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新宇徐海东 张云逸:对徐海东反毛泽东传言勃然大怒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几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不能一如既往地工作了,这大将的军衔还是授给别人吧。”毛泽东称赞说:“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老成持重,威望颇高。”
在党内多次的斗争中,父亲凡事有自己的思考,并且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父亲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是没说。虽然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心里有数,在政治上不幼稚。
可见,父亲是很有原则的人,有自己的思考,不会人云亦云。
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带了一个排阻击了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打了一天一夜。毛主席问他用的什么招数?汪东兴说是游击战,红大的时候张云逸给讲的。毛主席感叹道:“那个时候我正在‘下放’,上面强调的是正规战,竟然还有人在讲我的游击战术呀!” 1931年,临时党中央搬到苏区,父亲是副参谋长。当时李德等人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以“正统”身份否定游击战。当时,父亲在红军大学讲课,讲的内容正是游击战。
1936年末,父亲到延安。当时父亲去红大听课,每次去收获都很大,毛泽东的课每课必听,但是博古的联共党史,父亲没去听。
对于人民公社、大跃进父亲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一次,大约在1959年,我放学回家,听见邓子恢叔叔和我父亲在客厅说话,我听到了说“人民公社、大跃进是胡闹”这样的话。
邓子恢私下被人称其为“老右”,指的是他偏重于实事求是,这个和父亲比较相似,所以他们成为了比较好的朋友,邓子恢经常来张家串门聊天。
1966年“文革”开始时,父亲已经74岁,不再担负党政军的重要工作,因此他没有被流放、坐牢,侥幸得以保全。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文革”很不理解,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父亲处境也非常困难,但他没有屈服于当时社会的压力,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怕被扣帽子,坚持原则,毫不让步。在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时候,他依然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有一次,有人说徐海东是黑后台。我妈妈在饭桌上讲“听人讲徐海东反毛主席”,父亲听了后就勃然大怒,把筷子都摔了。父亲说“你们懂什么啊”,然后不吃饭转身走了。
父亲认为要坚持“没有搞清楚就是没有”的原则,不能枉杀无辜;在整风运动中,一个同志犯了错误,组织上要枪毙他。父亲说:“让他当伙夫去,还是不要杀的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从北京扫地出门到广州从化。父亲说:“想出来当个公社社长也好啊,干点实事……”
“文革”中,“造反派”到处抄家,父亲就在桌子上摆了两块手抄的毛主席语录牌:“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另外一块牌子上写着:“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此后,凡是“造反派”来家里闹事,父亲就先念语录,然后回答问题,造反派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由于父亲曾经做过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掌握着不少党内的检举信和揭发信,“文革”中“造反派”曾问他索要,但被父亲拒绝了。
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建议要设国家主席,会议第二天,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定的《论天才》的材料,试图让华北组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庐山会议上,父亲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他一直没有发言。有人和父亲说,你发言吧,再不发言就晚了,最后父亲也没发言了。当时,每天都有会议简报。第二天主席发言了,发言的都做检讨,人家都去写检讨去了。父亲不是风一来,就去跟风的人。
1980年代,当时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来家看望我母亲,那次我在场,余秋里很动感情地跟母亲说,他“文革”的时候住院,敢来看他的人很少,但父亲专门到病房去找他聊天。父亲就是这样一种人,不会说你不得势了我就不理你了。
