要求恢复转播。

虽然这次危机解除了,但无疑,省市台的竞争关系无可回避。周莉向省委省政府汇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次之后,江苏总台带头推进网络整合,并投入15亿现金参与省网络整合,大部分市县网纷纷加入,2008年成立江苏有线网,今年4月实现上市。不仅江苏的广电业整体升级换代,而且,各台成为大网的投资主体,分享大市场大用户的利益,就不会再把焦点放在违规屏蔽中央和省台频道落地上。

这时再回头看近10年前的那次危机,周莉觉得,如果能有办法变危为机,化竞争为竞合,就破局了,就不是在零和博弈中狭隘竞争,而且,国有单位之间的竞争也不是适合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怎么破局,的确需要战略格局和专业智慧。

“她很要强,心也大。”曾任江苏总台电视传媒中心副总裁的张红生回忆,“她刚到我们台的时候,产值才6亿,她就已经跟我们说,多少年之后我们要达到50亿,多少年之后达到100亿,当时我们就觉得非常诧异,这可能吗?”

10年之后,周莉带领团队,创造了江苏总台的“黄金十年”,留下了一个“百亿大台”。

尊重,“你一定要把每一个人当作有独特个性的存在”

与市级台的竞争风波过后,周莉逐个儿去市台拜访,缓和关系。凡兵跟周莉还是竞争对手时,就发现周莉待人接物有个特点:工作上虽针锋相对,但能帮忙的地方从不推托。

“她不是那种只认利不认义的人。她是1951年出生,就是老三届。我们老三届的插队知识青年当年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尽管当年我们也不过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凡兵说。

说起老台长懂人情,坐在南京中山陵山中茶楼里的孟非想起自己有一次因为在新闻节目里把话说得太重,造成了某个政府部门较大的误解。事发后没有人找孟非,孟非以为过去了。很久之后,他才从台里经管办主任那里听说,出事后,周莉带着有关中层干部多次上门道歉和沟通,孟非回忆,“你想这些事儿……周台一个字都没跟我说。”

孟非以耿直和善恶分明著称,但也有重感情的一面,他感慨周莉明白,如果不说,他会给自己更大压力,“她很清楚。”

2007年江苏卫视大型选秀节目《名师高徒》第一季现场,由孟非主持。孟非从后台慢慢、慢慢地走,走到台前,说出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今天开始,你们将看到一个全新不一样的江苏卫视,我们将会给你带来全新不一样的节目。

那是周莉力主景志刚担任江苏卫视频道总监后的第一个大型节目,开场白由两人共同拟定,代表了他们当时坚定的信念,勇敢地向公众展示自己的决心:要把江苏卫视打造成全国一流的卫视。

在孟非这样的一线工作者看来,周莉懂得调动创作者积极性。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深入一线以身作则。在南京台,周莉就明白陪员工一起加班能给员工带来的心理支撑。周莉知道年轻人的心态:他们多数都是70年代以后生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非常讲究平等。我就在那儿待着,他们发现你其实也在这儿,心理上就舒服了。

懂得聆听是周莉与创作者打交道的一个优势,好几个人都说周莉的表达能力不算特别强,但特别擅长倾听。

当年《名师高徒》做直播,晚上结束后,她跟所有人一起开会,谈论当天的直播。无论多晚,从技术部门到艺人统筹,甚至实习生,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这样的会议通常会开到凌晨2点,有时更晚。周莉永远最后一个说话。

有些副台长还会提醒“简短点”,但周莉从不打断对方,只是埋头记录。在一个原本官僚风格的电视台,当年轻人看到自己的话被认可和听进去时,他会特别受鼓励。

当年因为新闻类节目《南京零距离》要直播到晚上7点50分,有9年,孟非家里年夜饭要8点半才开始,“人家都差不多吃完了,我们家才开始”,孟非说。但在9年里,让孟非印象深刻的不是全家团聚,而是他录完节目,换身衣服下楼,就能看到年年等在食堂的周莉。

那是周莉来了之后给江苏总台带来的一个传统,每年年三十从下午5点,她就在食堂带着分管的几个台长坐在那里,摆上几桌饭,流水席,哪一个节目录完了,就到这儿来,周莉就敬大家一杯酒,对他们这一年表示感激。

孟非8点坐下来,跟周莉聊一会儿,喝两杯酒,然后回家,有时陪周莉一起等的还有她老公,周莉也要吃年夜饭,她就把老公带来在台里吃。「她等到所有的节目都录完了,散了,回家,一直都这样……就陪一个栏目一个栏目的人来,每次都是。」那种家庭氛围让孟非至今怀念。

江苏台有一种普遍的文人气质,可以归因于周莉懂得如何跟知识分子气质的员工相处。周莉说这来自她90年代初担任南京文联书记的经历。周莉那时便与毕飞宇、苏童、朱苏进、范小青、陈大羽、尉天池、亚明等文艺大家相识,那时是中国知识分子气质最浓的时候,文联几乎全是个性十足的知识分子。

和他们打交道过程中,周莉认识到最多的也是知识分子对尊重的需要,“你一定要把每一个人当作有独特个性的存在。”周莉说。

周莉记得,当时有个著名的书法家,艺术造诣高,但也很有个性,对不合口味的人比较计较,容易跟别人闹僵。

“我就感觉到,你要改变他很难的,他的长项就是他的书法,他代表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的流派,我不如给他配一个善于协调的秘书长,就对外做一些公关协调的秘书长,然后他去专心在书法上。后来我就在想啊,有的艺术家特别有才华,很可能在其他方面不擅长。我与其花很大气力改变他的短处,我不如发挥他的长处,然后发挥其他人的长处规避他的短处。”周莉回忆。

空间,“她把体制最善的一面呈现给了我们”

从目标到结果之间,存在无数步骤。

2005年的“五一”假期,时任综艺频道总监的张红生本来要跟朋友在家烧烤,结果周莉带着一群业务骨干浩浩荡荡到了他家里。漫无边际地谈论了当时各个电视台都在火热进行的唱歌选秀节目,谈到此时此刻江苏台不能缺席。绕了半天,周莉提出:希望张红生来做一个选秀节目,放在卫视频道播出。

当时,综艺频道自身还有不小的目标考核压力,再腾出人手为卫视做节目,张红生是有顾虑的。张红生问:“有没有指标要求?”周莉说:“没有指标要求,只是表明一个态度:我们来了。”张红生答应了。随后进入研发的过程,确定要做《绝对唱响》。

当时江苏卫视在全国的收视率大概在0.2左右,随着这个节目慢慢上升至0.5、0.6,这时周莉提出:“收视率能不能进省级卫视周排行前十?”等进了前十之后,周莉又提出:“能不能进前五?”接着就是前三。

然后有一天周莉说:“我们总有一档节目要拿第一吧?”已经拼到筋疲力尽的张红生开玩笑说:“拿第一很容易,我从正在盖的广电大楼上跳下去就行了。宣传做出来,直播我跳楼,肯定拿第一。”

周莉笑答:“嗯。可以。”

“他没词了,他以为这样发嗲,领导会说,行行,不拿第一也没关系。但周台根本就不说这句话。所以他只好回去拼命做,为了荣誉,也为了领导的信任。”曾经参与目标考核的曾继媛回忆,“但周台把全台最好的资源都调来给他。周台平常一分钱都算着花,但是到这个阶段,她说你先不考虑预算的事。你把这山头拿下来,你要多少粮草我给你多少粮草。”

最后,《绝对唱响》果然在总决赛时,收视率冲到了第一名。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仅使这个团队了解到了大型综艺节目的制作方式,而且感受到了成功的快乐。“在那之前,我们都是十几名,没有做过第一的时候,你不知道做第一需要什么以及是什么感觉。做过了你就知道了,原来成功是这么来的。”曾继媛说。

跟下属确定责任和目标,最重要的是每年年底签订“目标责任书”,周莉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目标考核小组”,这个小组被戏称为“挖坑队”。它的工作内容是研究拟订总台每个部门明年的目标,报总台党委决策,并请负责人签字承诺。目标的制定会经过长达百日以上的内外调研和上下左右的反复讨论、反复测算,但一旦形成决策,很难受任何局部部门意见的左右,本质上,它是总台整体意志的体现。

作为曾经的江苏卫视广告部主任,龚立波每年都要跟“目标责任书”打交道。2007年到2010年,目标涨幅巨大。“有一年,先是从目标考核小组传来消息,说要我增长10个亿。我就很愤怒,为什么是10个亿?这个目标是怎么制定出来的?”

随后,针对这个目标开研讨会议,“我就开始讲了,从经济大环境、竞争态势、收视率,都讲了,做不到,太高了,做不到。然后你讲着她听着。你讲的时候,周台绝不正面回应你。然后你就举个例子,你看,浙江台也很强势啊,怎么怎么。她跟你有对话也是探讨细枝末节,根本不跟你正面谈10个亿多还是少。那别人发现也是,谈到细节的时候她跟你交流,正面不回应。”之后散会。过几天再开第二次会,继续重复这一过程。

各部门负责人多数是男性,会议室烟雾缭绕,经常把周莉眼睛熏得睁不开,但她不吭声,也不阻止。如果大家依然有意见,就散会,过几天接着再开第三次。

龚立波开始觉得这样的会太没有效率了,到后来他才意识到这是故意的:这样的会议开过三四次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讨论怎么做,而不是做不做,在每次细枝末节的战术问题的讨论中,目标的实现方法基本上就出来了,目标也就这么磨来磨去定下来了。

景志刚说:“她把体制最善的一面呈现给了我们。有能力,没有机会,你一样一事无成。要有赏识你的人,看到你能力的人,尊重你能力的人,然后你才有可能做出成绩。”

在这种做事空间中,《非诚勿扰》制片人王培杰回忆说,“景台来管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做一个接一个的项目,从2006年底开始做,到2010年开始才有《非诚勿扰》。这中间不断尝试,带着焦虑和期待,艰难转型的孟非也主持了几个并不十分适合他的节目,包括《名师高徒》《证明》,这些节目虽然谈不上失败,但远远没有达到周莉和景志刚的期望。直到《非诚勿扰》,江苏卫视找到了最合适的方式。”

《非诚勿扰》集合了江苏总台擅长的“情感”和“民生”两大要素,离开《南京零距离》之后的孟非,也找到了发挥所长的最佳途径:将新闻主播的机智、对社会的见解切入相亲这个外壳下。

凭着这个节目,江苏卫视一举跃入全国卫视排名前列,与湖南卫视一争高下,每年给江苏电视台带来近20亿广告收入。从那之后,江苏团队每次出访美洲、欧洲、澳洲、非洲等地,一谈到江苏,当地华人马上就提到《非诚勿扰》。

平衡,“经常就像走钢丝一样”

2010年6月,正处于火热阶段的《非诚勿扰》将停播的消息开始流传。

现场女嘉宾马诺说出那句早就在网上流传了很久的“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成为导火索,愈演愈烈,之后就是央视连续几次痛批相亲节目,《人民日报》等也都跟上开始讨论和批评。上级领导机关召集几个有相亲节目的省局省台的负责人到北京,统一认识。

周莉回忆,当时场面严肃,周莉据理力争,她认为,我们来开会,开会就是一个沟通,我们相信你们能听进去,兼听则明。“对于正确的批评和意见,江苏台一定虚心接受,认真整改。也希望上级能够鼓励支持节目创新,给予创新节目整改的机会和时间。”

这一态度,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同。当时周莉引用了中宣部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读本,其中要求要在对多元价值观的呈现当中实现主流价值观的引导。

周莉表达的意思之一,“如果相亲男女呈现了多元价值观,我们要通过主持人和点评嘉宾来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引导。”

争取到空间之后,《非诚勿扰》开始进行整改,中宣部下发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件,《非诚勿扰》团队人手一本。请来江苏省委党校女教授黄菡加入,把控全场的舆论方向,中和现场主持孟非和嘉宾乐嘉的男性气质。在最严格的时候,《非诚勿扰》现场录像的同时有一个速记,把整场的对话打印出来,层层审阅,确保文本弘扬正能量,不出现导向问题。

《非诚勿扰》制片人王培杰回忆,“比如有个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相亲男士,他计算了一下《非诚勿扰》从报名到最后牵手的概率0.2%。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先是面试通过率,之后算牵手通过率,再算结婚,以及离婚的概率。

他提到了我国的离婚率是40%,当时我根本没有在意,但周台就觉得不合适,离婚率是40%,是不是官方发布的?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离婚率达到了40%,说明这个社会的家庭稳定性有很大问题。”最后这段话删掉,没有播出。

“我们做主流媒体要求很高,又想随着这个时代朝前发展,那么经常就像走钢丝一样的,如果钢丝很高,要走的路又很长,就一定要解决平衡的问题。”周莉说。

在江苏台,周莉高超的平衡能力表现在出品了《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一题材上有巨大突破的电视剧。

《人间正道是沧桑》原名《铁血恩仇》,这个剧本已经在市面上漂了两年多,都没有找到投资方。因为题材可能有些敏感:描写一个家庭中当国民党的哥哥、当共产党的弟弟,在时代的浪潮中起伏波动的命运和这个家庭的爱恨情仇。周莉觉得题材有新意,也写得非常精彩。但毫无疑问要进行大量的修改。

“我是觉得主题要定位不要打在国共关系血浓于水上,还是要讲共产党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国民党从执政党变为在野党,这样的历史大转折中有着必然性。要把这个作为主题。”

周莉从毛泽东诗词里找了一句“人间正道是沧桑”换了《铁血恩仇》,与编剧江奇涛协商,把第一男主角改为共产党员弟弟而非国民党员哥哥,并要片中最大牌的演员孙红雷饰演共产党的角色,大幅增加戏份,强化形象,把这个角色变成名副其实的男一号。

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票房失利后遇到融资难题,找到周莉。很多人劝周莉要慎重,她看了《让子弹飞》项目书之后,却有自己的考虑:“马识途是我党承认的红色作家,而且当时定的编剧朱苏进也是全国著名的军旅作家。在政治上应该是安全的。在这个大前提判断下,优秀导演就那么多,不投给姜文投给谁呢?”江苏台拿出了3000万。

后来《让子弹飞》上映后,有多种议论,九十高龄的马识途出来讲,这个改编作品尊重了他的原意,平息了不少猜测和议论。

周莉理解广电员工某种意义上也是公职人员,但又不是公务员。如何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更好地对员工激励一直是她探索的重点。

顾问公司好几次劝她台内工资改用薪点制,她都拒绝,坚持用绩效管理,也就是把员工收入分为工资和绩效两个部分。中层干部的基本工资与公务员的薪水一致,副处级就与副处级公务员的岗位薪水一致,处级与处级一致,这样不会引起系统性的失衡。

在绩效部分鼓励“多劳多得”“优劳优得”,这种办法符合公有制的激励原则,有利于奖勤罚懒,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绩效考核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我都不知道谁能拿多少。关键是在做游戏规则的时候,一定不要想着谁能拿多少。我用年初定指标,年底兑现的方法。否则,到纪检部门就说不清楚了。”

慎独,“为她好,也为各位好”

“我是体制内走出来的人,我对它有刻骨的理解。”周莉说。

周莉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均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任校领导的父亲公私分明。父亲去世40年的时候,周莉在家庭微信群里还提到关于父亲的记忆:

“印象好深哦。”周莉说。

母亲也是老师,在工会当主席。那时候单位经常会集体去买一些食品来分发,周莉记得母亲把这些账目都记在她的本子上,一分钱两分钱都记得很详细。

家庭教育造成了周莉的慎独和界限感,使周莉在体制内被迅速辨认出来。

1970年代周莉在乡里当团委书记,上级派来的清查“三支一宕”工作组发现,公社机关干部中只有周莉一人5年内就因为是从来没有找公家借钱借物的唯一一个人,就把她调到财务党委区财办去当秘书。

当时买烟酒等实物还需要酒票证,有一次周莉负责一千张瓶酒票的发放。一年后有一天财办主任来找她询问这一千张计划酒票的去处,她迅速拿出了单子,上面记得清清楚楚,跟所有人的记录都能对上。

就像她的母亲一样,她以这种本能的严谨条理性获得了信任。这件事很快被区领导知晓,同时因为她经常在报刊纸上发表文艺评论,她因此被调往区文化馆担任馆长。

“我现在在想,这一生有时候你做一件事,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它起什么作用。”这让周莉很好地从系统角度思考问题。

《综艺》杂志采访周莉时,把周莉归结为平衡的大师,认为周莉的管理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她按照体系的规律,而不是单纯地靠业绩或者目标做事,她能体察到令体系变化的那些微小因素。另一方面,这也让周莉发现体制其实是很“苛刻”的,它不但要求你要有业绩,还对品德和党性有严苛的要求,甚至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任职期间,周莉遇到过不少危机,对她也是考验,凭她的按规矩办事和慎独度过了危机。南京台的新大楼封顶后,独立演播大厅发生脚手架坍塌事故,现场两人死亡。

周莉当时正在上海参加电视节,听到消息后连夜往南京赶。回来之后立刻被领导叫去谈话。再三跟她确认:工程有没有公开招标?有没有违约赶工期?有没有通过关系提供施工材料?是否跟开发商之间有个人利益关系?有的话,今天讲出来是跟组织交代,将来查出来就是违纪违法。

周莉十分确定:“这些都没有。不但没有利益关系,连人际关系都没有。”最后经调查,是施工部门脚手架偷工减料施工不当造成的。

周莉跟凡兵说:“人呀,有时候一辈子也就是关键几步,千万别踩错,否则后悔莫及。在你想不到的时候,踩错的这一步会冒出来,改变整个人生轨迹。”周莉跟凡兵说这话,因为凡兵在江苏台分管广告和电视剧购销,而这是广电行业容易出现问题的“三大黑洞之二”。凡兵问周莉:“你有什么吩咐我的?”

周莉告诉他自己在南京台的坚持:”第一,绝不违规直接签任何合约;第二,绝不违规干预应该由底下人签的合同;第三,绝不违规和客户发生任何个人利益关系。”

凡兵在2008年退休。“我一直按照周台的说法来做。我也坚持不干预具体的广告。每年定指标,什么可以减免,什么可以打折,打到五折应该是什么人签,打到三折应该是什么人签,打到二折的时候必须是我签,我要审,审完之前给我讲清楚什么理由。

然后建立了整个广告的合同管理,给了周台一个密码,给了我一个密码。我能够随时随地地调出广告进出多少钱,签了多少合同,广告卖了多长时间,做的都是什么样的广告。还有电视剧也是,不干预具体电视剧购销。我就管收视率,管平均价格。”

周莉的谨慎与严格,也体现在她的私人生活中。有一年,她的母亲去世,她并未告诉大家,后来台里后勤部门的人知道了,就告诉了台里的领导。凡兵就去祭奠,并给了周莉的弟弟2000元钱。丧事处理完毕,周莉委托总台办公室将每个人的钱都如数返还,并跟各位讲:周台说了,一是谢谢。二没有别的意思,为她好,也为各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